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女性神仙形象是汉画经常表现的对象，具有独特的审美与思想内涵，女性神仙可以简称为女神或女仙。“女仙”在汉末道教产生以后，基本上是特指道教的女性神仙，有时也包括民间传说中的女神。而我们这里讨论的汉代女神仙，包括远古神话、民间信仰及方仙道创造的所有具有超人类特征的女性神仙。主神西王母西王母是巴蜀汉画中最重要、地位最高的一位神仙。目前已 ...

女性神仙形象是汉画经常表现的对象，具有独特的审美与思想内涵，女性神仙可以简称为女神或女仙。“女仙”在汉末道教产生以后，基本上是特指道教的女性神仙，有时也包括民间传说中的女神。而我们这里讨论的汉代女神仙，包括远古神话、民间信仰及方仙道创造的所有具有超人类特征的女性神仙。

主神西王母

西王母是巴蜀汉画中最重要、地位最高的一位神仙。目前已有许多论文、专著等指出，早在战国之时，《庄子》、《山海经》等典籍就有关于西王母的记载，从战国到秦汉，西王母的形象逐渐从半兽半人的神人转变为了长寿的老妇人，再变而成为端庄、美貌的女仙，并被配之以东王公[1]，神格也由主灾厉刑杀之神转变为可予人福寿的吉神；在道教兴起后，又被奉为重要的神祇。

西王母在巴蜀汉画中占重要地位

在巴蜀汉画像砖(石)中，西王母出现得非常多，占画面位置往往也非常突出，常处于画面的正中或醒目位置，或高居于墓室后壁中央[2]，《庄子·大宗师》载西王母得到了“道”，故“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 [3]，可见，战国时期流传的西王母主要特征是长寿。《穆天子传》中西王母为穆王歌“将子无死，尚能复来” [4]暗示了西王母的寿命一定超过一般人。

关于西王母掌握着“不死之药”的传说兴起的时间大约在汉代。汉代伪书《归藏》[5]以及《淮南子·览冥训》、东汉张衡《灵宪》[6]等载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汉画上的西王母时有玉兔捣药于侧，仙人立侍一旁，或有墓主在仙人指引下前来求药。

西王母传说很可能起源于巴蜀地区

汉代国力强盛，人的生活相对富庶，恋生惧死之情更为强烈。在道教形成、佛教传入之前，本土原有的传说、原始巫术等是人们的精神支柱。蜀地肥沃富庶，文明起源很早，三星堆遗址发掘证明，蜀地巫风弥漫，巫文化盛行，其盛大的祭祀、降神场面，在当时举国范围内非常突出。虽然，之后的杜宇王朝及开明王朝宗教神权和政治权力不再如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鱼凫王朝那样集中，但巫觋之风仍较盛。在开明王朝于公元前316年为秦所灭之后，巴蜀文化加快了和中原地区融合的速度，由于其特殊的、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这种速度总是和中原文化的发展不尽一致。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学，在蜀地影响始终较薄弱。直到汉文翁兴学之后，蜀人的思想观念才有了较大的变化。其神仙信仰既和中原彼此影响，又有由来已久、自成体系的特点。罗二虎先生指出：“这一地区的画像石棺渊源于中原地区的汉代画像，其部分画像内容也源于中原地区，但是这一地区的石棺画像却并非单纯是中原地区画像墓在地域上的直接延伸，因为二者在形式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此外在内容方面，画像石棺也有一些不同于中原地区的区域性文化特色。” [7]

恶死而乐生，寻求长生不死是汉代人孜孜以求的目标。对于蜀人来说，寻求与天神沟通，以期具有非凡的神性乃至长生是其固有的传统信仰。三星堆的青铜面具夸张的纵目，是具有神力的象征；青铜神树，即文献中所载“建木”，是通天之梯；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的象牙、玉璋等，是与神灵沟通的法器。而与神灵沟通的目的，除了希望获得超凡的神力，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具有象神仙一样长生不死的能力。赵殿增先生提出：“三星堆文化众多原始宗教文物，说明当时常有对天地神灵的祭祀活动，天门观念是古代蜀人的一种主题思想，其核心便是升天成仙。” [8]《山海经》关于西王母的记载当为今所见文献中最早者[9]，且记载较详尽，以四段文字描述了其外表、居处等。据蒙文通先生考证，《山海经》的《海内经》、《大荒经》在战国时期成书于巴蜀地区[10]，何志国先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证，认为四川本地从商代晚期以来的偶像传统是西王母图像志的渊源，从战国时期到西汉时期就存在一套流传有序的、记载西王母形象的文献系统。从《山海经》到西汉时期巴蜀地区的司马相如《大人赋》和扬雄《甘泉赋》，对西王母形象进行了具体描述，从战国到西汉时期，这里就已经存在流传有序的西王母形象的文献记载。由此得出“四川西王母形象源于本地”的结论。[11]

