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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陕西考古纪事

2020-2-12 20:54| 发布者: 文心雕龙| 查看: 450| 评论: 0

摘要:   1943年1月29日,离旧历新年还有7天,一辆属于西北公路局的汽车从兰州出发,在黄土高原的沟壑梁峁间向东南缓慢穿行,两天之后,才到达300公里之外的平凉。在这辆车上,坐着一位41岁的中年人,他就是后来著名的考古学家石璋如先生。  石璋如原是由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馆筹备处、中国地理研究所等三家机构合组的西北史地考察团的成员。考察团在考古方 ...

  1943年1月29日,离旧历新年还有7天,一辆属于西北公路局的汽车从兰州出发,在黄土高原的沟壑梁峁间向东南缓慢穿行,两天之后,才到达300公里之外的平凉。在这辆车上,坐着一位41岁的中年人,他就是后来著名的考古学家石璋如先生。

  石璋如原是由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馆筹备处、中国地理研究所等三家机构合组的西北史地考察团的成员。考察团在考古方面的主要对象是敦煌,但冬天的敦煌过于寒冷,不便田野工作,于是他们拟定了一个新的计划,即由兰州出发,先向东北走,转个圈子,沿途调查泾河、渭河、汉水、洮河等流域,最后再回到兰州。原计划工作四个月,没想到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才完成了工作的一半,仅仅调查了泾河、渭河流域,而汉水、洮河两流域根本没去,即返回了因抗战而撤退至四川李庄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到达平凉之后,本计划以平凉为中心,在陇东地区调查,借以考察其与宁夏旧石器时代遗址之关系,但天降大雪,山川尽白,短期内难以消融,遂于2月2日东行至陕西邠县。此时正值旧历年关,不便乡间旅行,仅在城关附近调查。

  2月9日,春节过后第5天,即开始了田野调查。9日至龙高,11日转往公刘墓,14日至旬邑,17日转返坡头,18日至新民,21日至北极,23日至长武,27日至大佛寺,3月1日又返邠县。在邠县、旬邑、长武三县共得遗址24处。

  3月13日至乾县,15日至礼泉,20日至西安,此行的目的是考察周秦汉唐诸陵墓,在遗址方面并无所获。

  从年初以来,泾水流域的调查,仅石璋如一人单独从事,故工作进行诸多不便,为时短而所获少。目标以史前遗址为主,兼及周秦。泾水流域的古代遗址,相当稠密,凡汲水方便而无水患之处,几乎都能发现。仅通过调查的初步认识,感觉它是解决中国史前及古史问题的一个重要地带,其重要性,远在甘肃洮河流域之上。

  此后雍渭调查,有王世民协助,测量绘图均较前容易得多,为时长而所获亦多。渭河流域,范围更广,上起渭源,下迄潼关,流经甘陕两省凡20余县。调查目标,拟以周都为主,兼及与其有关的遗址,并寻找经史所不载的先民居住遗址。足迹所至,仅限于长安、鄠县、武功、扶风等处。

  5月间开始渭水流域调查,1日至斗门镇,9日至秦渡镇,18日至鄠县,29日返回西安,共调查遗址12处。渭水流域之遗址,较泾水流域更为密集,由长安沿渭水旧河岸而上,不论南北,凡有湾咀之处,几乎到处都有。

  6月间调查雍水流域,4日至武功,12日至扶风,17日至岐阳堡,21日至岐山,29日至凤翔,7月2日至宝鸡,11日又返回武功。此行共发现遗址22处。

  七八月间为陕西雨季,气候酷暑,正是非热即雨的时期,不便田野工作,遂暂居西北农学院,借以整理资料。在此期间,每于新晴之后,出外工作,在渭河沿岸发现遗址4处。

  又于9月初再次开始考察,本计划择要发掘,做细致观察,因奉命返回四川,仅能做一些粗略的采集与探视。8日至岐阳,14日至斗门,17日至临潼,此行除结束各处工作外,又发现遗址4处。

