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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马文化 | 浅谈武威雷台铜奔马的命名问题

摘要: 摘要:甘肃武威雷台出土的铜奔马,主要由腾空疾驰的奔马和展翅翱翔的飞鸟组成。奔马背上原配有鞍鞯缰络,可见它是一匹骑乘之马,是同墓出土铜车马队伍中的一员。奔马右后蹄下的飞鸟,主要是为了表现奔马在疾速奔驰下的腾空状态,在整个作品主题思想的表达上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以飞鸟等速度迅捷类动物衬托马速的作法,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地域广泛,在飞鸟 ...


摘要:甘肃武威雷台出土的铜奔马,主要由腾空疾驰的奔马和展翅翱翔的飞鸟组成。奔马背上原配有鞍鞯缰络,可见它是一匹骑乘之马,是同墓出土铜车马队伍中的一员。奔马右后蹄下的飞鸟,主要是为了表现奔马在疾速奔驰下的腾空状态,在整个作品主题思想的表达上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以飞鸟等速度迅捷类动物衬托马速的作法,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地域广泛,在飞鸟造型本身模糊的情况下,不宜将其原型与某一种具体的鸟类相对应。铜奔马的对侧步是它在疾速奔跑下产生的。从文物定名的角度,武威雷台出土的铜奔马可以命名为“飞鸟铜奔马”。

  关键词:武威雷台,铜奔马、马踏飞燕、飞鸟铜奔马

  甘肃武威雷台铜奔马,昂首扬尾,阔步奔驰,三足腾空,右后足立于一只展翅翱翔的飞鸟之上。精美的造型及蕴涵的文化价值,让铜奔马驰名中外,但关于它的命名,目前仍有争议,先后出现了马踏飞燕、铜奔马、马超龙雀、天马、马神——天驷、飞燕骝、马踏飞隼等多种命名方案。一件文物,如果仅仅从它本身进行分析,可以将它与当时诸多文化现象联系起来进行解释,那么,武威铜奔马的原型既可以解释为神仙世界的神马,也可以解释为现实生活中的良马,加上对飞鸟原型存在不同的认识,自然就产生了多种命名方案,这正是虽然目前学术界对相关问题已经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但是对铜奔马的命名仍无法达成一致看法的根本原因。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从铜奔马的结构、造型与功能等基本问题入手,对其命名进行分析,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铜奔马的结构、造型与功能

  1969年,甘肃武威雷台出土了一件结构科学、造型传神的铜奔马,“高度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和超异的工艺技术水平,是一件珍贵的古代艺术作品。”铜奔马蕴涵的科学、文化与艺术价值,让它从中国走向世界,从博物馆走向公众,成为家喻户晓的珍贵文物。需要指出的是,从现代视角看,铜奔马是一件艺术品,但在当时而言,它是一件丧葬用品,是特定时空下具有特定功能的实用品。发掘报告称:“奔马原有鞍具、辔勒,已失。”初世宾也回忆道:“原出土时身上有鞍鞯缰络痕迹。”这一点以往研究分析的较少,鞍鞯缰络的存在,说明铜奔马是骑乘之马,后来的考古发现也提供了旁证。

  2007年5月,武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武威城区西郊抢救性清理了一座魏晋时期的墓葬,出土了一匹陶奔马。据新闻报道,陶奔马与铜奔马造型类似,也是三足腾空,右后足与一飞鸟相连。与铜奔马不同的是,陶奔马的右后足并不是整件陶器的支撑点所在,在陶奔马的腹部与飞鸟的背部之间,增加了一个起到支撑作用的立柱。这件陶奔马虽然制作工艺粗糙,结构力学的设计也不能与铜奔马相比,但是其设计思路应该与铜奔马同源。这件陶奔马的背部亦饰有马鞍,从侧面说明铜奔马是骑乘之马。可见,铜奔马不是单纯地表现善走之马的工艺品,而是随葬车马队伍中的一员,承担着实际的承载作用。

  铜奔马形态给人的直观印象,与同墓出土的其他铜马有一定差异,让人产生它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与特殊性,具有更深更广的社会意义与内涵,但实际上这是铜奔马处于疾驰状态造成的。根据发掘报告,雷台出土铜马的尺寸主要有四组:骑马;铜奔马;主骑;从骑(表一)。

表一:铜奔马与其他铜马身高身长数据表

名 称高(厘米)长(厘米)高长比

骑 马40—42.533-351.21/1.21

铜奔马34.5450.76

主 骑5141.51.22

从 骑36.5—3834—36.51.07/1.04

  铜马身高与身长比例:从骑1.07/1.04,略大于1;骑马1.21、主骑1.22,基本一致;铜奔马0.76,远低于1。骑马、主骑与从骑之间的差异,可能是该墓原为家族合葬墓,它们分别隶属于不同批次的随葬品造成的。但铜奔马的身高身长比,则明显是因为它处于疾驰状态造成的,即因奔跑使身体整体上表现为横向状态,而其它铜马均为站立状。