另外，有学者考证，西王母所居的昆仑山，实为蜀地岷山山系[12]。虽然昆仑山是神话传说中的地名，但神话中充满着现实的投影，不排除古人在创造这种神话时据现实生活有所依凭，正如古希腊奥林匹斯山被视为众神所居、泰山在古代被想象为地府之门一样。

从现有资料看，四川画像石出现的时间晚于河南、山东等地,流行于东汉中期至蜀汉时期。中原在东汉中期画像石刻已进入繁盛阶段,而四川地区石棺开凿时间目前所知上限是建初二年(77年) [13]，画像石的雕刻技法、艺术风格可能都是受到中原地区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甚至部分画像的内容也源于中原地区。但四川墓葬石刻画像又并非单纯是中原地区画像墓在地域上的直接延伸,而是有选择地吸纳。

从蜀地巫文化升仙传统极深厚、记载西王母的文献最早出于巴蜀地区、西王母地域有可能与蜀地相关这几方面看，不仅仅是“四川西王母形象源于本地”，西王母的传说本身有很大可能源出于巴蜀地区。尽管有学者表示“不论文献上的记载如何，西南地区的西王母图像似乎不是全国西王母图像的源头。” [14]但并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很大的可能性：西王母传说最早起源于巴蜀地区，后来传入中原地区，由语言向图像转化，其图像逐渐在中原地区成型，并在巴蜀地区和中原的文化交流中，反过来影响了巴蜀文化中的西王母形象，今可见的表现形式和载体为汉画像砖、石、陶、镜等。而蜀地汉画表现西王母时，并未全部吸收中原风格，仍保持了一些地域特色。

巴蜀汉画中西王母仙境的特点

1)衣多宽袍博袖，少有披肩

西王母所著衣大部分为交领，少数圆领；多为宽袍博袖，显得威仪凛然。

2)头多戴胜，肩多无翼

从笔者考察的32例图像看，约三分之二头戴胜，少于三分之一肩有翼。嘉祥地区汉画在中原具有代表性，有学者研究，其早期的西王母图像多戴胜，晚期渐不戴胜，早期无翼，后期有翼 [15]，这一点在本地区图像分析上表现不明显。

3)正面端坐“龙虎座”上

在各地的画像石中，西王母的图像出现最早的是在河南地区，河南地区西王母以侧坐为主，而本地区基本上是正面端坐[16]。笔者所分析的图像中只有南溪县城郊长顺坡出土的一具石棺上有四分之三面侧坐的图像。巫鸿、李凇等学者论证了西王母形象从早期到晚期经历了从侧坐到正面坐的形象转变的过程的观点，从本地区看，未经历这一转变期，可能图像传入之时已是正面端坐之形。

许多研究者指出，龙虎座为本地区特色，李凇言：“龙虎座是四川汉代西王母图像的首要特征，绝大多数四川的西王母图像都坐在龙虎座上，正如陕北、晋西北的西王母都坐在天柱一样。” [17]本地区还有极少数凭几的形象。而其它地区的各种样式，如山东沂南地区的“山”字座、嘉祥地区的曲形座等则未见。王苏琦提出，某些石棺上龙虎已不能称为“座”：“当然，这两类较为特别的西王母图像在四川地区的发现较少……并不构成对龙虎座主流形象的消解。”因此，我们把各种变体在内的有龙虎存在的西王母身后之座统称为“龙虎座”。[18]

4)极少有东王公与之相配

西王母的传说最早见于战国文献，而其配偶东王公的产生迟至东汉时期。关于东王公的传说，文献最早出处是魏晋南北朝人伪托东方朔的《神异经·东荒经》。汉人重阴阳相配，在东王公出现前与西王母相配的是人格化的箕星——风伯，代表为山东长清孝山堂石祠 [19]。风伯的形象在巴蜀地区未见。东王公形象产生后，与西王母同时出现的格局在中原地区甚为普遍，如在山东嘉祥武梁祠画像中，西壁画像顶上端坐着西王母，而东壁画像顶上端坐着东王公。很多研究者发现本地区汉画极少见到东王公。如张利静认为：“西王母与东王公的图像组合转变主要发生在我国东部，另一个画像石中心四川却在整个东汉时期很少见。而东王公流行于东部地区，主要原因是山东乃阴阳学派和儒学的发源地。” [20]可见四川地区的文化有相对的独立性，即使在当时的强势文化影响下依然能保持诸多自身特。

5)最有代表性的西王母仙境图像

本地区有代表性的图像如1955年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清白乡出土的画像砖。这类画面有“三青鸟”、“九尾狐”等神兽伴于侧，或有“蟾蜍”舞于前，仙人侍于侧，还有方士、求药者(或以为是墓主)等，或配以灵芝、华盖、仙山之类。极少河南地区那种与凤鸟相配的图像；也无山东滕县常见的尾部相互缠绕的二位人首蛇身侍者。

