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田野考古大师凯瑟琳·凯尼恩惠勒方格 凯瑟琳·凯尼恩（Kathleen Mary Kenyon）1906 年 1 月 5 日出生于英国伦敦，她是著名古典学家、古文书学家、圣经研究者，是担任过大英博物馆馆长的弗雷德里克·乔治·凯尼恩爵士（Sir Frederic George Kenyon，1863—1952）的长女，虽然凯瑟琳并不认为自己选择考古是受其父亲的影响，但凯尼恩爵士的身份和地位给凯 ...

田野考古大师凯瑟琳·凯尼恩

惠勒方格

凯瑟琳·凯尼恩（Kathleen Mary Kenyon）1906 年 1 月 5 日出生于英国伦敦，她是著名古典学家、古文书学家、圣经研究者，是担任过大英博物馆馆长的弗雷德里克·乔治·凯尼恩爵士（Sir Frederic George Kenyon，1863—1952）的长女，虽然凯瑟琳并不认为自己选择考古是受其父亲的影响，但凯尼恩爵士的身份和地位给凯瑟琳后来的工作带来许多便利是毋庸置疑的。她也是英国卓越的考古学家莫蒂默·惠勒（Mortimer Wheeler）最器重的女弟子。探方发掘法（又称“惠勒方格”法）在西方被称为“惠勒—凯尼恩发掘法（The Wheeler-Kenyon method ）”，由此可见凯瑟琳·凯尼恩在探方发掘法应用和推广方面所起的作用。

热爱运动的“假小子”

童年的凯尼恩（ DAME KATHLEEN KENYON DIGGING UP THE HOLY LAND ）

出生在开明知识分子家庭的好处是凯瑟琳的童年丝毫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孩提时代的凯瑟琳完全是个“假小子”——钓鱼、划船、假扮印第安人、爬树、骑马、骑自行车、打网球……1914 年夏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断了许多英国人平静的生活，但对于 8 岁的凯瑟琳来说，只不过是又多了一种游戏而已——坐在玩具车厢里模仿轰炸机丢炸弹！

1919 年，凯瑟琳与比她小两岁的妹妹诺拉（Nora）一起进入圣保罗女子中学（St Paul's Girls' School，当时伦敦最好的私立女子中学之一）学习，在这里凯瑟琳除了接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 外，“ 假小子”的性格逐渐转化成了对体育运动的热爱——曲棍球、长曲棍球、板球都是凯瑟琳的强项。因为她在学校里的优异表现，1924 年凯瑟琳当选为学校的学生代表（Head Girl），1925年毕业时又获得了玛丽威尔逊历史

奖（Mary Wilson History Prize）。

从圣保罗女子中学毕业之后凯瑟琳来到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女子） 学 院（Somerville College） 继续她的学业，此时她的兴趣更为广泛，虽然加入了牛津大学考古学会（Oxford University Archaeology Society），但此时的凯瑟琳对田野考古发掘并无多少兴趣，更多的时间是用在娱乐和运动上——舞台剧表演 ；跳舞，当时还是牛津大学新学院的学生、后来著名的欧洲史前考古学家克里斯托弗·霍克斯（Christopher Hawkes）就经常担任凯瑟琳的舞伴；曲棍球；板球；网球；滑雪 ；骑马……按照凯瑟琳自己在信里的说法 ：“这周的每一天我都在玩！”而真正让凯瑟琳走上田野考古生涯的则是萨默维尔学院院长弗莱女士（Sara Margery Fry ）。

大津巴布韦初试牛刀

1928 年，为了解决大津巴布韦石砌建筑遗址的文化属性与建造年代问题，英国科学促进会（British Association）邀请著名女性考古学家格特鲁德·卡顿·汤普森 （Gertrude Caton Thompson） 前往大津巴布韦开展新的考古工作，弗莱院长极力推荐凯瑟琳作为她的同伴。但由于凯瑟琳没有任何田野考古发掘经验，起初汤普森还有些犹豫，后来在凯瑟琳父亲乔治·凯尼恩爵士的帮助下，凯瑟琳与汤普森在大英博物馆见了一面，汤普森终被凯瑟琳的聪明和决心所打动，同意凯瑟琳以助手的身份参加发掘，于是在