  铜奔马的造型与其他铜马虽有差异,但其身体各部分形态的相似度却远远大于差异度,它们的原型应属于同种马。有学者从考古类型学上,将该墓出土的铜车马分为:墓主人车马导从;墓主人的骏马良骥;墓主人的亲属家吏车马等三组。可见,铜奔马与其他铜马的形态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可以在类型学上将其归类。所以,铜奔马并不是超然世俗之外的神马,它是整个铜车马队的一部分,与其他铜车马具有相同的功能。当然,其具体属于车队的哪一部分,或是与哪些铜车马属于同一批次的随葬品,仍然需要进行细致的研究。

  飞鸟奔马主题的出土文物,并非铜奔马一例。云梦睡虎地M44出土一件漆扁壶,扁壶的两面各绘有一幅动物图案,其中一幅是一匹奔马及其身后上方的一只飞鸟。有学者对它与铜奔马的艺术渊源关系进行了分析,并指出该鸟是一只雁。从图像分析,这只飞鸟的喙与腿均为细长状,与鹤的形象更加接近。古人将飞鸟与奔马联系在一起,主要目的是借以说明马奔跑速度之快。

  历史上直接以鸟类给良马命名的实例屡见不鲜。如《太平御览》卷八九七引《西京杂记》:“文帝自代还,有良马九匹,皆天下骏足也。名曰:浮云、赤电、绝群、逸骠、紫燕骝、绿螭骢、龙子、驎驹、绝尘,号为‘九逸’。”刘邵《赵都赋》良马有“飞兔、褭斯、常骊、紫燕”。以速度迅捷类动物等为马命名,反映了人们追求疾速良马的美好愿望。

  武威雷台铜奔马显然是一匹善走良马。清秦蕙田:《五礼通考》引《海客日谈》:“凡善走之马,前蹄之痕印地,则后蹄之痕反在前蹄之先,谓之‘跨灶’。马蹄之下有两空处,名曰‘灶门’。”胡平生先生指出:“(铜奔马)右后蹄已在举起的左前蹄之前,可知其‘后蹄之痕’必定‘反在前蹄之先’。‘跨灶’的特点,表现的一清二楚……这也是良马的标志之一。”良马善走,在其疾速奔跑过程中,会出现腾空的状态。

  奔马图中飞鸟的另一作用,正是为了表现奔马腾空的状态。马腾空的状态也可以借助云气图案来表现,从神话学、宗教学的角度,这种马往往被解释为神仙世界的天马。需要指出的是,神仙的虚幻世界模仿自人间的现实世界,否者万能的神也不需要天马作为代步工具了。同墓出土的主骥,“神态矫健,昂首翘尾,徐步欲行,鞍已失,体两侧各负韉片1块,韉上敷粉,墨画奔马及云气,边有纹饰。”主骥韉片上的奔马云气图案,也是对奔马腾空状态的反映。

  平面上,奔马的速度与腾空的状态,通过与飞鸟或云气的对比可以直观地表现出来,但是在三维立体空间内,既要将奔马与飞鸟或云气融为一体,又要解决奔马支撑点的问题。铜奔马的结构与造型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有学者指出:展开双翅的飞鸟,其形状和所处位置使奔马保持了前后和左右平衡,既解决了支撑点问题,又将铜奔马四足腾空的特定瞬间表达出来。而如果将飞鸟从马蹄下移走,则铜奔马其余三蹄差不多贴着地面,马呈匍匐状,是无法奔跑的。可见,铜奔马右后蹄下方飞鸟的主要功能,是将二维平面形象转化为三维立体形象时,为直观地展示奔马的速度与腾空状态,而特别设计的,可谓匠心独具。

  铜奔马的支撑点虽然在飞鸟身上,但支撑点的解决,并不一定非要采用为飞鸟形象。据传,曾出现过与铜奔马造型一模一样的传世藏品,只是铜奔马脚下的是云彩。因此,飞鸟这一造型设计的本质作用并非解决支撑点问题,而是表现马的速度与腾空状态。

  综上所述,铜奔马是骑乘之马,从现在的视角看,它的艺术价值巨大,但在当时它并非艺术品,而是具有实际功能的丧葬品,所要表现的主题首先是真实的马,即车马仪仗队伍中的一员。将铜奔马还原为承担实际骑乘作用的丧葬品,不仅不会降低它的艺术价值,反而如实地反映了艺术与生活的本质关系及其成就。为了表现马的速度与腾空状态,特意将飞鸟设计在马的右后蹄下,从而也合理地解决了奔马的支撑点问题。

