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敦煌”，班固在《汉书·地理志》阐释道：“敦者，大也；煌者，盛也。”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第一大重镇，而丝绸之路则是古代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的大动脉，这条大动脉就象一条粗劲的红线把龟兹、于阗、楼兰以及我国境外的许多地名牢牢地串在一起。因而敦煌是解开丝绸之路千古之谜的关键。敦煌是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大文化体系的汇聚地，四大文 ...

“敦煌”，班固在《汉书·地理志》阐释道：“敦者，大也；煌者，盛也。”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第一大重镇，而丝绸之路则是古代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的大动脉，这条大动脉就象一条粗劲的红线把龟兹、于阗、楼兰以及我国境外的许多地名牢牢地串在一起。因而敦煌是解开丝绸之路千古之谜的关键。敦煌是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大文化体系的汇聚地，四大文化体系在这里留下了灿烂的篇章和深厚的历史沉淀。

“敦煌学”释名

“敦煌学”是二十世纪初兴起的以敦煌文物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国际性、综合性的学科。

1925年8月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在大阪怀德堂讲演时使用过“敦煌学”一词。1930年陈寅恪先生在为陈垣《敦煌劫馀录》所作序中概括了“敦煌学”的概念。在此前后英文中也出现了Tunhuangology这个新词。

陈寅恪

陈寅恪先生云：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二十馀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

夫敦煌在吾国境内，所出经典，又以中文为多，吾国敦煌学著作，较之他国转独少者，固因国人治学，罕具通识，然亦未始非以敦煌所出经典涵括至广、散佚至众、迄无详备之目录，不易检校其内容，学者纵欲有所致力，而凭籍末由也。新会陈援庵先生垣，往岁尝取敦煌所出摩尼教经，以考证宗教史。

其书精博，世皆读而知之矣。今复应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请，就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八千馀轴，分别部居，稽覈同异，编为目录，号曰《敦煌劫馀录》，诚治敦煌学者不可缺之工具也。

书既成，命寅恪序之。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见之佳品，不流入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兹国有之八千余轴，盖当时唾弃之剩余，精华已去，糟粕空存，则此残篇故纸，未必实有系于学术之轻重者在。今日之编斯录也，不过聊以寄其愤慨之思耳！’是说也，寅恪有以知其不然，请举数例以明之。

摩尼教经之外，如八婆罗夷经所载吐蕃乞里提足赞普之诏书，姓氏录所载贞观时诸郡著姓等，有关于唐代史事者也。佛说禅门经，马鸣菩萨圆明论等，有关于佛教教义者也。佛本行集经演义，维摩诘经菩萨品演义，八相成道变，地狱变等，有关于小说文学史者也。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首罗比丘见月光童子经等，有关于佛教故事者也。维摩诘经颂，唐睿宗玄宗赞文等，有关于唐代诗歌之佚文者也。其他如佛说诸经杂缘喻因由记中弥勒之对音，可与中亚发见之古文互证。六朝旧译之原名，藉此推知。

破昏怠法所引龙树论，不见于日本石山寺写本龙树五明论中，当是旧译别本之佚文。唐蕃翻经大德法成辛酉年（当是唐武宗会昌元年）出麦与人抄录经典，及周广顺八年道宗往西天取经，诸纸背题记等，皆有关于学术之考证者也。但此仅就寅恪所曾读者而言，共为数尚不及全部写本百分之一，而世所未见之奇书佚籍已。

若是之众，倘综合并世所存敦煌写本，取质量二者相与互较，而平均通计之，则吾国有之八千余轴，比于异国及私家之所藏，又何多让焉。

今后斯录既出，国人获兹凭籍，宜益能取用材料以研求问题，勉作敦煌学之预流。庶几内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斯则寅恪受命缀词所不胜大愿者也。

于右任

于右任《敦煌纪事诗》

仆仆髯翁说此行，西陲重镇一名城。

更为文物千年计，草圣家山石窟经。

立马沙山一泫然，执戈能复似当年？

月牙泉上今宵月，独能愁人分外圆。

敦煌文物散全球，画塑精奇美并收。

同拂残龛同赞美，莫高窟下作中秋。

月仪墨迹瞻残字，西夏遗文见草书。

踏破沙场君莫笑，白头才到一踌躇。

画壁三百八十洞，时代北朝唐宋元。

醰醰民族文艺海，我欲携汝还中原。

斯氏伯氏去多时，东窟西窟亦可悲。

敦煌学已名天下，中国学人知不知？

丹青多存右相德，脉络争看战士拳。

更有某朝某公主，殉国枯坐不知年。

瓜美梨香十月天，胜游能否续今年？

岩当壁殿无成毁，手拨寒灰检断篇。

于右任1941年在莫高窟前写下的这些绝句，至今仍然值得回味。

“敦煌学在中国”的两个含义

“敦煌学在中国”的一个含义是：敦煌学的研究主要在中国。这主要是针对“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话而言的。

“敦煌学在中国”的另一个含义是：敦煌学在中国境内的研究状况。这主要是学术动态的描述。

对于这两个基本点我们今天都要谈谈。

改革开放三十年，学术研究迎来了春天，诚可谓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过要说“翻天覆地”，最典型莫若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地位的突变。

1981年，日本京都大学藤枝晃教授应南开大学之邀，在南开大学举办了一个敦煌学讲习班，从全国各地来的不少学者和学生包括现已卓有建树的朱雷教授等，都到南开来听讲。当时藤枝晃先生在讲演时说：“有人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 此言一出，激起愤慨，以至于后来简化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两句，藤枝晃先生因此而多年来被学术界、舆论界批评。

《历史研究》2005年04期荣新江教授《中国敦煌学研究与国际视野》一文：“正好就在大陆敦煌学刚刚重新起步的1981年，日本京都大学的藤枝晃教授应天津南开大学之邀，来南开举办敦煌学讲习班，并油印发行了《敦煌学导论》。从全国各地来的不少学者和学生，包括现在已经在敦煌学中卓有建树的朱雷教授等，都到南开来听讲，可以说藤枝晃的这个讲座，对于中国大陆敦煌学的复兴起到了促进作用。然而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敦煌学界流传着一种说法，说藤枝晃在南开讲演时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一说在京都）。’这话一经传开，就使得许多充满爱国主义热情的中国学者十分不满。

笔者曾经向几位当时听课的中国学者询问这话的来历，他们都说这话其实是请藤枝晃来讲演的南开某位先生说的，意在请大家重视这位一般学子还比较陌生的敦煌学家。在今天看来，这话无疑是个误传。（注：直到最近，朱雷先生还告诉笔者，藤枝晃的女婿石冢晴通先生还希望他在中国敦煌学界澄清这个误传。）可是如果我们把这句话放在1981年的特定时代，那时中国的敦煌学研究也确实还不如日本，所以即使是这样说，也并不过分。同时我们也可以想像，把这句话放到1981年那个极具爱国主义热情的时代，它必然反过来激励中国学者在敦煌学方面加倍努力，目的是要赶超日本，这在客观上无疑对中国敦煌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