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九八窟 王旭东　　刚到莫高窟，他一个洞窟一个洞窟地查看，检查壁画上有没有裂隙，　　壁画地仗有没有酥碱、有没有疱疹等，这些都与自己的专业相关。一个多月他看完四百多个洞窟。　　他还清楚记得在那个夏天最热的时节，窟外气温接近40摄氏度，洞窟却特别凉快，如此反复进出洞窟，　　他中暑了，难受、恶心、冒虚汗……只好在第458窟一个沙堆上躺 ...

　　九八窟 王旭东

　　刚到莫高窟，他一个洞窟一个洞窟地查看，检查壁画上有没有裂隙，

　　壁画地仗有没有酥碱、有没有疱疹等，这些都与自己的专业相关。一个多月他看完四百多个洞窟。

　　他还清楚记得在那个夏天最热的时节，窟外气温接近40摄氏度，洞窟却特别凉快，如此反复进出洞窟，

　　他中暑了，难受、恶心、冒虚汗……只好在第458窟一个沙堆上躺卧了半个多小时，才慢慢恢复过来。

　　

　　王旭东（右3）与中外专家在莫高窟第85窟壁画保护现场讨论（左1为黄克忠先生、右1为阿根纽博士，右2为李最雄博士）

　　

　　一

　　

　　中午一点，从莫高窟第98窟看完出来，王旭东回到了保护研究所的会议室。接下来有几个会议等着他。我们的采访只好见缝插针地利用时间。因为第98窟要求在2014年验收，需要提交全面的工作报告，在此之前还有很多工作要完成—第98窟的保护修复，是王旭东1998年刚刚上任保护研究所副所长后，负责主持的第一个壁画保护项目，时间已经过去了16年。

　　要讲述这16年不是容易的事。但我第一次见他就注意到，他的瞳仁极为黑亮，看向人的时候有一种清净透明的光。这是否因为待在敦煌久了，令人洗心澄目，我不得而知。但相比那些当初因为对敦煌文化心怀虔敬而来到这里的同事，王旭东并非如此，他最初喜欢上的只是这里的自然环境。

　　“我记得那天是1991年农历正月十七，我第一次到莫高窟，非常喜欢这种静寂。尽管那时还没有决定要到这里工作，更没有想到会在这里工作生活23年。但我确实认为，这是个好地方。”

　　王旭东的家乡在甘肃山丹军马场附近一个偏僻的山村，全村人口不超过1000人。他出生在一个半工半农的家庭，父亲在城里工作，母亲带着四个孩子在山村生活。因为家庭成分的原因，在“文革”开始后，原为民办小学教师的母亲失去了教书的工作。直到1980年王旭东到县城读书之前，一直跟母亲、哥哥、妹妹和弟弟一起，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光。

　　

　　山村坐落在相对平坦的山坳里，水是从很远的上游通过渠道引来，过程很是艰难。夏天遇到暴雨，渠道总是被毁坏，家家要抽壮劳力去抢修。冬天渠道停止供水，村民们只能吃涝池水，吃冰块融化的水，等到冰都没有的时候，只能赶着毛驴去山下驮水，往返需要一个多小时。他们兄弟姐妹，从小就帮家里干活儿，王旭东说：“除了犁地，几乎什么农活儿我都会干，耙地、除草、割麦子、放羊、放马……”不过如今留在王旭东记忆里的，更多是山村所特有的自然之气。

　　山村四季分明，因为距祁连山较近，海拔较高，春天和秋天显得很短。春末夏初野花相继开放，小伙伴们放学后去挖野菜，还可以摘一种可以和着面粉蒸了吃的野花，当地叫猫儿刺花。夏天可以在水渠里戏水。秋天收庄稼是苦差事，这不关小孩子们的事，但会随着大人们去挖土豆、胡萝卜，“捡胡萝卜时，挑那些小一点的，在衣服上蹭几下就嚼着吃，非常甜”,“当把羊赶到山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躺在山坡上休息，很是惬意”—这样的一些山村生活片段，深刻在他的头脑里，及至今天，他依然拥有极强的乡村情结。他不喜欢大城市，只喜欢那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城市。到国外去考察学习，他最喜欢的是日本的京都、奈良，英国的牛津小镇，法国的里昂，美国的普林斯顿小镇等田园城市。

　　1986年王旭东考上兰州大学工程地质专业。他选择专业的目标就是为了以后回到家乡去，当时报的所有专业都是和水利工程有关—又是故乡情结。儿时看到水利技术人员把水引到山村里，他觉得很神奇，觉得自己将来可以做这个事。1990年夏天大学毕业，他被分配到张掖地区水利处下属的一个水利勘察设计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待了三个工地，用他的话说：“挺好的，我就喜欢在山里勘察设计，别人觉得苦，我不觉得，我也很乐意整天跟农民工、农民打交道，特别好。”