  二、铜奔马的命名

  “马踏飞燕”之名,是原甘肃省文化局王毅先生首先提出的,得到了前往甘肃博物馆参观的郭沫若先生的认可。1971年,铜奔马送北京展览时,按照文物命名原则,将其命名为“铜奔马”。随着铜奔马名声的远扬,它的命名成为广泛关注的问题。

  东汉张衡《东京赋》有“龙雀蟠蜿,天马半汉”的说法,因此,有学者认为铜奔马应命名为“马超龙雀”。《文选》李善注引薛综:“龙雀,飞廉也。天马,铜马也。蟠蜿、半汉,皆形容也。”《史记·封禅书》:汉武帝“令长安则作蜚廉桂馆”。《汉书·武帝纪》:“作甘泉通天台,长安飞廉馆。”颜师古注引应劭曰:“飞廉,神禽能致风气者也。明帝永平五年,至长安迎取飞廉并铜马,置上西门外,命平乐馆。”又引晋灼曰:“身似鹿,头如爵,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离骚》:“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王逸注:“飞廉,风伯也……或曰:‘驾乘龙云,必假疾风之力,使奔属于后。’”《淮南子·俶真训》:“骑蜚廉而从敦圄。”高诱注:“蜚廉,兽名,长毛有翼。”很显然,无论是龙雀的形象,还是它与“天马”之间的关系,均与雷台铜奔马的造型和内涵不符。

  铜奔马命名问题的探讨,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奔马和飞鸟两个方面:以奔马为主要视角的观点,争议在于奔马的原型是现实世界中的良马还是神仙世界的神马,如前所述,铜奔马是整个墓主车马队伍中的一员,本质上它是现实世界骑乘之马的反映,所以神马说与铜奔马的设计目的不符;以飞鸟为主要视角的观点,争议较大,除了飞燕说、龙雀说之外,还有乌鸦说、鹰说、隼说、鸠说等看法。不少学者结合西北地区的鸟类分布等因素,认为飞鸟的原型应为鹰隼,这样的看法从区域历史与生态环境的角度,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为了直观形象地表现奔马的速度,将飞鸟等速度迅捷类动物作为奔马速度对比标准物的做法,不仅渊源悠久,而且影响地域广泛,是当时社会的普遍认识。如前引睡虎地M44扁壶飞鸟奔马图像;马王堆汉墓帛书《相马经》所谓的“后有三齐,兽以走,鱼以流(游),鸟以蜚(飞)”等。铜奔马右后足下飞鸟原型之所以有多种说法,根本原因是飞鸟形象的模糊性。从飞鸟在整件作品中的功能而言,将它与真实的鸟类品种进行对应,并无实际的必要。历史时期河西地区的鸟类资源十分丰富,与铜奔马右后足下飞鸟形态相似的鸟类,亦非只有鹰隼。因此,将铜奔马右后足下鸟直接称作“飞鸟”更具有普遍性意义。

  有学者认为奔马足下的鸟不宜为吉祥鸟,如白雀,而应该是恶鸟,如鸩。从视觉上,飞鸟被奔马踩踏在足下,给人以飞鸟被奔马征服,处于从属地位的感觉。无独有偶,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石雕,也将匈奴人置于马蹄之下。虽然飞鸟、匈奴人与马的位置关系类似,但是二者的功能和所要表达的主题完全不同。“马踏匈奴”石雕是霍去病军功的表现,主要目的是展现当时与匈奴的对抗与征服关系,采用“踏”字进行命名,准确地表达了石雕的政治含义。铜奔马的主题,并不是要表现奔马与飞鸟的冲突和征服关系,特意在奔马右后足下设计了飞鸟,是为了表现奔马的速度与腾空的状态,如有学者指出:“龙雀也好,燕子也好,争执的是马蹄下所踏之飞鸟的种类,其实均不重要,重要的是标志这匹马不是一般陆地上奔走的马,而是在天空中飞行的马,汉代艺术家所要表现的无非是谓腾云驾雾的飞腾意境。”故此,虽然在视觉上,铜奔马的右后足踩踏在飞鸟背上,但二者之间并不构成政治或道德层面的地位高低关系。

