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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土地人物图 ——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式写真
陆上丝路的“孤本”
2018年春节联欢晚会上，一幅名为《丝路山水地图》的长卷惊艳亮相。它以中国青绿山水的形式，描绘了明代中叶陆上丝绸之路的辽阔地域，被媒体和观众形容为“旷世奇珍”。
这幅地图的原名叫做《蒙古山水地图》，大约在上个世纪30年代流出国外，此后一直收藏在日本著名收藏机构藤井有邻馆中，秘不示人。直到2000年，才由中国收藏家斥巨资购回国内。此后，几经周转，又于2017年被捐赠给故宫博物院。
《蒙古山水地图》的回归，填补了中国古地图的一个巨大空白。
举世公认，中国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也对经由这条路线形成的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做出了巨大贡献，不过令人惊讶的是，在清末之前，却几乎没有表现陆上丝绸之路的古地图。
唯一的例外，就是明中叶绘制的《西域土地人物图》系列。仅目前了解，这个系列至少存在三个绘本和两个刻本，《蒙古山水地图》正是其中之一。不同版本让人眼花缭乱，名称、绘制方法和细节上均有种种差异，但绘制范围和主题内容则相当近似。不过大名鼎鼎的《蒙古山水地图》，在名称、绘制年代等方面尚存诸多争议，而且绘制内容也仅从嘉峪关到“天方”(今沙特阿拉伯麦加）。其他几幅地图，则向西延伸至鲁迷城（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几乎涵盖了陆上丝绸之路的全部范围。其中，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彩绘本《西域土地人物图》，无论是从内容还是制作的精良程度上，都尤为珍贵。以下所讨论的《西域土地人物图》，皆指此图。
三个绘本
1、原藏于日本藤井友邻馆，近年购回中国的《蒙古山水地图》
2、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彩绘本《甘肃镇战图略》所附的《西域土地人物图》
3、意大利地理学家会藏《甘肃全镇图册》中的《西域诸国图》
两个刻本
1、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马理主编的《陕西通志》中的《西域土地人物图》
2、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成书的《陕西四镇图说》中的《西域图略》
（图1）
（图2）
异域殊俗与汉人移民
《西域土地人物图>与《蒙古山水地图》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前者多了大量人物风俗的描绘。比如（图1）中，能够看到缠头的回回、辇帐中接受跪拜的贵族，方形、椭圆形等形态各异的城镇，等等，展现了以穆斯林为主的西域族群格局。不过，丝路上也不乏“汉元素”，比如一些以中文命名的城镇，如沙家城等，（图2）中的“天方”，是对伊斯兰教发源地麦加的中文称呼。左图中则有两个“俱汉儿人”的城市，提示这里乃西迂汉人后代的聚居区，展现出丝路上东西方的双向交流和互动。
若比较《蒙古山水地图》和《西域土地人物图》，会发现前者非常中国风，用得是青绿山水的表现形式，而后者则颇有些异域气息。这或许归功于上面大量点缀的人物和动物。画中人物衣冠服饰和形象多种多样，或骑马疾驶，或手牵骆驼，或在耕种田地，或席地而坐，甚至有的牵着一头狮子……总体来讲，是以穆斯林为主的中亚、西亚族群。不过若仔细观察，图中若干城市的名字旁，却多了一行字，提示那里住着特殊的居民—一汉人。
怯迷城（今伊朗克尔曼） “外有四族蕃汉”，文谷鲁城（今约旦安曼西南）、撒黑四寨（今叙利亚阿勒颇东北的撒黑）、菲即城（今土耳其小亚一带）、鲁迷城（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俱汉儿人”。
当然，我们很难相信，堂堂奥斯曼土耳其的首都鲁迷城都是“汉儿人”。不过若结合附在此图后面、类似于图说的《西域土地人物略》，则会得到更精准的说法：“有缠头回回及汉儿人，有通事。”可见，图中标注或许是笔误。文谷鲁城在《人物略》中则是“俱汉儿人，蓬头带（戴）帽儿，种旱田”，补充了关于土地风俗的信息。
