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资料库
《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3期目录
目 录
敦煌“西夏石窟”的年代问题 /刘永增
斯里兰卡“佛足迹图”的考察与初步研究——以阿努罗陀补罗(Anuradhapura)为中心 /霍巍
试论北魏关中地区佛教造像的地方风格 /常青
图像与文本:西藏当雄县羊八井寺早期壁画遗存初探 /熊文彬;李凯;卢素文
天竺遗法在平城 /李聿骐
明代“磁州窑类型”瓷器分期研究——以明代墓葬出土瓷器为中心 /陈扬
误会与想象——透过对“铜雀瓦砚”的认识谈艺术品的塑造 /王子奇
董其昌《山水》册与《董范合参图》轴辨伪 /田艺珉
2019年故宫博物院“良渚玉文化论坛”综述 /黄英
敦煌“西夏石窟”的年代问题
刘永增
(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
摘要:本文对莫高窟第409窟、65窟和榆林窟第39窟的开凿年代提出了新的认识。作者根据对莫高窟第409窟回鹘文题记的解读,对该窟重修于西夏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该窟是西州回鹘阿厮兰汗在敦煌重修的洞窟;根据对榆林窟第39窟回鹘文题记的解读,指出该窟亦是西州回鹘皇室成员或达官显贵在敦煌开凿的洞窟。以上两个洞窟的重修和开凿年代都为北宋末年。此外,作者根据莫高窟第65窟存留的西夏文题记及与重修壁画间的层位关系等,提出了该窟重修年代不是西夏初年而是北宋末年的新观点。
斯里兰卡“佛足迹图”的考察与初步研究——以阿努罗陀补罗(Anuradhapura)为中心
霍巍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斯里兰卡是佛足迹图流传甚广的一个区域,也是佛足迹图传播路线上一个重要的节点,其图像具有独特的纹饰与风格。以往见诸著录的佛足迹图像资料不多,且往往缺乏考古出土背景,本文结合斯里兰卡古都阿努罗陀补罗(Anuradhapura)4-8世纪佛寺遗址考古发现的佛足迹图,可以更为清楚地观察到斯里兰卡佛教文化中此类图像的流行情况,并有助于了解我国唐代佛足迹图的来源及其传入路线等。
试论北魏关中地区佛教造像的地方风格
常青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
摘要:北魏时期,陕西关中地区在接受来自都城平城与洛阳影响的同时,也在发展着自身的地方风格的佛教造像。地方风格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密集型阴刻平行线衣纹与传自平城、洛阳的佛菩萨服饰的变形,以及独创的汉民族交领式佛菩萨服装。关中地区的这两种地方风格造像仅在6世纪上半叶流行,且多与传自平城、洛阳的正统风格造像并存。该地区佛教造像风格的多元化,体现了当地民众在这个特定时期内对佛教艺术审美的多元化。截至目前,密集衣纹造像发现较多,主要分布在关中北部地区,波及范围在陕西北部、宁夏南部、甘肃东部地区;交领式服装造像发现较少,明确的只在关中一带发现。这种分布情况似乎说明了关中是其制作的中心地区,或是接受此种风格主体信众的集中地区。
图像与文本:西藏当雄县羊八井寺早期壁画遗存初探
熊文彬,李凯,卢素文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四川大学博物馆
摘要:建于1503-1512年的拉萨市当雄县羊八井寺旧殿内转经道的早期壁画,系西藏重要艺术流派曼塘派和钦孜派早期的重要遗存之一。文本和图像的研究表明,这些壁画出自两派的创建者及其早期传人之手,它们对于厘清和重构这两个画派的早期艺术面貌和历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天竺遗法在平城
李聿骐
故宫博物院宫廷部
摘要: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中国与南亚在佛教文化和艺术领域的交流全面展开,南亚的佛教雕刻与绘画技艺随之传入中土。2015年大同新出土的彩绘石椁板即用"天竺遗法"绘制而成。这种绘画技法应用广泛,印度阿旃陀石窟、斯里兰卡狮子岩壁画和中国新疆克孜尔石窟与敦煌莫高窟等早期壁画都留有遗迹。据文献记载,"天竺遗法"在六世纪前半叶已传入南朝。新出土的彩绘佛像石椁板为北魏中后期遗存,由此成为中原北方地区现存最早采用"天竺遗法"绘画的标本,比建康一乘寺"凹凸花"的绘制时间提早了约半个世纪。
明代“磁州窑类型”瓷器分期研究——以明代墓葬出土瓷器为中心
陈扬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天津市文物管理中心
摘要:明代"磁州窑类型"瓷器是对明代北方地区生产和流行的白地黑花、白地黑花褐彩、孔雀蓝釉黑花、白釉、黑釉、酱釉等器物的概括。本文以明代纪年墓葬出土瓷器为主要对象,对"磁州窑类型"瓷器进行了分期研究。
误会与想象——透过对“铜雀瓦砚”的认识谈艺术品的塑造
王子奇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摘要:清乾隆朝所修《西清砚谱》卷一中收录的几方"铜雀瓦砚",当时被认定为汉砚,备受重视。本文通过近年来邺城地区考古发现的瓦作遗存,判定这几方瓦砚并非汉砚。铜雀瓦砚在宋代即受到追捧,而实际上,"铜雀瓦砚"并非东汉晚期的铜雀台瓦,是使用东魏北齐时期压磨黑光瓦件所制。在这一结论基础上,作者透过"铜雀瓦砚"的诞生,分析了某些艺术品的塑造,不单纯只是匠人的创作,还夹杂着历史、想象与物质的复杂互动。
董其昌《山水》册与《董范合参图》轴辨伪
田艺珉
故宫博物院书画部
摘要:上海博物馆藏董其昌《山水》册(共十开),为天启四年(1624)元旦所作,实并非董氏真迹。据考,该年四月董其昌才抵京。同时,该册对题均节录自董氏及明清书画著录著作与晚清文学笔记中,其第二开对题,与故宫博物院藏董氏癸酉(1633)夏五所作《董范合参图》轴题跋相同。再考《山水》册笔法,嫩弱飘浮,墨色平淡,与典型的董其昌风格相差甚远,更无其生拙秀逸之气;而《董范合参图》轴,用笔亦尖劲细碎,全幅墨气滞涩,艺术水准远不及故宫博物院藏董氏十二年前所作《仿古山水图》册,亦无法企及董氏卒前一年所作的《关山雪霁图》卷。可见,《山水》册和《董范合参图》轴非董氏本家之作。
2019年故宫博物院“良渚玉文化论坛”综述
黄英
故宫博物院器物部
摘要:<正>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遗产地,良渚玉器在专业领域也一直受到广泛关注,2019年7月,良渚古城遗址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更是让良渚文化走入了大众视野。7月16日,"良渚与古代中国——玉器显示的五千年文明展"在故宫博物院武英殿开幕。为了配合这一专题展览,中国文物学会玉器专业委员会、故宫研究院玉文化研究所、杭州良渚遗址管委会及良渚博物院联合主办了"良渚玉文化论坛",于8月30日在故宫博物院兆祥所召开,来自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的60余位代表出席了论坛,其中6位代表进行了主旨发言,学者们就出土与传世良渚玉器的相关问题展开了讨论。以下从这两方面分别加以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