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小引：作者通过对梅花妆的个案式研究，考证文献材料，进一步厘清花钿的概念，揭示中古中国女性面妆的灿烂生动。并对围绕着美丽花钿的或美丽或诡异的传说进行文本分析，以此来管窥有唐一代女性妆容与“身体”观念的纽结、女性意识的自觉，以及男性叙事者的立场等问题。本文发现一个惊人的秘密：在中古中国人的潜意识里，美丽的面妆竟然和女性身体伤害的观念 ...

小引：作者通过对梅花妆的个案式研究，考证文献材料，进一步厘清花钿的概念，揭示中古中国女性面妆的灿烂生动。并对围绕着美丽花钿的或美丽或诡异的传说进行文本分析，以此来管窥有唐一代女性妆容与“身体”观念的纽结、女性意识的自觉，以及男性叙事者的立场等问题。本文发现一个惊人的秘密：在中古中国人的潜意识里，美丽的面妆竟然和女性身体伤害的观念粘连胶着！

晓日穿隙明，开帷理妆点。

傅粉贵重重，施朱怜冉冉。

柔鬟背额垂，丛鬓随钗敛。

凝翠晕蛾眉，轻红拂花脸。

满头行小梳，当面施圆靥。

最恨落花时，妆成独披掩。

——元稹《恨妆成》

“薄妆桃脸，满面纵横花靥！”[1]除了唐五代，还有哪个朝代的女人敢如此张扬？[2]

纵向比较，历代女性面妆中尤以唐代女性的面妆最为焕烂精彩。初盛唐时期女性面妆的程序一般为：傅铅粉、抹胭脂、画黛眉、贴花钿、点面靥、描斜红、涂唇脂等。其中以花钿最为引人注目。

纵览中国古代女子形象，则有唐一代妇人至为雍容华贵，虽葳蕤绽放，却绝无失优雅典丽。从留存至今的文献，尤其是更为直观的图像材料来看，恐均如此。除了她们由内而外散发出的自信雍容之气质外，唐朝女子的这种形象在相当程度上概由其服饰妆容来塑造，其中面妆起了极大的作用。我们熟知，当今女孩儿在面部肌肤基础护理之上，颇有再作彩妆者。不知诸君可曾注意中国历代女子化妆史上，“彩妆”之高潮当在有唐一代？正所谓“薄妆桃脸，满面纵横花靥！”唐朝女子“彩妆”之丰富浓烈，其他朝代概无出其右者。

关于唐代女性化妆的研究，孙机先生《唐代妇女的服装与化妆》一文，颇开荜路蓝缕之功。[3]与历代女子相比，唐代女性面妆中最具特色者，除“翠眉与晕眉”之外，孙机先生还论及了额黄、花钿、妆靥与斜红共四种。本文仅及花钿之梅花妆，拟试析之，并由此观及有唐一代女性妆容与“身体伤害”在观念上的粘连与纽结、女性意识的自觉，以及“胡”汉关系与中西交通等问题。

一、何为花钿？

“西子去时遗笑靥，谢娥行处落花钿”。[4]美人已杳，笑靥尚存，颇值玩味；而美丽的花钿委落一地的情景，不知诸君作何想象？[5]

花钿，在唐人文集和诗集中，多称花子或媚子。即女性在眉心处或粘贴或描画各种图案。[6]花钿的材质有金箔、纸、鱼腮骨、鲥鳞、茶油花饼等多种，其色有红、绿、黄等。此点孙机先生已经明言。[7]从文献和视觉材料来看，花钿所帖或画的图案或为圆形等几何形，或为花、鹤、蝶、星、月等自然物形，或者在实物之上再行描绘。其中在蜻蜓翅翼上画折枝花者尤为精致鲜活。[8]

