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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千年历史,莫高窟艺术之花历朝精彩异呈

摘要: 考证一些壁画的内容常常从壁画的时代得到启发,而判断洞窟的时代早晚,又常以壁画的内容作为佐证。从前秦建元二年到元朝至正二十八年的一千多年间,敦煌莫高窟前后经历了十多次改朝换代,见证了历史的发展。 十六国晚期 在鸣沙山有限的崖面上,许多洞窟经过历代一修再修,面目全非;加上长时期以来的倾圮、毁损,莫高窟初创时期的洞窟已难寻觅。如今只能从 ...

考证一些壁画的内容常常从壁画的时代得到启发,而判断洞窟的时代早晚,又常以壁画的内容作为佐证。从前秦建元二年到元朝至正二十八年的一千多年间,敦煌莫高窟前后经历了十多次改朝换代,见证了历史的发展。

十六国晚期

在鸣沙山有限的崖面上,许多洞窟经过历代一修再修,面目全非;加上长时期以来的倾、毁损,莫高窟初创时期的洞窟已难寻觅。如今只能从现存的早期洞窟中找出一组十六国晚期的石窟,它们是:第267268269270271272275窟。

  莫高窟第272窟内景

北魏

  

北魏平定北凉曾遭遇沮渠氏的激烈抵抗,最后沮渠氏残部被迫撤离敦煌远渡流沙。敦煌虽一度置镇,但处危境几乎不能自保,幸尉多侯率领敦煌军民多次苦战才稳定下来。这一时期的主要型是,有人字披顶和中心塔柱的“塔庙”(或叫“支提”)窟。壁画除本生故事外,多以千佛为主要题材。

  莫高窟第248窟南壁伎乐天 北魏

西魏

柔然衰微以后,北魏在敦煌镇建瓜州,曾以宗室东阳王元荣为瓜州刺史。元任期北魏、西魏两代,曾在莫高窟开凿了一些石窟,将内地深受南朝文化影响的佛教艺术移植西来。这一时期开凿的洞窟数目,比过去有所增加。

北周

北周一代东西交通畅通,在西北很有建树。北周时代,敦煌是宇文王朝西部的重镇。宇文邕灭佛也曾波及瓜州,但是这并不影响莫高窟的镌龛造像,第220窟甬道南壁奉达手书“家谱”就是证据。

莫高窟第299窟国王狩猎 北周

除莫高窟外,敦煌西面的西千佛洞,至今也还保存着几座北周时代的石窟。现存北周洞窟的形制、绘塑风格,正是西魏第285窟到隋开皇四五年洞窟之间的过渡。从内容上看,壁画里首次出现的《须阇》《善事太子入海品》,这些讲孝子和善兄恶弟的故事画正是周武帝复古制、重儒术、沙释道的一种反映,表明传统的孝悌观念与佛教并非无缘。

  

  

隋代是莫高窟的一个重要兴盛期。莫高窟保留下来的隋窟共约70个。一个短短37年的朝代,竟在敦煌开凿这样多的洞窟。杨坚、杨广两代佛,用行政手段弘扬佛教,例如两次舍利到全国各州诸,包括瓜州(敦煌)的崇教寺(莫高窟),起塔供养。此外,隋朝为建立海西四,在河西、西域频繁用兵,大概也是石窟寺建造兴盛的另一原因吧。

隋承周制,莫高窟艺术也是如此,在开皇九年以前,隋代石窟还属于北朝佛教艺术范畴,莫高窟第302305292风格,无论人物的造型、内容布局、形、色彩和装饰纹样的运用,都与北周窟接近。第427419420,都是隋代艺术极盛期的作品,壁画上细致繁丽的风格和塑像衣,彻底改变了阶梯式的做法,而变为体流畅的衣纹,无疑是内地新风西渐的结果。

  莫高窟第419窟狩猎图 隋代

窟型先有须弥山式中心塔柱,如北周第303窟和隋开皇四五年第302窟;以后多是西,或西南北三壁开龛的覆斗顶方形窟,或人字披方形窟;又有了三面开龛的中心柱与前部三大像结合在一起的新形式