所以，综合《西域土地人物图》及其图说《西域土地人物略》，我们可以勾勒出一个有趣的画面：在鲁迷等外国城市中，居住着大量的汉人，他们有的是单一民族聚居，也有的与当地穆斯林杂居。不过，这些汉入从何而来，又因何而来，图文中均找不到更多的线索。对此，学者席会东曾结合其他文献，作出过推测。
首先是在明万历的《肃镇华夷志》等文献中，曾提到一件边境汉人西逃的往事。事件发生地在威远城（今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航天镇）。咀洪武年间，朝廷曾在河西走廊一带设威远卫等卫所，用来防御北方鞑靼人，屯田战守，兼理地方。威远城正是威远卫的治所。
不过到了永乐年间，这里的汉人却因误了农时税期，担心政府追究，而选择远遁西域。尽管明廷曾设旗招抚，但效果甚微。威远卫终因入口流失而遭到裁撤，并入镇夷干户所。
离乡去国的汉人究竟到了哪里？《肃镇华夷志》又道：“威远汉人，今在鲁迷地方。穿衣戴帽与夷不同，衣制同中国。穿则襟治于背后，网巾同汉人；戴则悬圈于额前。养食猪犬。与回夷处，多不同俗。”
无论是“鲁迷”，还是“衣制同中国”，都与《西域土地人物图》及图说中的信息吻合。所以那些居住在“鲁迷”等地的“汉儿人”，很可能就是从中国河西走廊__带的威远城迁移过去的汉人后代。他们依旧穿着故国的服饰，戴着故国的帽子，畜养并食用猪肉，与当地穆斯林风俗迥异。这或许就是丝绸之路上一部分“汉儿人”的来源。
除了汉人聚落和穆汉杂居地外，点缀于丝路上的城市名字，也不乏“汉元素”。这些名字大多是当地民族语言的中文音译，但也有部分名字，是用汉字表意的，比如石城儿、天方国、巡检司、沙家城等，彰显着明朝中原地区与西域的密切交流。
于是，在这幅以穆斯林为主、多元族群杂居的丝路画卷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异域殊俗，也是有趣的互动交流，是一种东西方间的双向交流。
（图3）
（图5）
虚实结合的丝路建筑
《西域土地人物图》中的建筑表现形式，虚实结合。比如（图3）中的明朝嘉峪关，描绘为中国经典的关楼样式，与现实情况相距不远。而（图4）中的望日楼和（图5）中的马儿黑纳，这两个中亚建筑，却被画成中式。望日楼是帖木儿帝国撒马儿罕城东北郊的兀鲁伯天文台，据文献记载，乃是—座三层圆形建筑物，是当时伊斯兰地区最好的天文台之一，与图中的汉式建筑完全不同。
除了点缀其中风情各异的人物外，《西域土地人物图》上的城市聚落也十分丰富，其地域范围涵盖了中国、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埃及、土耳其等亚、非、欧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其表现区域和表现内容均超出了绝大部分存世明代文本文献的记载。
图中丝绸之路沿线聚落的相对位置，与实际情况基本符合，在古代中国的域外地图中十分难得。不过若仔细观察图中的建筑形式，却有些令人疑惑。比如图中有大量类似于庑殿顶式的建筑符号，这显然是汉地的建筑。《蒙古山水地图》上更为突出，其对城池、关隘的表现，完全是中国式的。
最典型的是撒马尔罕北侧的“望日楼”。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彩绘本的《西域土地人物图》中，它被表现为红色的有着中国式屋顶的，高台建筑，而在《蒙古山水地图》中，则彻底变成中国式的楼阁建筑。
但所谓的“望日楼”，实际上是被称为“兀鲁伯天文台”的天文观测建筑。它的建造者，是帖木尔帝国创建人帖木尔大帝的孙子，著名天文学家、撒马尔罕的统治者兀鲁伯，建造时间大约在1428年至1429年。
这是当时中亚最大的天文台。据记载，它是一座三层圆形建筑物，建有长达40米的
大理石六分仪和水平度盘，用于天文测量。借由这套当时伊斯兰世界先进的天文设备，兀鲁伯重新确定了古希腊学者托勒密记录的大多数星辰的位置，由此形成的数据，在此后大约两个世纪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因此，图中这个有着中国式屋顶的高台建筑，其形象与真实的兀鲁伯天文台相去甚远，应是根据想象绘制而成的。
这正是中国古代地图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在对地理要素的相对位置进行写实性的描绘之外，在地理要素的呈现形式上，则会根据需要进行“想象”，可谓虚实结合。
这样“虚实结合”的地图，在今人看来或许不够科学。不过它以传统特有的表现形式，彰显着明代中后期中国人对于域外浓厚的兴趣及丰富的知识。而当那位无名画师绘下这幅长卷之际，西方的地理大发现早已在轰轰烈烈的展开之中，世界正快马加鞭地进入海洋时代。于是这幅地图，也成为那条辉煌了两千年的陆上丝绸之路的最后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