关于花钿，前贤已有相当充分的研究，笔者仅补充一点。[9]即，对于唐人来说，花钿与额黄时有混用。花钿也有称作“额黄”的例子。如唐人李商隐诗中咏道，“寿阳公主嫁时妆，八字宫眉捧额黄。”[10]则梅花妆的始作俑者南朝宋寿阳公主初嫁之日，面部妆容最为惹眼处便是她的八字宫眉和额黄。寿阳公主以创“梅花妆”闻名，因此梅花妆又称寿阳妆，此处“额黄”当为“梅花妆”。那么，从李商隐的这句诗中，我们可知，公主以梅形花钿饰于眉心，且这种花钿被称为“额黄”。在这则广为流传的传说中，因冬日蜡梅落于眉心，梅痕洗濯不去而形成清丽的“梅花妆”，其形自为梅花，而色当为黄，因此被称为“额黄”亦是合情合理之事吧。只是唐时李商隐仍作此称，说明唐人对于“花子”和“额黄”，时有混称，其区别也并非泾渭分明。梁简文帝诗曰，“同安鬟里拨，异作额间黄。”[11]今之研究者多认为其是额黄，但笔者认为，此处的“额间黄”是否真是以黄粉饰额的额黄，尚待商榷。世人熟知《木兰辞》中的那位女英雄花木兰，她在代父从军，脱下戎装之后“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12]则木兰所贴之“花黄”恐亦类似“梅花妆”，与李商隐诗中所咏“额黄”当为同一物。

二、“梅花妆”的美丽传说，确乎？

梅花妆为花钿之一种。笔者认为其在各类花钿之中最为引人注目。这不仅是因为有寿阳的传说，更因为它甚至可以成为我们窥视中古中国女性妆容与“身体”观念的纽结、女性意识的自觉，以及“胡”汉关系等问题之一管。因此，“梅花妆”值得进一步申辨。

唐人段成式谓，“今妇人面饰用花子，起自昭容上官氏所制，以掩點迹。”[13]另，唐人宇文士及谓“今妇人面饰花子，起自唐上官昭容所制，以掩黥迹也。”[14] 并概述其由来与流传：“隋文宫中贴五色花子，则前此已有其制矣，乃仿于宋寿阳公主梅花落面事也。宋淳化间，京师妇女竞剪黑光纸团靥，又装镂鱼腮骨，号鱼媚子，以饰面，皆花子之类耳。”[15]因此唐人已将花钿的起源归于寿阳之创梅花妆。

后世诗文中有不少关于“梅花妆”或“梅妆”的歌咏。如唐人《饰梅花妆》诗曰，“初七人日又立春，梅花点额颜色新。此身若在含章殿，疑是寿阳宫里人。”五代前蜀诗人牛峤《红蔷薇》：“若缀寿阳公主额，六宫争肯学梅妆。” 均将梅花妆的肇创者指向南朝宋时寿阳公主。

关于此事，《太平御览·时序部》引《杂五行书》有详尽的记述：“宋武帝女寿阳公主人日卧于含章殿檐下，梅花落公主额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皇后留之，看得几时，经三日，洗之乃落。宫女奇其异，竟效之，今梅花妆是也。”[16]

寿阳公主为南朝宋时人，而梁简文帝萧纲以及木兰与她生活的年代颇为接近。[17]寿阳创“梅花妆”一事之真伪已无可考，今日之研究者多半将其视为无稽之谈。笔者亦认为其大有作为传说的可能，但是同时也认为或者万一原为事实，只是时至今日，真的无可稽核。这或许就是史料的空白处留给后人想象的空间吧。但是，有一点我们尚可确定，南朝梁之前，在金戈铁马大背景之下的北方，亦不乏温柔的颜色，贴花钿早已是女孩们惯用的妆扮手法之一了。只是我们今日所能见到的视觉材料中，最为常见的已经是唐朝了。

三、围绕“花子”的诡异传说：面妆与女性身体创伤的纽结

笔者在整理唐人面妆的文献材料时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关于面妆，有着极为丰富多彩的传说。在这些传说的叙事中，花钿、晓霞妆、面靥等均与女性的身体创伤纠结在一起。