在绘画题材上出现了阿弥陀经变、药师经变、弥勒上生经变、维摩诘经变等结构简单的经变,也有鸿篇巨制,但结构比较自由的是法华经变。在壁画制作上出现重两颊、眉楞,突出额角、鼻梁、下颌的染色法,又有了染五官四周,甚至纯白面颜的做法。显然已从十六国、北朝以来在地色上预亮色的白鼻梁、白眼睑,凡肉体突出部分加白光的法而起了很大的变化

初唐

  

唐朝历史长达289年,开最多,艺术风格变化显著,前人把它分为初、盛、中、晚四期是很有见地的。但是,如何划分唐代的这四段时间?显然不能照搬通史或文学史上习惯的时期划分。沙州、河西有不同于内地的地方历史,例如初唐,内地早已统一,敦煌地方却还有五六年的动荡、割据;盛唐则起于神龙,于建中;之后是吐蕃王朝将近七十年的统治,佛教空前繁荣,形成了莫高窟后期的地方风格。因此,莫高窟唐代艺术的分期不能不建立敦煌自己的标准。

  莫高窟第323窟南壁石佛浮江故事 初唐

首先,莫高窟有一批初唐前期的石窟,在艺术上实际上是隋代大业时期的余绪,虽然经历的时间不长(公元617—624年),但在艺术史上却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它是从隋末进入唐初的交接点。唐朝的政权和文化影响,严格地说是和它的均田制一起来到敦煌的。尚存的第57203209322窟是一批十分宝贵的武德至贞观初年的洞窟。

随着唐王朝进军西域,长安的新画风必然随之而来。但在贞观十四年以前,河西在恢复时期,交通还不十分方便,敦煌艺术受到中原影响还是较小、较慢的。贞观十四年平高昌是唐朝首次对西域进行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它使东西交通一下子畅通起来,莫高窟艺术便迅速地出现了新面貌。

武则天时期,由于她信佛教,沙州佛事特。同时,向西域用兵也更加频繁。这就从上到下为佛教与石窟寺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因此武周时期开凿的佛要多于武德、贞观、上元各期的总和。

盛唐

  

盛唐佛教艺术的高度成就,在敦煌莫高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从岑参、高适等的诗歌反映的戎马生活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将军、都护、军使出军西域的时候,是带着许多文士、诗人、歌童、舞女、医、星相、画匠、织工等各类随军服务的人才。可以想象,沙州刺史兼豆卢军使李庭光、晋昌郡太守墨离军使乐庭瓌在莫高窟建造佛窟的时候,也可能会有他们从内地带来的匠师参与绘塑。于是,敦煌本地的画工可以直接学到内地的新画风和新技法。例如第172窟,南、北两壁同时都画观无量寿经变,显然是两位画风不同的画工的作品。他们以各自不同的理解,画出了不同的净土景观,两幅壁画的艺术成就都受到今天观众的赞赏,在当时应该都是受到信众的崇拜和敬仰的。

  莫高窟第320窟双飞天 盛唐

  

吐蕃时代

  

我们把莫高窟的中唐叫做吐蕃时代。从建中二年到大中元年的66年中,只算至今未被改建的中唐洞窟就有四十多个,比初盛唐86年中修造的洞窟还要多。

  莫高窟第158窟内景

莫高窟吐蕃时代艺术与盛唐艺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窟形、龛型和壁画内容都有显著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每窟经变数量增多。初、盛唐的个别洞窟,虽也偶有一壁上画多铺经变,却是经不同时期陆续增补而成的。吐蕃时代洞窟在制作上十分考究,覆斗形窟顶,方整的四壁,盝顶帐形龛以及佛床、壸门,无不严整、精巧;一壁之上,不仅画二至四铺经变,而且在壁面下部还画了十二至十四扇屏风。屏风内所画各品比喻故事细节,与上方经变中盛大的法会场面相配合,收到了精致细腻的艺术效果。此外,塑像和窟形的杰作当推第158窟的涅槃像和第365窟七佛堂。