　　事情的因缘就是，敦煌研究院彼时正和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开展莫高窟保护的国际合作项目，急需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的专业人员，便向兰州大学提出推荐毕业生的请求，而王旭东的老师推荐了他，说他特别能吃苦。但起初王旭东并没有去敦煌的兴趣，后来在敦煌研究院的邀请下，抱着来看一看的想法，在1991年春节刚过，便乘汽车先到玉门住了一夜，再从玉门坐汽车至敦煌。初抵莫高窟，他没有感到辛苦和不便，反而在石窟四围的寂静荒野中寻觅到了一种说不清的自在。第二天，他见到保护研究所所长李最雄博士。双方都留下了极好的第一印象，李博士的学者风度让王旭东仰慕，顿生想要效仿他的些许冲动。也许是环境与人的共同吸引，消除了王旭东“来看一看再说”的心态。

　　虽然他当时对于莫高窟的壁画和彩塑—他真正要面对的工作，还丝毫不熟悉。“说老实话，我是学理工科的，对历史不是很感兴趣，也就不是很关注。”如果追溯印象，他记起来是1981年父亲曾到过这里旅游，看到过他在莫高窟九层楼前的留影，其他了解则寥寥。当王旭东明确了要来敦煌的意愿的时候，李最雄先生带他见了研究院的段文杰院长和樊锦诗副院长。他们几十年奉献敦煌的精神和人格魅力，以及吸引人才的执着情怀打动了他，坚定了他要来敦煌工作的决心。

　　

　　二

　　

　　后来的二十几年的时光，李最雄先生成为王旭东从事文物保护研究的领路人和科研合作伙伴。

　　当时在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学工程地质专业的只有王旭东一人，据说当时整个中国文物系统学这个专业的寥寥无几，中国文物研究所的黄克忠先生是第一人，他在20世纪60年代进入这个领域。而王旭东很有幸在初到敦煌工作的时候得到了黄先生的亲自指点，及至今日，在敦煌飞天宾馆的交谈还历历在目。但真正接触壁画保护修复的时候，他确实不知从何处着手，只能摸索着，向前辈们学习并极力寻找专业契合点，希望把所学专业知识应用到壁画保护修复中来。王旭东也是幸运的，适逢另一个绝好的机会，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文物保护研究所的合作项目，美方的首席专家阿根纽博士拥有化学与地质学双学位，他渊博的知识和严谨的学术素养对王旭东产生了极深的影响。他比王旭东父亲大三岁，后来，他俩成了忘年交。二十多年的中美合作项目，也培养了包括王旭东在内的许多敦煌研究院的年轻一代保护科研人员。

据介绍，98窟曾经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各修过一次，每隔十年同样的问题会出现且每次都比上一次严重。这次修复吸收了与国外合作的经验，大的突破主要是在灌浆脱盐。（摄影：马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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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旭东坦率说，他起初对文物保护没有概念，心里也没有觉得那些壁画伟大，更没有感到震撼。开始在莫高窟工作之后，他一个洞窟一个洞窟地查看，检查壁画上有没有裂隙，壁画地仗有没有酥碱、有没有疱疹等，这些都是与自己的专业相关的。那时甚至都没太关注壁画颜料层的起甲病害。在一个多月时间里他看完四百多个洞窟。“那时候事少，不像现在课题、项目这么多”—说来他竟有种怀念的意思。他还清楚记得在那个夏天最热的时节，窟外气温接近40摄氏度，洞窟却特别凉快，如此反复进出洞窟，他中暑了，难受、恶心、冒虚汗……只好在第458窟一个沙堆上躺卧了半个多小时，才慢慢恢复过来。后来同事告诉他这样对身体非常不好，因此以后每次进窟之前，他都会先在门口适应一下。之后经过熏陶，他也慢慢知道了壁画彩塑的内涵和价值，也激发了他可能有的对艺术的感觉。如今，“每次进洞窟都觉得壁画彩塑特别美”。

　　说到第98窟，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进行过修复，到80年代又出问题，做过修复，到1998年出现了更严重的问题。而同时在这些年，敦煌研究院与美国、日本、欧洲的相关机构和大学合作，极大地促进了院方技术的提高。敦煌石窟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保护也就从80年代中期开始，90年代快速发展。在王旭东他们到来之前，前辈们已经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当然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关乎这点，王旭东说：“评价他们的功过，不是否定他们的工作，而是应该历史地加以对待—在他们那个时代只能那样做，好比过去医生做手术需要拉开很大一个口子，现在已到了微创手术时代。”

　　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合作开展壁画保护修复项目，双方选择了壁画病害类型最多的一个洞窟，即第85窟作为联合攻关课题，而第98窟的病害类型和复杂程度与这个洞窟相当。这两个窟几乎集中了所有洞窟中存有的病害—酥碱、起甲、空鼓等。理论上来说，如果这两个窟的问题都解决了，那么其他洞窟的问题也都会迎刃而解。与美方拟定的保护计划是希望通过第85窟的保护修复，能找到基于《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壁画保护科学程序。这个《准则》是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由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的相关专家联合起草的，莫高窟保护作为验证《准则》可行性的一个案例。