1929 年二三月之交，凯瑟琳与女建筑学者多萝西·诺里（Dorothy Norie）结伴前往非洲。

格特鲁德·卡顿·汤普森

即使是今天，很多考古工地的条件也是非常简陋的，人身安全和卫生条件给女性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这也是不少考古学专业的女生最后脱离一线工作的主要原因。90年前非洲的生活条件可想而知，特别是对于如凯瑟琳这种来自上层社会的年轻女性知识分子来说更是如此。她们的驻地是一个圆形的茅草屋，照明依靠蜡烛和煤油灯，只能用木桶提水洗澡，最让凯瑟琳难以忍受的是睡觉时会有很多蚂蚁爬上她的床头，不过她还是很快适应了这里的田野考古生活。作为汤普森的助手，凯瑟琳在大津巴布韦的考古工作主要负责后勤运输车以及给遗迹、遗物拍照。

这次田野工作最大的收获除了根据遗迹现象的关系以及出土遗物的性质证实大津巴布韦遗址是非洲土著原生文化遗存外，还坚定了凯瑟琳将田野考古作为毕生事业的决心。跟随卡顿·汤普森工作，让凯瑟琳得到了一些初步锻炼，但对她来说汤普森可能并不是一位优秀的田野考古启蒙老师。汤普森缺乏耐心从基础开始培训新人，她希望她的助手们可以自学成才， 这对于专业性很强的田野考古来说确实有点强人所难，在汤普森眼中凯瑟琳只能算是一个还不错的考古摄影师。凯瑟琳还在等待“伯乐”的出现。

惠勒夫妇的门徒

正在打网球的凯尼恩（ DAME KATHLEEN KENYON DIGGING UP THE HOLY LAND ）

1929 年 11 月，凯瑟琳回到伦敦后，跟着她的父亲参加了许多考古学讲座，很快机会就来了。1930 年 2 月的一次晚宴，由于母亲生病，凯瑟琳陪同父亲出席，此时凯瑟琳田野考古真正意义上的导师泰莎·惠勒（Tessa Wheeler）就坐在她的身旁。泰莎是莫蒂默·惠勒的第一任妻子，若不是 1936 年英年早逝的话，她应该会成为闻名世界的女考古学家。“惠勒—凯尼恩方法”中的“惠勒”指的是莫蒂默和泰莎夫妇二人，凯尼恩家族一直流传着这么一种说法，泰莎的田野发掘技术比莫蒂默更高一筹，莫蒂默的田野发掘技术甚至是从泰莎那里学来的。了解了凯瑟琳的情况后，泰莎邀请她加入他们夫妇即将在圣奥尔本斯（St Albans）开展的考古发掘，凯瑟琳愉快地接受了泰莎的邀请。

与卡顿·汤普森不同，惠勒夫妇非常重视对新人技术和方法上的训练，特别是泰莎，对新手的指导极具耐心。20 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正是惠勒夫妇探方发掘法逐渐成熟的关键时期，凯瑟琳跟随惠勒夫妇参与几个发掘项目时得到了非常严谨、系统的田野考古训练。惠勒夫妇也非常器重这位女弟子，在用餐的时候也给予悉心教导，凯瑟琳在对于地层的判断和遗迹之间关系的把握方面有着过人的天赋，很快便成为这方面的专家。1934 年，凯瑟琳已经可以独立掌控像维拉玛剧院（Verulamium Theater）考古发掘这样复杂的项目（维拉玛剧院是不列颠当时所知的唯一一座罗马时代的大剧院，建于 2 世纪中叶）。

在津巴布韦的驻地

1931 年，凯瑟琳在跟随惠勒夫妇学习之余便已参加到巴勒斯坦希腊时代撒玛利亚（Samaria）古城的发掘中，她将在惠勒夫妇那里学到的本领灵活运用于实践之中，很快便成为田野工作的核心成员。20 世纪 30 年代的头几年，凯瑟琳发表了一些关于大津巴布韦遗址、罗马大剧院遗址以及巴勒斯坦考古工作的学术论文和大量的科普文章，这是凯瑟琳从惠勒那里学到的第二项本领——将考古资料尽快发布出来，同时可以吸引更多公共的眼球来关注考古。整 个 20 世纪 30 年 代， 凯瑟琳几乎将全部的热情投入考古工作之中，直到 1940 年不列颠空战打乱了生活轨迹，她加入红十字会，并成为海默·斯密斯分会（Divisional Commander of the Red Cross in Hammersmith）的负责人，二战期间凯瑟琳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用在招募医生和护士培训其他成员急救和护理方面的技能上。凯瑟琳跻身于世界第一流考古学家之列的田野发掘还要等到二战结束之后。