唐人传奇《续玄怪录》卷四之“定婚店”篇记录：“杜陵韦固……元和二年，将游清河，旅次宋城南店”，历奇遇，“斜月尚明，有老人倚布囊坐于阶上，向月检书……掌……天下之婚牍耳。”韦固于是向“月老”询问自己婚姻之事，老人谓其妻为“此店北卖菜陈婆女耳。”次日韦固入于菜市，目睹“有眇妪，抱三岁女来，弊陋亦甚。”于是心生厌恶，吩咐其奴以“一小刀子”刺杀彼女，却因闹市人众未及其性命，“才中眉间。”事过境迁，十四年后，“（韦固）以父荫参相州军。刺史王泰……因妻其女，可年十六七，容色华丽。固称惬之极。然其眉间常帖一花子，虽沐浴间处，未尝暂去。”韦固自然心生好奇，暗觉蹊跷，“因逼问之。妻潸然曰：‘妾郡守之犹子也，非其女也。畴昔父曾宰宋城，终其官时，妾在襁褓，母兄次没，唯一庄在宋城南，与乳母陈氏居……三岁时，抱行市中，为狂贼所刺，刀痕尚在，故以花子覆之’。”[18]

唐人观念中，人有宿命，不可逃脱。元和年间的韦庄以貌取人，不欲陷入命中注定的姻缘，终无法逃脱，唯有叹服命运的安排，不过最终仍是一皆大欢喜的happy ending。“乃曰：‘奇也！命也！’因尽言之，相敬愈极。”此处，作为女人脸上美丽的风景，花钿成为男人道德甚至信仰劝谕的象征。

同为唐传奇的《酉阳杂俎》记载，“大历以前，士大夫妻多妬悍者，婢妾小不如意者，辙印面，故有月點、钱點。”[19]唐朝多悍妇，虽是女性地位较高的一个表征，但“妒妇”们有时所用手段亦极其残忍，丈夫自是不容侵犯，于是在和其他女人的情感冲突中，将竞争者“黥面”是其常用的手段。同书另载：“房孺复妻崔氏，性忌，左右婢不得浓妆高髻，月给胭脂一豆、粉一钱。有一婢新买，妆稍佳，崔怒谓曰：‘汝好妆耶？我为汝妆。’乃令刻其眉，以青填之，烧锁梁，灼其两眼角，皮随手焦卷，以朱傅之。及痂脱，瘢如妆焉。”[20]在这里，花子或视如花子形的瘢痕则成为控诉庭院中的“妒妇”或朝堂之上女性至尊的载体。[21]

另外，关于晓霞妆、丹脂面靥等妆式的传说，大多与此类同。这些围绕着“花子”等的诡异传说，充盈着血泪与曲折，述说着面妆与中古女人身体创伤的粘连与纽结。

我们当然可以将这些传说视为后人附会之作，观者或可视为无稽之谈。但是，其虽非史实，却可视为传说之类，我们是否可从中看出一部“口述史”形成的历史呢？口述史的生成，及其作为时尚养成过程中的秘器与利器，晋人王嘉已敏感地体验到此种口述历史的力量，即所谓“妖惑相动，遂成淫俗”。

今年七月以来电视上正在热播《中国好声音》的节目，可谓万人空巷，是极为成功的大众传播的例子。究其原因，除了歌唱让歌声做主，让“理性”的国人重拾机会流淌感性真诚的热泪，甚至赋予信仰缺失之国民仪式感之外，节目本身策划的各个环节也极为讲究。其中，善于编织动人心弦的故事，显得极为重要，因此荧屏内外处处闪耀着动人的细节和感性真诚的泪光。这或许是节目在短期内迅速传播的重要原因之一。时尚的传播，亦无二致。唐代女子大爱的梅花妆、丹脂面靥、晓霞妆等，能成为一时之风尚，无不凭借“口述史”的力量。

