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长江丝绸文化浅说刘兴林本文刊登于《长江文化论丛》第五辑 丝绸文化是以丝绸为载体或与丝绸相关的一切文化，这样说对于习惯了从技术和经济视角看丝绸的人们或许尚有不可融通之处。我们研究丝绸文化当然要研究作为丝绸文化载体的丝绸，当然要涉及到技术的和经济的问题，而与丝绸相关的文化现象，其核心是“丝”，并由此上及丝绸原料的生产即蚕桑(蚕桑又 ...

长江丝绸文化浅说

刘兴林

本文刊登于《长江文化论丛》第五辑

丝绸文化是以丝绸为载体或与丝绸相关的一切文化，这样说对于习惯了从技术和经济视角看丝绸的人们或许尚有不可融通之处。我们研究丝绸文化当然要研究作为丝绸文化载体的丝绸，当然要涉及到技术的和经济的问题，而与丝绸相关的文化现象，其核心是“丝”，并由此上及丝绸原料的生产即蚕桑(蚕桑又是农业文化的一部分)，它提供丝绸生产的原料，其生产形势常常是丝绸生产的晴雨表；下及丝绸的织造、用途、刺绣、纹样、服饰，丝绸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习俗、制度中的角色，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等等。服饰文化是丝绸文化的进一步延伸，其内容异常丰富而复杂，可以另立门户。大体上，我国的丝绸文化常常表现为丝绸的实物形态、凝结其上的技术水准、生活习俗和社会观念、文学形式等等。所以丝绸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是实用的，更是艺术的。它既对人们的物质生活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又是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

丝绸之路

中国的丝绸生产源远流长，而长江流域在我国丝绸生产的悠久历史中更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嫘祖是中华民族共祀的先蚕，而嫘祖先蚕文化最早源出四川一带，联系四川地区众多与嫘祖有关的地名和丰富的古蜀文化遗存，可以揭示这里曾是我国丝绸最早的起源地之一；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距今约7000年的纺织工具和带有编织花纹的蚕纹盅形器，湖州钱山漾出土距今5000年的绢片及蚕丝实物，都成为探讨我国丝绸起源不可忽视的材料，说明长江下游江南之地是我国蚕织业又一无可争辩的起源地；长江中游地区虽没有发现新石器时代与丝织直接相关实物资料，但以大量彩陶纺轮为特色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揭示出这里曾是远古纺织活动较盛的地区，这对解释先秦时期楚国地大量地产丝绸实物的发现大有帮助，可以启发我们对长江中游地区早期丝织业的情况作有益的探讨。

嫘祖

先秦时期，我国丝织业进人了空前发展的阶段，从早期丝绸文物的出土情况来看，长江流域是我国丝绸文物发现较为集中的地区，迄今所发现的该时期的丝绸实物基本都在两湖的楚国地区，又以湖南长沙市郊和湖北荆州地区为最多，其中1982年发掘之江陵马山1号墓，虽系战国中期一座小型墓，但随葬衣物几乎包括了先秦时期丝织品的全部品种，因数量之多，品种之全，有“地下丝绸宝库”之美誉，丝织品的色泽花纹以及其本身反映出的织造技术都令人称奇。

2007年江西靖安县李坳洲春秋中晚期大型土坑竖多棺墓的发掘，增添了长江流域早期丝绸文化的新资料。该墓坑底排列47具棺木，下葬时使用纺织品匹料或竹席包裹尸身，发现的纺织品达300余件，有丝、麻两种，包括各种不同密度的纱、绢、绮、锦、刺绣以及编织组带等，“G11出土的一块的方孔纱，长188、宽150厘米，是目前我国考古发现的时代最早、面积最大的整幅拼缝织物。”织锦也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实物，由朱砂矿物颜料染线织造花纹，花纹有各式几何纹和动物纹样，其密度极高，每厘米经线240根。另外还有竹、木纺织工具和陶纺轮等出土。

1972年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单幅丝绸46卷，成件衣物58件，属于服饰炙的共27件，丝绵袍11件，包括绢、嫌、纱、罗、锦、绮等品种，其中的一件罗锦袍上袖缘的绒圈锦和1件重仅49克的素纱禅衣代表了西汉养蚕缫丝和织造的最高水平。