田野考古的典范——耶利哥的发掘

19 世纪 60 年代欧洲的探险家就已经对《圣经》中记载的耶利哥（Jericho）古城进行过调查，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工作则始于 1907—1909年的德奥联合考古队，根据发掘资料记载，他们将遗址的最早年代定在公元前 3000—前 2000 年。1930—1936 年，英国考古学家约翰·加斯顿（John Garstang）又在耶利哥进行了一些考古工作，发现了公元前 4000 年的新石器时代地层。1950年加斯顿邀请凯瑟琳复核他的发掘资料，凯瑟琳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遗址中没有发现青铜时代晚期的陶片，因此加斯顿判断其废弃年代为公元前 15 世纪的理由并不充分，而且有证据显示之后的几个世纪该地是有人类活动的。为了解决心中的疑惑，凯瑟琳决定自己去做一次

小规模的发掘，而事实上她的发掘前后断断续续持续了 7 年之久，参加人员 100 余名。

泰莎·惠勒

1951 年 12 月底，凯瑟琳回到阔别已久的巴勒斯坦，并于 1952 年开始了耶利哥新一轮的发掘。当时的巴勒斯坦考古工作者并不熟悉基于地层学的“惠勒方格”发掘法，他们做发掘时一般是将建筑全部揭露出来，再用建筑学的方法研究，发掘过程中往往忽略地层关系以及可以帮助判断年代的相关陶器类型，因此对建筑的年代判定就变得非常困难。凯瑟琳运用惠勒夫妇的方法，在发掘区布 5×5 米的探方，保留隔梁，由于地形的限制，凯瑟琳没有完全拘泥于惠勒夫妇的标准探方，而是根据需要作出适当调整。严格按照平剖面结合的方法进行考古发掘可以将不同时代的地层和出土器物区分出来，这样就建立起了该地地层和出土器物的相对年代序列。在耶利哥，凯瑟琳和她的团队在精细的地层学证据下发现了距今 1 万多年的中石器时代土台、距今 9000 年的先陶新石器时代围墙，以及经14 C 测年确认为距今 8000 年的新石器时代的灰泥头骨（Plastered human skulls），这样便在耶利哥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从早期半定居半游团社会到发达农业文明的文化序列，时间跨度约 1 万年，她的这些发现改写了近东乃至世界的史前史。

灰泥头骨（ DAME KATHLEEN KENYON DIGGING UP THE HOLY LAND ）

从长远来看，凯瑟琳在耶利哥的考古发掘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将“惠勒—凯尼恩发掘法”传播到更广阔的区域，1952—1958 年，除了阿拉伯民工外，前前后后参加的100 余名工作人员主要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和新入行的年轻学者，他们在凯瑟琳的指导下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了著名的考古学家，如美国的乔·卡拉威（Joe Callaway）、约旦的阿维尼·达贾尼（Awni Dajani）、以色列的克莱尔·爱泼斯坦（Claire Epstein）等，他们在世界各地践行凯瑟琳·凯尼恩的发掘方法并将其发扬光大。

晚年生活

20 世纪 60 年代凯瑟琳又在耶路撒冷做了一些考古工作，由于年事渐长，她逐渐不再参与野外发掘。1962 年凯瑟琳担任牛津圣休学院院长（Principal of St Hugh's College,Oxford），1973 年退休时获得了大英帝国女性爵级司令勋章（Dame Commander， 简称DBE， 因此凯尼恩的名字前一般冠以“Dame”），1974 年凯瑟琳成为切斯特考古学会（ Chester Archaeological Society） 名誉副会长。

晚年的凯尼恩（ DAME KATHLEEN KENYON DIGGING UP THE HOLY LAND ）

凯瑟琳终身未嫁，晚年的她住在威尔士东北的玫瑰山庄园（Rose Hill estate），那是她父亲留给她的遗产，在这里她过着平静的生活，直到 1978 年 8 月 24 日去世。许多同时代的考古学者一致认为在田野发掘领域凯瑟琳·凯尼恩是无人能出其右的，因此她也被誉为“地层学教母（Mistress of Stratigraphy）”。在许多人眼中凯瑟琳·凯尼恩是她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考古学家之一。看着 60 多年前的老照片，我们似乎回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的耶利哥，那个体型略胖、不修边幅的中年女士一手夹着烟卷，一手指着发掘面，嘴里吐着烟雾对年轻人喊道：“地层！注意地层……”

（本文刊载于大众考古2019年3月刊 作者吴玲为无锡博物院工作人员 ；何文竞为苏州市考古研究所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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