  以上三条河流,66个遗址。泾水流域者24处,渭水流域者20处,雍水流域者22处。遗物多由地面调查与采集,真正经开坑试掘者只有4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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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石璋如即将结束关中的考察而为回川做准备时,陕西省政府在未充分征求各方意见的前提下,突然发布一道政令,径自决定裁撤由北平研究院和陕西省政府合组成立的陕西考古会,并将所有留守人员、古物以及办公用品一概归并西安碑林管理委员会。

  自十年前成立以来,陕西考古会在陕西地区进行了许多重要的考古工作,特别是对宝鸡斗鸡台遗址的发掘,是陕西第一次科学意义上的考古发掘,也是近代以来陕西境内开展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考古发掘工作。

  七七事变以后,日军相继占领华北、晋鲁豫等地,又将战火延烧至晋南以至毗邻陕西的黄河沿岸,西部门户潼关城隘随之遭受日军疯狂轰炸,故都西安亦陷于日寇飞机的频繁空袭之中。

  在残酷的战争面前,延续三年之久的斗鸡台发掘不得不宣布暂行中止,主要工作人员被迫相继撤退西南、陕南,保存于考古会内的大量珍贵文物随之面临被侵略战火吞噬的危险,工作秩序已趋于紊乱。

  为对抗日本侵略军的疯狂进攻,确保文物安全,在艰苦的环境下,陕西考古会留守人员与故都西安的其他相关机构同仁一起,受南京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西京筹备委员会,以及陕西省政府等相关机构的部署指挥,勇敢地担负起千余件文物的移藏保护任务,并秘密对其实施了周密稳妥的转移埋藏。

  1938年5月,陕西考古会委员长张扶万先生,临危受命,兼任碑林管理委员会主任一职。8月以后,日寇加快侵略步伐,西安空袭进入最惨烈阶段。在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与家人的反复催促劝告下,加之愈演愈烈的空袭,迫使张扶万决定携眷离开省城,迁回富平县老家董南堡。临行之际,张扶万将考古会中公事逐一安排,首先想到需要转移者,即为此前于右任特意委托他保管的熹平石经残石。

  战时转运,困难重重。张扶万苦于财力、人力以及敌机肆虐,返乡之事一再拖延,直到1940年3月始得成行。

  当裁撤考古会的函件送达时,负责留守的李印唐等人不胜愤慨,立即回函据理力争。可悲的是,考古会的满纸恳切陈言,并未能引起教育厅以及省政府的切实重视。数日之后,陕西省政府仍频发训令,命令考古会等相关单位照准执行,不得延宕。在错误思想的指导下,绵亘十年之久、在中国考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曾经轰轰烈烈的陕西考古会终于在一片混乱中宣告结束。

  消息传至富平县董南堡时,据说已经病入膏肓、不省人事的张扶万突然睁大眼睛,高高举起右手,费力地向西挥去,嘴里嚅动着含混不清的语言。弥留之际,他所殷殷挂念者,还是那个融注了他十年心血的陕西考古会,以及为老友于右任无偿保管长达8年之久的汉熹平石经残石。

  半个月后的10月16日,这位博学敦厚、饱经沧桑的“关中淹博士”,陕西考古会委员长,终于走完自己横跨两个时代的艰难人生,撒手西去,终年7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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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张扶万去世前的8月19日,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古团的夏子欣来访,拟借阅有关唐陵考证的文字记载作为参考。因张扶万病危无从得见,不得不遗憾离去。

  与夏子欣同来富平的,还有留法归来的美术家王子云先生。他于1940年5月向国民政府教育部呈交建议书,要求迅速组建艺术文物考察团,开赴西北,运用各种较为完备的资料收集方式,抢救收集这一尚未被敌军占领地区的各种古代艺术文物资料。时值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教育部遂允许组建考察团,由46岁的王子云担任团长。

  考察团前两年的活动,主要以西安地区为中心,兼及西府及渭北的古建筑、古寺庙、摩崖、窑址等。1943年下半年,始与西京筹备委员会合作共同考察唐代帝陵。除去中间因文物展览会而回西安的23天外,整个考察活动历时60天,若将其中因天雨影响以及中间行路所用时间扣除,则工作时间只有短短的36天,实际考察唐陵14处。