《中国画像砖全集·四川汉画像砖》116页、图版说明67页

在有的画面中，只有西王母仙境的配角，如蟾、乌、狐、兔之类，而无主角西王母。由于西王母仙境已成格局，我们也可把它们称为西王母的世界[21]。

注释：

[1] 关于东王公的传说，文献最早出处是魏晋南北朝人伪托东方朔的《神异经》“东荒经”。东王公在汉代画像中出现也是至少在东汉中期以后。信立祥认为东王公大概产生于东汉章帝、和帝之间(公元76-105年)(参信立祥《论汉代的目上祠堂及其画像》，收入南阳汉代画像石学术讨论办公室编的《汉代画像石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198页)。

[2] 参见赵殿增《“天门”是汉画神仙思想的集中体现》，中国汉画学会第十二届年画论文集。罗二虎《汉代画像石棺研究》亦言：“在成都市郊昭觉寺画像墓、新繁清白乡画像墓中，西王母画像砖居内壁正中，并高于其它的画像砖。由此也可窥见西王母在汉代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考古学报》2000年第1期。

[3] (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8页。

[4]　王贻梁《穆天子传汇校集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61页。

[5] (梁)萧统《文选》卷六十王僧达《祭颜光禄文》“凉阴掩轩，娥月寝耀”句李善注引《归藏》言：“昔嫦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药服之，遂奔月为月精。”

[6] 刘文典集解，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姮娥窃以奔月，托身于月，是为蟾蜍、而为月精。”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17页。张衡《灵宪》:“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桓娥窃之以奔月。将往，枚筮之于有黄，有黄占之曰:‘吉。翩翩归妹，独将西行，逢天晦芒，毋惊毋恐，后且大昌。’姮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见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五五，严辑全文第1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777页。

[7]　罗二虎《汉代画像石棺研究》，前引文。

[8] 赵殿增、袁曙光《略论三星堆文化与四川汉画的渊源》，中国汉画学会第十届年会论文集，2006年10月。

[9] 学者陈梦家、丁山、张光直等都认为商朝卜辞:“壬申卜，贞，侑于东母、西母，若”中的“东母”、“西母”分别为后世的东王公和西王母，是最早的日月之神（参见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74页），西周青铜器亦有“王母”字样，但这些说法未被广泛认可。

[10] 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1962年，第43页。

[11]何志国《论四川汉代西王母图像的起源》，《中华文化论坛》，2007年第2期。

[12] 如王家祐《西王母昆仑山与西域古族的文化》，《中华文化论坛》，1996年第2期；贾雯鹤《昆仑原型为岷山考》，《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等。

[13] 罗二虎《西南汉代画像与画像墓研究》提出，四川地区石棺的出现大约在东汉早期或早、中期之际。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纪年石棺为永元八年(96年)。四川大学2001年博士论文，第20页。黄乐生《四川汉代画像石棺相关问题研究》据洪适《隶释》记载的彭山崖墓资料及其题记《张宾公妻穿中二柱文》推断，四川地区崖棺开凿时间应早于公元77年。西北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第10页。

[14] 仝涛《东汉“西王母+佛教图像”模式的初步考察》，四川文物，2003年第6期。

[15] 张利静《汉代画像石中西王母图像的流变及特征》，华中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第20页。

[16] 何志国《论汉代西王母图像的两个系统——兼谈四川西王母图像的特点和起源》：“李凇对四川西王母图像进行了统计: 画像砖22 例， 石棺和石阙 19 例， 摇钱树、灯座和西王母俑 18 例， 漆绘西王母像 1 例， 共计 60例， 均为正面;周静统计了四川西王母图像54 例， 有画像砖、石、摇钱树、俑、铜牌、铜镜等载体， 其中， 可以明确为正面的有 50 例。”《民族艺术》，2007年第1期。

[17] 李凇《汉代龙虎座图像的含义》， 西北美术，2000年第1期。

[18] 王苏琦《四川汉代“龙虎座”西王母图像初步研究》，四川文物　2005年第2期。

[19] 张利静《汉代画像石中西王母图像的流变及特征》，前引文，35页。另，张富泉《论东王公、西王母图像的流变及特征》认为，风伯吹屋图是东王公形象出现前的替代图像，东王公形象在画像石中出现的时间约为公元 2 世纪初，其中在鲁南苏北区东王公形象出现的年代应当不早于公元 88 年；在陕北晋西北区东王公形象出现的年代应在 107年-150 年之间。暨南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58页。

[20] 张利静《汉代画像石中西王母图像的流变及特征》，前引文，40页。

[21] 例如四川合江4号石棺，合江15号石棺，合江31号石棺等，见高文《中国画像石棺全集》，三晋出版社，2011年版，第340、347、371页。

作者简介：胡蔚，四川遂宁人，四川大学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四川博物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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