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现在伊朗国家博物馆先史陈列中，几乎每一个展柜都会附录一个国家考古队和几位学者的名字，褒扬这些国际学人对于伊朗文明研究做出的贡献。其中有一个展柜专门陈列了江上波夫等日本学人的农业考古和新石器考古工作发掘的文物（Toll-E Mushiki遗址），这也是为数不多的亚洲国家在伊朗的考古成就。　　 同行的德黑兰大学考古系教授哈桑法泽里博士（ ...

　　 现在伊朗国家博物馆先史陈列中，几乎每一个展柜都会附录一个国家考古队和几位学者的名字，褒扬这些国际学人对于伊朗文明研究做出的贡献。其中有一个展柜专门陈列了江上波夫等日本学人的农业考古和新石器考古工作发掘的文物（Toll-E Mushiki遗址），这也是为数不多的亚洲国家在伊朗的考古成就。

　　 同行的德黑兰大学考古系教授哈桑法泽里博士（Hassan Fazeli Nashli）也描述了这些公元前5300年左右的文物特征， 哈桑教授刚刚结束2019年在中国各大学的巡回系列伊朗考古学讲座课程，在北京我们交流颇多。哈桑11月也赴日本参加完石器时代考古会议，与日本学界也有广泛交流。往返于中日之间，哈桑教授对于东亚考古学也有自己的见解，我们也顺势谈起关于这群日本学人和中国、伊朗千丝万缕的关系。

　　

（伊朗国家博物馆中的日本考古学家工作展柜）

（日本伊朗联合发掘的Toll-E Mushki遗址出土的陶片）

（展板中介绍日本考古学家江上波夫（左二）

　　 日本对于伊朗的了解，开始于明治维新时期，早期的外交官也担任了文化先锋的角色。伊朗恺加王朝国王纳赛尔·丁·沙阿（Nasser al-Din Shah）在两次结束访欧途径俄罗斯时，都曾照会日本驻俄公使，表示愿意建交通商。日本明治政府于1880年4月派出一支混编的10人的外交访问代表团，团长为吉田正春（1852-1921），以印度人、阿富汗、伊朗人为翻译向导和随从，开始了第一次建交使途。

　　 1880年吉田正春乘坐的英国制造“比睿号”军舰，4月5日从东京湾出发后，经海路、过香港、新加坡、卡拉奇、印度洋前往波斯。吉田正春作为外交团长访问波斯伊朗，当时的伊朗也是“后进国”，相比欧美“先进国”来说不知道落后了多少。 同样，当时的日本虽然经历了“明治维新”，开始逐步向西方学习、试图了解全世界、争取迈进强国序列，但他们对于西亚大国伊朗什么也不知道。伊朗也是一样，相互之间也是比照映衬。

　　 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使团在在5月20日抵达伊朗布什尔海港。 该使节团于5月抵达波斯湾上岸后，自行在岸边购买了10余匹马、驴子、骆驼作为交通工具，但是并没有直接去德黑兰，而是分别取道他国展开调查。吉田和古川立刻分为两路，吉田携带一人去调查伊拉克，一直抵达首都巴格达，再返回布什尔海港；古川单身前往阿曼，抵达首都马斯喀特(Muscat)，但没有获取觐见国王机会，也折返布什尔。这支外交团居然先去探访两河流域的历史地理，之后会和再前往德黑兰拜见国王，似乎看起来像忘记了他们的外交使命。

　　 而后，日本使团在伊朗开始了艰难的旅行，由于当时伊朗还处于封建社会和部落自治时期，日本使团一路上并没有什么物质保障，也没政府专人指引道路。他们的调查变的异常辛苦，一路上遭遇很多波折。在伊朗的旅途中，盗贼、庸吏、迷路、酷暑都经历了，也是一无所知、却又一往无前的探险。经历了穆斯林斋月的饥饿和荒漠间艰苦的陆地旅行，沿着古代阿契美尼德时期的御道，先后走访波斯波利斯、帕萨尔嘉德帕萨尔加德、毕沙普尔、伊斯法罕等历史古迹后，在9月初抵达德黑兰，这时候他们已经在伊朗境内考察了居然4个月。 不得不说，那时期的明治人都有探险精神，对于危险和困难无所畏惧。但到了德黑兰后，新的问题发生了，由于他们当时官阶较低，波斯政府也非常传统，日本使节团迟迟无法获得觐见国王的机会，所以只好在德黑兰住下来等待时机。日本外交团开始一边做生意、一边等待时机，深入观察当时的波斯社会。他们把伊朗的物产资源都进行了介绍，尤其是古川把著名的波斯地毯也进行介绍。