  8月17日,考察团由西安出发乘火车去富平。先抵咸阳,再到三原,再到富平,到达庄里镇时已下午4点整。考察团成员自早晨五时出发,除在永乐镇吃乾州烧饼两个外,到此时仍滴水未沾。18日,乡长梁君表示应有县府通知,才能派人领去唐陵工作,故考察队先去换取县府令函,再由乡公所代雇推车去简陵。等到简陵后,再找甲长商定食宿办法,住当地小学校。19日至26日,先后调查了懿宗简陵和代宗元陵。27日至28日,调查文宗章陵。因在前往章陵时,将乡公所开具的便条丢失,竟至食宿问题的解决颇费了一番周折,甲长经数次交涉后,才由马姓村民出面,设法找人做饭并暂借宿在堡外小学。29日至31日,调查中宗定陵。

  9月1日至2日,调查顺宗丰陵。3日,经美原镇,赴桥陵。4日至8日,调查睿宗桥陵及陪葬墓。9日至10日,调查宪宗景陵。夜间阴雨,11日下了一整天,紧接着12至16日又接连5天下雨,调查队成员不得不滞留景陵小学。17日天气放晴,开始调查穆宗光陵。晚借宿于陵前的关帝庙小学,并请为代烧晚饭,处理好这一切,即解决了考察团的大事,所以团员何正璜在日记中兴奋地写到,“幸得允许,这一比较困难的问题又得解决”。18日午饭仍由小学代烧,每人仅吃荞麦面条一碗,勉强充饥,晚饭在一村民家吃荞麦面及黑面馍。当晚夜宿泰陵小学,“晚间大风起,气温骤变,同人此来均着夹衣,颇感难以御寒。据云此地常年多风,尤以秋冬为厉”,整夜大风怒号,第二天早晨仍未稍止,气候骤寒,水已结冰,山野中飞沙扑面,无法出外工作。而“吃饭亦成大问题,因乡间无处购买,结果由保公所为向乡民派饭。昨晚今晨均如此,尤以今晨更感困难,由乡农两家冒风送来面馍若干,硬冷如铁,不易下咽,然余等总觉于心不安”,中午又“自煮荞麦面条充饥”。而接下来的三天,每天只吃两顿荞麦面和小米饭,且须考察团自行炊烧,耗费掉不少的时间和精力。23日晚狂风又作,第二天早上仍未止息,因泰陵小学房屋少,男女4人挤在半间厨房中,食宿均成问题,故不得不转往蒲城,而放弃原定的泰陵拓印工作。24日至25日,访圣母寺遗址,驻蒲城。26日至28日,由蒲城经富平转三原。29日至30日,调查高祖献陵。

  10月1日,回西安,处理西北文物展览会事。24日,返三原,驻大成镇。25日至26日,调查武宗端陵。27日,调查敬宗庄陵。28日至31日,调查太祖永康陵。

  11月1日,整理永康陵资料。2日赶往德宗崇陵,借宿麻惠村小学。3日准备早饭后出发去崇陵,无奈“西北风起,天气忽变,今晨风雨交加,有雪花可见,气候骤寒,山地尤甚。余等五人被困于一小窑洞中,洞外朔风凛冽,大有欲工作而不可能之势,且以身边少参考书籍可看,故更感苦闷寂寞,如此竟日,风雨仍不见停”。直到4日下午雨才稍停,调查队即“跋涉傍泥登陵踏查”。5日调查陵前石刻,6日再度到陵前从事拓印华表装饰图案及定界碑,并测量各石刻距离,绘制平面图。7日,调查结束,返回西安。  

  1943年,正是中国抗日战争进行得最艰苦的日子,也是二十世纪前半期陕西考古史上特别重要的一年。在全国其他地方的田野考古工作均已陷于停滞的状态下,一些学人却在陕西关中的黄土地上默默寻找民族文化的根脉。凄风苦雨中,他们以渺小的身躯,在危难时刻担负起发现历史、保存国故、激励民心的重任,擎起了传承历史文化、复兴民族伟业的希望。(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本文刊登于《中国文物报》2020年2月7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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