晚唐

  

晚唐的半个多世纪中,给莫高窟留下约60个石窟。这时期莫高窟艺术的内容与形式也没有重大的改变,主要是世家豪族纷纷以“报恩”“”为名,营造了不少洞窟。虽说是吐蕃时期形式上和内容上的继续,但毕竟也出现了个别新的题材,个别洞窟还出现了一些新形式。特别是张、李、三家与三个统在莫高窟开的大,反映出河西地区与中原的联系比吐蕃时期有所加强。

  莫高窟第85窟东披勾栏百戏图 晚唐

五代

  

五代的莫高窟,除了世族豪门修建了一些大之外,历届河西都统在归义军节度使曹氏祖孙的支持下,对莫高窟进行了全面地维修,加修窟檐,缩小道门,对保存壁画和塑像都起到良好作用。与此同时,群众结社造窟也很普遍。敦煌石窟遗书P.3302《长兴元年河西都统和尚建龛上梁文》,字里行间热情赞美了参加工程的木匠、博士、押以及打钟、营灶的僧尼。

  莫高窟第61窟南壁农耕图 五代

五代的艺术风格是晚唐的继续,特别是墨痕中略施微染的壁画画法,在莫高窟被广泛应用。保留至今的第98窟和第36窟等,色彩鲜丽,线条刚劲,代表了五代、宋初壁画的基本格调。但与此同时,艺术表现的程式化也逐渐严重起来。

  

10世纪后半叶开始,北方的辽强大起来,通过回鹘道,也与河西有较密切的往来。曹氏五代统治、沙归义军一百四十余年。这个政权的节度使更替,祖父子孙的升官晋爵,在石窟的画像上都有反映。其中以曹元忠执政31年、曹延禄节度23年,时间最长,留下的遗迹也最多。

  莫高窟第454窟南壁制陶之家 宋代

一些大的修建,都是跨越了五代、宋两个时代。五代、宋不但政治上有不可分割的连续性,而且石窟艺术也是一脉相承,中原艺术的影响在莫高窟仍起着主导作用。

西夏

  

从地理位置上看,西夏正处于各族政权的中心,其独特的文化在西北各族政权的历史上是十分引人注目的。敦煌莫高窟与安西榆林窟西夏早期壁画,酷似归义军时代后期的“绿壁画”,中期接近甘州和西州伯孜克里克式的回鹘风格,其晚期则分别受到金、蒙古、南宋的影响。西夏早期改建了前代不少石窟,几乎没有开凿新洞,其画风与归义军时期相衔接。曹贤顺时代的画家及其后裔仍继续在莫高窟作画,表现上愈趋程式化、简单化。

  莫高窟第130窟五龙藻井 西夏

公元1036年前后,伯孜克里克回鹘画风传到沙州,在莫高窟绘了一批石窟。佛、菩萨与僧俗供养人像的造型都而丰腴,鼻隆颐满。由于制笔用长锋硬毫,线描匀洁,但笔端起落收敛变化较少,使人感觉装饰味浓,而生动的画意有所欠缺。

晚期,由于教大行于西夏,藏式佛画开始流行,同时、金画风与从四川辗转入夏的南宋画风也都在莫高、榆林两显示了影响。

蒙古·元

  

敦煌是较早受到蒙古统治的一个州郡。蒙古很重视对、沙的经营,移民屯田,恢复水利。相应发展起来的密宗佛教艺术,要算河西流行较早。因此,莫高窟现存的元朝艺术除去西夏传下来的汉密画派(如第3窟和第61窟甬道)之外,又有风格迥异的金刚乘藏密画派(如第465窟)。

文章摘编自《敦煌历史与莫高窟艺术研究》

作者简介

史苇湘(1924—2000),四川绵阳人。长期从事壁画艺术临摹、石窟内容调查、艺术理论研究工作。被人们誉为敦煌石窟“活资料”“活字典”。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出版《敦煌历史与莫高窟艺术研究》等学术著作3部,编辑出版各种图录10余部;主持完成《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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