　　 1880年9月27日日本使节团受到了国王纳赛尔·丁·沙阿的接见，互换外交文书。吉田也陈述了一些其他贸易的想法，因为这支代表团除了外交官、军人之外，还有一些陶瓷和金银器商人，携带着日本的七宝烧、军刀等日本特产，以求扩大贸易。虽然根据当时外交档案记载，彼此两国之间虽然了解不多，但双方都是以亚洲积极进行西化改革的国家自居，亚洲的东西方两国的国策遥相呼应，西化理念不谋而合。

　　 此次外交访问后，日本学界也认为此次外交官吉田正春归国后所撰写的《回疆探险波斯之旅》（1894年）、以及同行者撰写的《波斯纪行》（1881）里，对于伊朗古代遗址描述具有一定考古学价值，也基本定义为日本学界首次对于伊朗的探险考察。吉田正春将当时波斯的风土习俗、历史遗址都进行了记载描述，采用了纪行、游记这种文体，但这种文体在过去中日两国并不常见。英文Travels voyage可以对应的更多是隋唐时期僧侣们的游记，例如玄奘、惠超、悟空等人，都是对未知区域和海外探险而言。近代中国、日本和外国相比较的游记，在内容上看，属于对外国的冒险考察、记录真不算多，因为锁国政策和对外海外世界无兴趣状态的大趋势，我们更多是依靠传教士来了解外国。这些异国他乡的体验文学，其实在日本是19世纪后半段兴起，而我们也到了20世纪初，才渐渐有了记录，而很多都是始于外交活动。

　　

吉田正春和其出版的《回疆探险：波斯之旅》

　　后再版的使节团路线图，黑色线为考察路线。

　　（同行人还包括大蔵省商務局派遣的大倉組商会副会长横山孫一郎、社員土田政次郎、七宝焼磁器商後藤猪太郎、小間物商藤田多吉、金銀細工物商三河鋳二郎，皆为商人）。

　　该使节团武将是工兵大尉古川宣誉，军人出身的古川宣誉在日后1881～882年《东京地学协会会议》第3卷（5、7、8、9、10）、第4卷（1、2、3）上对这次考察也进行了报告1891年也出版《波斯纪行》一书，里面详细介绍沿途地理风俗。古川宣誉后来陆续参加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后来官至中将。军舰“比睿号”（1878）舰长是伊东祐亨，伊东祐亨也是后来影响东亚海域局势的1894年甲午中日海战的日方总司令。尽管这两位武将后来很有名，但在出使伊朗时还没有什么经验。

　　（当时的波斯国王纳赛尔·丁·沙阿Nasser al-Din Shah Qajar的戎装照，1831～1896）

（Heinrich Von Siebold（1852～1908）和其被翻译成日语《考古说略》。）

　　 因为，也正是这位外交官吉田正春还有一项重要的文化贡献。其在1878年将“Archaeology”一词正式翻译成“考古学”介绍给日本，1878年出版的该书“Note on Japanese Archaeology with Se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tone Age”，在1879年日语翻译为《考古说略》。此书的作者是奥匈帝国驻日使节之子Heinrich Von Siebold（1852～1908），该人在1869年来到日本担当奥匈帝国使馆翻译，主要负责维也纳万国博览会准备工作，后来晋升驻日代理公使。其在日期间对日本考古学和民俗学进行研究，发掘了北海道到九州地区的古坟，收集了大量资料。大概是因为同为外交官缘故，吉田接触到这本书，并且为之作序。之后，吉田在出使伊朗时，便有目的去考察伊朗文明遗址，以及从1850年开始法国陆续在伊朗展开的考古活动。

