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干栏式建筑”是考古学研究生试卷中最常见的名词解释，《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是这样定义的：“在木（竹）柱底架上建筑的高出地面的房屋。”相传干栏式建筑是远古时期有巢氏发明的，《韩非子·五蠹》载：“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构木为巢”的干栏 ...

“干栏式建筑”是考古学研究生试卷中最常见的名词解释，《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是这样定义的：“在木（竹）柱底架上建筑的高出地面的房屋。”相传干栏式建筑是远古时期有巢氏发明的，《韩非子·五蠹》载：“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构木为巢”的干栏式建筑形式从史前时期一直延续到历史时期，《旧唐书·南平僚传》记载“土气多瘴疠，山有毒草及沙蛩蝮蛇，人并楼居，登梯而上，是为干栏。”可见唐宋时期人们已经把这类建筑称作“干栏”。干栏式建筑主要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湿热多雨的地区，这种建筑在木桩上的房屋，上层住人，纳凉、防潮、可避毒虫禽兽，下层还可以圈养牲畜。

　　河姆渡文化的“干栏式建筑”，是考古学上首次确认的此类建筑，距今大约7000年，是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最为重要的遗迹现象之一。根据发掘报告的描述[1]，大量的木构件保存良好，种类有桩木、板桩木、梁、柱、枋、地板等，大多带有榫卯结构。还有部分刻有叶纹、曲折双线等图案的雕花木构件，可能是建筑局部的装饰板材。根据排桩的走向组合，专家推测至少有六组以上相互平行的建筑。其中，从揭露最长的10号排桩来看，其所属建筑的面宽至少在23米以上；其两侧等距处各有一排排桩，分别为8号和12号，若以8号与12号排桩间的距离为进深，则该建筑进深约7米；而12号排桩外相距1.3米处另有13号排桩，或为该建筑的前廊。（参见图一）因此，该建筑被推断为一座带前廊的干栏式长屋。（参见图二）根据木构件遗留的加工痕迹，大体可见砍伐、裁截、开板、劈削、挖凿等工艺，推测木作工具有石斧、石锛、石凿、骨凿、角凿等。其中，榫卯的制作反映出当时的木构技术已相当成熟，尤以销钉孔、燕尾榫、企口板的使用，显示出丰富的建筑经验。

图一、河姆渡遗址干栏式建筑排木桩

图二、河姆渡遗址干栏式建筑复原

干栏式建筑在距今7000年前河姆渡文化时期已经成型，但还不是此类建筑之最早者。2011年，浙江龙游荷花山遗址发现了更早的木构建筑遗迹，属于大约9000—8000年前的上山文化，但其是否一定为“干栏式建筑”还有待进一步认证。2001—2006年，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发现的F1，是一处打破上山文化堆积的房址[2]。根据柱洞排列和走向，与河姆渡的干栏式长屋较为接近，年代基本一致。

　　新石器时代以后，“干栏式建筑”的流传则绵延不断。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为目前国内面积最大的史前水滨木构“干栏式”建筑遗址[3]，其木桩分布面积达到20000平方米，处于新石器时代末期至青铜时代；青海民和喇家遗址于2002~2003年间，出土一处可能用作祭坛的齐家文化土台及附近的两个地面建筑[4]，其中的F21被初步认定为干栏式礼制建筑，说明了“干栏式建筑”可能具备了日常生活以外的其它社会功能；成都十二桥遗址的商代大型干栏式宫殿建筑[5]，架设于夯土高台、铺设卵石散水的做法则结合了中原地区宫室建筑的特点；湖北圻春毛家咀遗址西周木构建筑[6]，则可能为架设木板墙的半干栏式建筑，面积在5000平方米以上。如今，“干栏式建筑”作为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仍广泛流行于西南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如苗族的吊脚楼，壮族的麻楼，傣族的竹楼……形成靓丽的民族风景。

　　考古发掘还出土了大量“干栏式”建筑模型，多为汉代遗物：“干栏式”屋宇类有云南晋宁石寨山铜屋模型[7]（参见图三），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墓铜棺、铜屋模型[8]，广西合浦木椁墓出土铜屋[9]（参见图四），等等。另外，干栏式建筑到后期，除作为人类的居室外，还兼做粮食的储存间，汉代的“干栏式”仓储陶制模型，主要为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大量分布的陶囷、陶仓模型。

图三、晋宁石寨山干栏建筑

　　 图四、合浦汉墓出土铜屋

说明】本文摘自许永杰著：《农耕星火》，故宫出版社2020年。欢迎个人转发，机构或媒体转载请与本公号联系。所有转载或引用，务请注明原出处。若有出入，请以原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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