（文稿初成之时，幸蒙普林斯顿大学方闻教授、芝加哥大学巫鸿教授、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扬之水研究员等诸位先生的鼓励与指正，特申谢忱！）

[1]（五代）欧阳炯《女冠子》，《全唐诗》卷八九六，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0127页。

[2]五代时女子的盛妆可视为有唐一代的流风遗韵。

[3]孙机《唐代妇女的服装与化妆》，《文物》1984年第4期，后收入《中国古舆服论丛》，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78-203页。此据《古舆服论丛》。

[4]（唐）韦庄《叹落花》，（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695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7997页。

[5]读者或可纵情想象，之后或可参阅孟晖的《花落知多少：附：遗落的笑靥》，该文对此有瑰丽详尽的铺陈。详下。

[6]花钿也有簪于发髻上者。本文仅及面妆中的花钿。

[7]孙机《唐代妇女的服装与化妆》，《唐代妇女的服装与化妆》，《中国古舆服论丛》，第190页。另，唐人诗集中也颇多称“媚子”者。

[8]宋人陶谷在《清异录》上说：“后唐宫人或网获蜻蜓，爱其翠薄，遂以描金笔涂翅，作小折枝花子。”治花鸟画史者言及绘画媒材时，是否应在绢本、纸本、墙壁之外，再加上蜻蜓翅翼呢？

[9]如前揭孙机先生的《唐代妇女的服装与化妆》。另有孟晖的《花落知多少：附：遗落的笑靥》、《张生的礼物》可供参阅，收入氏著《潘金莲的发型》，南京：江苏人发出版社，2005年，第9-36页。此点蒙巫鸿先生提醒，特致谢忱！

[10]（唐）李商隐《无题》，《全唐诗》。

[11]（梁）萧纲《戏赠丽人》，收入逯立钦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939页。

[12]（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74-375页。

[13]（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方南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9页。笔者认为，此处“點”应为“黥”之误。

[14]（明）陶宗仪纂：《说郛》第77卷，《说郛三种》影印清顺治三年宛委山堂刊行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600页。又见（唐）宇文士及《妆台记》，辑入（明）《绿窗女史》。但笔者阅其中有关于宋淳化间女子面贴“鱼媚子”之记载，因此若《妆台记》果真为唐宇文氏所撰，那么流传至明，其间必有为后人所补者。

[15]同上注。

[16]（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二九，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第140页。另：同书卷九七O“果部七·梅”记载与此同，稍略：“《宋书》曰：武帝女寿阳公主人日卧于含章殿檐下，梅花落公主额上，成五出之花，拂之不去。皇后留之。自后有梅花妆，后人多效之”。同书第4299页。

[17]《木兰辞》为北朝民歌，收入“梁鼓角横吹曲”。在音乐史上，此乐部实为十六国、北朝的地方民歌。“横吹曲”原为在马背上演奏的一种军乐，因其乐器有鼓与角，因此称为“鼓角横吹曲”。北朝民歌太半为北魏以降的作品，后传入南方，齐、梁以后常于宫中演绎，并由有梁一代的乐府记录存留。中华书局版有注“《诗纪》卷九六题注有‘《古文苑》作唐人《木兰诗》’句。”（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75页。明人冯惟讷将之视为唐人作品。笔者以为，此诗或为唐人作品，但其原型实早已有之。

[18]（唐）牛僧孺李复言《玄怪录续玄怪录》，程毅中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79-181页。

[19]（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方南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9页。“妬”同“妒”。“月點、钱點”，齐鲁书社版作“月黥、钱黥”，笔者赞同后者的判断。参见（唐）段成式著，杜聪校点，《酉阳杂俎》，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53页。

[20]（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方南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8页。

[21]如上文所述关于武则天为惩罚上官婉儿而将之黥面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