  《拾遗记》:“(周穆)王驭八龙之骏:一名绝地,足不践土;二名翻羽,行越飞禽;三名奔霄,夜行万里;四名越影,逐日而行;五名踰辉,毛色炳耀;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胜雾,乘云而奔;八名挟翼,身有肉翅。”这里在描述“翻羽”“越影”“逾辉”“超光”骏马的速度时,使用了“越”“逾”“超”等字,相关文献也出现了“锐耳脱兔,骇蹄超鸿”等说法。虽然飞鸟的功能之一是表现奔马的速度,但是它兼具的表现奔马腾空的功能,决定了奔马与飞鸟之间并非超越关系,而是与“绝地”相似,本质上表现的是疾速飞奔之马“足不践土”的腾空状态,所以铜奔马的命名中,不宜使用“超”“越”等字。

  雷台铜奔马的奔跑姿态为对侧步。所谓对侧步,是指马匹在行进过程中,同侧前后蹄同时前迈,同时着地,与对侧马蹄相互交叉行进的步法。马的对侧步有自然形成与后天培训形成两种,以对侧步行走的马,被称为“走马”。有学者认为:“‘对侧步’,与通常所谓‘飞奔’不同,称‘奔’不甚确切。”“甘肃武威雷台出土之‘铜铸天马’,正具有此所谓‘对侧步’的潇洒行态。其不能以‘奔马’称之的道理,已然十分明白清楚。”但需要指出的是,对侧步并非“走马”的专有技能,实际上奔马在疾速奔跑的时候,也能迈出对侧步。

  通过将英国摄影师麦布里奇(Eadweard Muybridge)于1878年拍摄的赛马步法照片与雷台铜奔马的对比研究,可以发现其中有一张照片与铜奔马惊人的一致。对同一匹马奔跑步法照片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它起跑阶段的步法并非是对侧步,是在达到一定的速度时才迈出对侧步的。更为重要的是,与对侧步同时出现的,是这匹赛马四足已经完全离开地面,与雷台铜奔马一样,处于腾空状态。也就是说,铜奔马的对侧步可能正是它在疾速奔驰时产生的,并非一匹“走马”在进行优雅的舞步表演。

  综上所述,雷台铜奔马主要由奔马和飞鸟组成,表现主题是马疾速奔跑以致腾空的状态。在表现对象与主题上,奔马与飞鸟有主次之别,即奔马为主,飞鸟为次。但在主题思想的表达上,飞鸟的设计是为了衬托马的速度和表现马的腾空状态,在整个作品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是作品主题思想表达的重要媒介,因此,在命名时,应对飞鸟加以体现。铜奔马的对侧步,是它疾速奔跑所致,因此,它是一匹地地道道的奔马,将其命名为“奔马”是合适的。奔马与飞鸟的地位是平等的,没有政治或道德含义上的高低之分,它们的位置关系是作品主题思想表达的需要。那么,根据文物命名的一般原则,可以将它命名为“飞鸟铜奔马”。

  三、结语

  一件文物本身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多方面的内容。在对文物进行解读的时,关注面或侧重点不同,对文物的认识自然会出现种种差异。武威雷台出土的铜奔马,如果仅仅孤立地看待它、分析它,从宗教学的角度将其解释为神仙世界的神马,或从现实世界的角度将其解释为良马,均无不可。对于它足下的飞鸟,亦可以根据文献和鸟类科学做出不同的解读。但是,文物的定名由文物本身的造型、结构及功能决定。武威雷台铜奔马命名的关键点:首先是铜奔马在整个墓葬陪葬品中的地位与功能;其次是飞鸟与铜奔马的关系。通过分析可知,奔马作为具有骑乘功能的良马,是铜车马队伍中的一员,飞鸟的作用是表现奔马疾驰时腾空的状态,而在飞鸟原型具有不确定性的前提下,不宜将其与某一种具体的鸟类相对应。因此,我们认为这件铜器应该命名为“飞鸟铜奔马”。

铜奔马所体现的社会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结合河西地区的历史,我们认为可以将“飞鸟铜奔马”称为“天马”。汉武帝曾将乌孙马与大宛马称为“天马”,虽然后来他作《天马歌》一定程度上将现实世界的“天马”神化了,但是汉武帝追求西域“天马”目的在于解决现实世界的政治、军事等问题,神化“天马”主要目的是塑造政治权威,以推行西域政策。河西走廊是沟通中原与西域的交通要道,除政府有组织的交流行为外,民间的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以各种形式存在。铜奔马的原型自然是包括西域“天马”在内的各品种马之间杂交繁殖的良马。“天马”,既可以用来称呼神仙世界中的神马,也是现实世界良马的名称,将“飞鸟铜奔马”称为“天马”,使用的正是后一种含义。总之,铜奔马的原型是河西走廊经济文化交流的产物,在这一意义上,“飞鸟铜奔马”或“天马”,理所当然是河西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标志之一。

注:本文选自《凉州文化与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责任编辑:吴 燕

  编 辑 :李元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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