　　 《考古说略》围绕着考古学的目的、方法和理论内容展开，并且在当时用科学的方法，对于收集的资料整理。对于日本的史前时代的新石器、旧石器时代进行区分，解释了当时日本文明的早期阶段特征与其他亚洲国家区别，这有别于当时盛行的“日本人种来源研究”。 吉田正春在此书前言中概括的写到：“考古学是欧洲学科的一部分，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物质文化考古，另一种是人类学考古。”由此可见，吉田正春对于当时的欧洲考古学发展有着清醒的认识。一般认为日本本土的近代考古学调查的开始也是在1877年 E.S.Morse对于东京的大森贝冢遗迹的发掘活动，在1879年出版的报告书《大森贝冢》（英文“Shell Mounds of Omori”)。但从出版时间来看，也要比《考古说略》出版晚两个月。

　　 之后，由于两国相距遥远，路途多有不便，日本伊朗在当时并没有实际建交，通商和文化交往也没有建立，伊朗国王纳赛尔·丁·沙阿在1896年被刺身亡，伊朗发生政变，伊朗和日本建交之事也被悬置起来。哈桑教授还告诉我，雕刻有国王纳赛尔·丁·沙阿个人形象的精美大理石棺材也是恺加王朝杰出艺术的代表作品，这件大理石棺材和这次日本明治政府派遣的使节团呈送的一部分礼物还被陈列在德黑兰的古列斯坦皇宫（Golestan Palace）里。我们后来去看看，展厅的一些日本工艺品还在作为外交礼品被展示着，这些古物一起见证着这份在当时未能完成的建交案例。

古列斯坦皇宫在2013年入选为世界文化遗产，里面一部分宫殿建筑在恺加王朝时就已经开辟为博物馆，展览很多来自各国的外交工艺美术品。现在每日游人熙熙攘攘，也在这座宫殿里感受回忆着那个时代的王朝旧梦，以及当时逐步西化的伊朗。

　　（1956年9月江上波夫带领的东京大学考察团为尽快理解清楚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范围，在伊拉克和伊伊朗展开田野考古发掘，此后陆续出版调查报告）

（伊朗的设拉子地区气候温润，也是农业文明的起源地之一。考古队选择之前德国队1920年代和1930年代芝加哥大学发掘过的Mar-Dasht遗址周边再次进行试掘，共发掘10天，获得一批样本）

（Mar-Dasht遗址出土的陶瓷和石料制品）

　　（1965年日本考古队在Toll-E Mushiki遗址出土的几何形石料制品）

　　

　　 日本的考古学也在西方近代人文科学的影响下渐渐发展，素有“日本近代考古学之父”之称的滨田耕作（Kousaku Hamada 1881-1938）在留学英国后，1916年在日本京都大学创立近代考古学，并不断著书立说，联合东京大学和北京大学在1925年创立“东亚考古学会”。民国时期，“考古学“这个近代学科名词，也随着留学生翻译再次“回流”进入中国。而东京大学毕业的江上波夫在1930年获得在中国留学和考察的机会，此后一路成长，从东亚走向西亚，上世纪60年代长期在伊朗、伊拉克、叙利亚考古发掘，成为著名的丝绸之路考古学家。

　　 在伊朗德黑兰博物馆的国际考古合作展厅内漫步，可以看到这一展厅既展现了伊朗古代文明和物质文化，也集中展现了各个国家人文科研软实力。因为考古学艺术史是探索古代文明的主要方法，同样也是近代人文思想高度和新一轮东西文化交流深度的折射。

　　原文参照：《文汇学人》第439期：邵学成，日本对波斯的早期考察

　　参考阅读：

　　平田 健，H.v.シーボルト著『考古説略』と明治期の日本考古学 / 図書の譜. (12) ，2008，Pp.139〜156.

　　大津忠彦,「明治期先覚者吉田正春とその事績―「考古学」および「西アジア」の視点より」,『人間文化研究所年報』第18号,2007.

　　

　　（此文为伊朗考察的系列考察笔记，以后会陆续刊布。2020年1月～2月，伊朗考察期间受到复旦大学吴欣研究员、南京大学张良仁教授；德黑兰大学Prof.M.Esmaeili 、Prof.H.Fazeli、赵苑琪博士和凤凰网李睿老师联系帮助、受到上海稻草人旅行社鼎力协助，对于各位师友帮助深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