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素纱禅衣

以上丝绸实物保存相当完好，大大充实了长江中游地区的丝绸文化，为我们研究我国先秦、秦汉时期的丝织工艺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刺绣的生产与丝绸的发展相表里，特别是刺绣花纹以丝织品为载体，它们相互依存，共同发展。早在先秦时期，吴地刺绣就用于服饰。刘向《说苑》：“晋平公使叔向聘吴，吴人饰舟送之，左百人，右百人，有绣衣而豹裘者，有锦衣而狐裘者，归以告以平公。平公日：吴其亡乎。”对这段话，我们的理解是：当时的刺绣尚属奢侈品，但地处长江下游的吴国的刺绣比处于黄河流域的晋国发达，以致晋平公大惊小怪地把绣衣、锦衣而狐裘看作是亡国之兆。《国语·齐语》记齐桓公语：“昔吾先君襄公，陈妾数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绣。”大约能与齐国刺绣相抗衡的也只有吴国了。与吴国相邻的楚国地区出土的一批刺绣实物恰好印证了文献的记载。

马山楚墓出土刺绣

我国迄今发现的战国刺绣实物基本都在楚国地区，以湖北江陵及其周围地区最为集中，出土情况主要是：江陵九店4件，望山1件，荆门包山3件，长沙2件。战国中晚期的马山1号墓一次出土21件，成为战国刺绣品的“地下宝库”。这些绣品从刺绣针法到花色品种都反映出高超的手工技艺和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

嗣后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刺绣品40件，据出土“遣策”的记载，主要有信期绣、长寿绣、乘云绣三种(这些名称主要来自刺绣图案纹样)，都体现出很高的刺绣技艺，成为后世研究湘绣渊源的重要材料。

丝绸实物的出土固然同考古工作的开展和丝绸实物的保存条件大有关系，但若没有当地丰富的丝绸生产或交流，其保存下来和为后人发现的机会自然也就大大地减少。我们由此而知，汉魏、宋、元次第形成的我国历史上的三大名锦蜀锦、宋锦、云锦，其生产都有其深厚的根基。三大名锦连同西南地区具有独特风格的苗锦和傣锦，是我国丝绸文化的璀璨明珠。中国的四大名绣，长江流域又独占其三：蜀绣、湘绣、苏绣。它们各有其悠久的历史，其刺绣针法多样，刺绣花纹多姿多彩，极具浪漫情调、美好寓意或神秘色彩。刺绣同丝绸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三大名锦、三大名绣的出产之地恰又是历史上丝绸生产十分发达的地区，是长江丝绸文化的重心地区。

1959年甘肃武威磨嘴子出土东汉浅黄色绢刺绣人物图

我国丝绸实物的发现始于西北地区。上世纪初，有多支外国探险队相继在西北丝路故道沿线进行探险和寻宝，掠走了包括丝绸在内的大批珍贵文物。1914年英国人斯坦因在新疆古楼兰东汉墓中发现“韩仁”锦、“长乐未央”锦、“登高明望四海”锦、“延年益寿”锦等一批丝绸实物，是其中的一次较重要的发现。解放后，民丰尼雅东汉遗址和吐鲁番阿斯塔那北朝到唐朝墓地又陆续发现了大量的丝绸文物。西北地区是我国出土汉唐丝绸实物最多和最为集中的地区，而丝绸之路的繁荣也有长江流域丝织业的贡献，有些丝绸实物就来自长江流域，如自东汉时即已副盛名的蜀锦，所以这里的丝绸出土情况与长江流域的丝织生产有着密切的联系。

然而从我国历史上丝绸生产的大势来看，隋唐及以前仍以黄河流域为重点，至宋代形成了黄河流域、四川地区和江南地区三大中心，并总体上向长江流域倾斜。元代继续向江南地区集中，到明清时期，江南最终成为全国蚕桑生产最盛的地区，是我国丝绸生产的一大中心，其丝绸工艺技术之高、丝绸品种之多、色彩纹样之美都是其他地区所不能比拟的。江南丝绸行销世界各地，也承载着丰富的长江文化远播海内外，这里的丝绸生产至今优势不减，由于其探厚的丝绸文化底蕴，丝绸生产在国内乃至国际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是有其浓厚的文化底蕴的。今日在我国四大绸都杭州、苏州、湖州和盛泽集中体现了长江丝绸文化在当代的盛况，为了让丝绸经济和丝绸文化在各自的发展中找到最佳结合点，中国丝绸文化节定期在这里举办，由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中国丝绸工业总公司以及苏州市政府主办，盛泽镇人民政府及《扬子晚报》社承办的第三次举办丝绸文化节—2002中国盛泽丝绸文化节期间，对中国丝绸业即将面临的国际市场变化和亟需解决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深人探讨，丝绸文化产业化成为文化节的主题。

现在看来，长江丝绸文化不仅是一个地区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也是整个中国丝绸文化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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