　　就在第85窟正按计划有条不紊开展前期调查、环境监测、壁画制作材料与工艺分析、病害机理研究的时候，第98窟的一块壁画发生了脱落。为了应急，王旭东他们采用了以前使用过的修复材料和工艺对那些可能还将脱落的空鼓壁画实施了灌浆处理，但时间不长，就发现壁画表面盐分聚集，继而发生了壁画地仗层疏松、表面颜料层翘起的问题。于是立即决定停止其他部位的修复处理。美方专家知道这个情况后，也表示了关注。美方专家认同停止继续灌浆加固处理的决定，建议王旭东他们按照第85窟项目的工作程序对第98窟开展现状调查、环境监测和病害机理分析研究等基础工作，等第85窟项目找到合适的空鼓壁画、酥碱壁画保护修复技术后再开展第98窟的保护修复工作。

　　中美合作莫高窟第85窟壁画保护修复项目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不仅在空鼓壁画灌浆和脱盐技术方面有了突破，还建立起了一套科学的壁画保护程序。这一成果对第98窟的保护修复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按照第85窟取得的经验，由敦煌研究院自己的专业人员完成了第98窟的前期调查研究工作和修复工作。他们经过16年的艰苦努力，今年将顺利完成第98窟的修复任务。第98窟也在长达十余年之后，再次以健康的状态与游客见面。“这个项目的波折，让我们认识到一个科学的文物保护工作程序是多么的重要，这个程序中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都会影响到保护结果的成败。即使那些侥幸成功的案例，也不能说明科学程序的可有可无。”王旭东庆幸于这个转折，他们会在第98窟的保护修复报告中记录下这些曲折和转折。现在，敦煌研究院从事保护修复的队伍有六十多人，从事保护研究的队伍也有五十多人。

　　

　　三

　　

　　“我到现在也没觉得苦。”王旭东说。其实这话在见面不久他就说过。大约是人的性格决定命运，比他早几年和跟他同一年来敦煌的本科毕业生还有不少，但大多都离开了。有的去了北京，有的去了国外，只剩下他一个。王旭东感叹说，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对环境适应的能力不一样。“不过我现在蛮有成就感的。人不可能一天两天就有成就感，要坚持，要耐住寂寞。”

　　我问他什么是他理解的敦煌精神，他讲到，一个是热爱，一个是坚守，最后才是奉献。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热爱这个地方，热爱这个遗产，你对它没兴趣，进而选择离开，这与人的品质没有关系。我一开始是喜欢这个环境，有些人是热爱这个艺术，但必须热爱才能坚守。有的人也热爱，但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能坚持下来。如果没有奉献精神也不行，我们是失去完整而温馨的家庭生活，失去了对家人的关照，得到的是我们赖以欣慰的事业。”

　　王旭东的妻子毕业于兰州医学院，刚开始是老家县医院的一名儿科医生，他们是高中同班同学。当王旭东决定来到敦煌工作时，向院里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把女朋友也调到敦煌。在他到敦煌的第二年，他们结婚了，年底他的妻子也在研究院的努力下如愿调到了敦煌市医院。由于妻子对紫外线过敏和不能适应儿科医生的高强度工作，不得不于1998年带着五岁的儿子到了兰州，在一所卫生学校从事教学工作，从此两地分居十多年。妻子投入全部精力一个人抚养孩子，直到刚刚把儿子送到国外读大学。但随后，她一度陷入精神空虚，可能是因为多年相依的儿子忽然从身边离开造成的结果，这令王旭东极为痛心与内疚。妻子希望他能离开敦煌，找一个两人能待在一起的地方过一种简单的生活。在经过一个月的思想斗争后，他决定放弃敦煌的工作回到妻子身边。王旭东向组织提出了调离敦煌研究院的请求。报告递交后，妻子的精神状态发生了极大的好转。但由于种种原因，组织没能接受他的请求……自然，这个地方不仅是他所喜欢的，而且23年来的坚守与付出也使他深深地眷恋着这份工作。令他深感疲惫的是，家庭与工作，仿佛身心两处不能会合。

　　结束这次访问前，他的言语里满含无奈：“这是我们莫高窟人的心头之痛。我有不少同事都是两地分居，为了孩子们的教育，我们都无奈地选择了这样的生活。没有人愿意选择这样的生活，但如何才能既从事喜欢的工作又能照顾好家庭，可以说无解。……也许人生就是由缺憾构成的吧，有时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但家人的苦又有谁能理解呢？难道选择了莫高窟就一定要失去家庭的天伦之乐吗？也许对我们这些把家安在兰州的人一定会是这样的结局。所以我劝年轻的同事，最好把家安在敦煌，完满的家庭是事业持续的基石。”

　　

　　

　　

　　王旭东

　　1967年生于甘肃山丹，兰州大学地质工程专业博士，2000年赴日本东京文化财研究所，2005年1月至6月、2011年1月至3月赴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做访问学者。本书采访时担任敦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兼任古代壁画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主任、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现任国际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古遗址保护专业委员会主席、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古遗址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副理事长等职。浙江大学兼任教授，兰州大学、西北大学兼职教授。长期从事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及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研究。2015年起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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