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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沟古堡与唐鸜鹆镇

2021-2-19 22:17| 发布者: IICC| 查看: 353| 评论: 0|原作者: 王炳华

摘要: 阿拉沟古堡与唐鸜鹆镇作者:王炳华  天山阿拉沟峡谷东口之石砌古堡,其中出土的唐代文书碎片,国内外唐史研究界早有所闻。作者作为调查、发掘工作的当事人,完整刊布相关资料,是不能推诿的义务。不少师、友,也时以此事相嘱。〔1〕但终因文书残碎极甚,拼缀不易。加之其他工作头绪多端,难以集中心力专注于一事。于是文书残片之缀合,只能时断时续,费 ...

阿拉沟古堡与唐鸜鹆镇

作者:王炳华


  天山阿拉沟峡谷东口之石砌古堡,其中出土的唐代文书碎片,国内外唐史研究界早有所闻。作者作为调查、发掘工作的当事人,完整刊布相关资料,是不能推诿的义务。不少师、友,也时以此事相嘱。〔1〕但终因文书残碎极甚,拼缀不易。加之其他工作头绪多端,难以集中心力专注于一事。于是文书残片之缀合,只能时断时续,费时费力不少,却终难竞其功。文书内容不清,自难为之介绍。
  2001年,有两件事,使作者既得可能也有愿望,再把阿拉沟文书碎片摆在了案头。一是退休了,可以从容做自己应该做、也愿意做的一些事;二是得机会与几位友人驱车进入天山腹地,转了几天。其中目的之一,就是把自阿拉沟峡谷进入于尔都斯草原、库车绿洲、伊犁河上游巩乃斯河谷,远及伊犁河流域大草原的地理环境、交通路线,带着阿拉沟古堡文书研究中的问题,进行了相当详细的考察。对唐王朝为什么会、而且必须会在吐鲁番盆地交通天山腹地的阿拉沟口设置这一军事戍堡,它在唐与西突厥相关军事与地理上的重要地位,更加了然于胸。阿拉沟古堡及其文书残纸的相关历史、地理背景,确已到了可以清楚提出一些结论的时候。刊布相关资料,不仅可以多少助益于唐代西域史的研究,而且作者所顾虑的文书之缀合、内容的分析,即使存在不尽准确之处,也可望得到学界同仁们的批评、指正。
  〔1〕阿拉沟戍堡的调查、发掘,在1976年4—5月间。出土文书残纸,作者曾在一些场合介绍过相关情况。师友们希望一见文书残纸,也都提供支持。程嘉霖教授看过文书后,在其《汉唐烽燧制度研究》中,即曾引述过相关资料。1990年夏,北京大学周一良、王永兴、宿白老师等至乌鲁木齐参加“丝绸之路”国际学术讨论会,曾抽空看过全部文书残纸,明确教示,文书员残碎,但具有相当的文献资料价值,应尽早刊布,以助益学界进一步研究。1995年,荣新江兄到乌鲁木齐,再嘱赶快整理,以供同好。1996年5月,陈国灿兄借新疆考察之机,不惮疲累,以十分有限的休息时间,与我及夫人一道,潜心细细揣摩每块残碎纸片、每个文字,运用他深谙吐鲁番地区出土唐代文书格式的优势,帮助我进行残纸缀合,在本文写作过程中,也多予关心。朱雷教授、日本友人荒川正晴教授等也在资料检索中给予过帮助。师友对这批资料的关注之情,既让人感动,又令人抱愧。书之于此,聊示感谢之忱。

1 古堡基本形制及发现经过

作者:王炳华


    
  阿拉沟峡谷东口存在古代戍堡,并非作者的新发现。1928年黄文弼先生自吐鲁番穿阿拉沟至曲惠、和硕时就发现了,并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报导过这一遗存。只是对古堡之时代止于一般观察,结论为“汉”。〔1〕在考察日记中,又说“此城非安集延所筑,乃蒙古人所建立之城无疑”。〔2〕黄先生之结论,虽只是最一般的考虑,但却产生过相当重大的影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管会在20世纪公布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时,即据此而称之为“石垒”,时代标明为“汉”。1995年末,我看中国历史博物馆通史陈列中有阿拉沟古堡照片,仍将之说明为“汉代”。从目前已经掌握的资料看,这是一个需要修正的结论。
  阿拉沟口古堡的准确位置,在东经87°42′、北纬42°50′处,正当阿拉沟与鱼儿沟水汇合口的河谷北岸。河谷至此,地势开阔,河面宽达百米,奔腾激越的阿拉沟水从这里跃出天山腹地,河滩中乱石纵横,河岸峭壁陡立,高达二三十米。古堡就耸峙在这一陡峭的岩壁上,控扼了由吐鲁番盆地西入阿拉沟峡谷的咽喉,堪谓地势险要。驻足古堡瞭墩之上,阿拉沟河谷、吐鲁番盆地平川,巨细均在俯视之下。尤其是东向吐鲁番盆地,是一片开阔、平展的戈壁,数十里的地域范围内,稍有异常便可知晓,其军事观察作用,不言自明(见图版4)。
  作者能接触阿拉沟古堡,是一个偶然的机缘。1976年,“文化大革命”余威仍盛,作为普通考古工作者,总望脱离这一漩涡做点具体工作。听说在修建新疆吐鲁番至库尔勒段铁路建设工程中,挖出了大量文物,却没有任何文物保护措施,于是我请缨前往,希望做些抢救工作。进入阿拉沟后,眼见飞速前伸的铁路工地,沿线有古址、古墓,文物散落地表,令人触目惊心。自此,我在阿拉沟中陆续工作三年之久。实际工作是借人民解放军铁道兵之助,吃、住就在铁道兵机械连。机械连驻地,正依傍着阿拉沟东口古堡。晨曙暮昏,日与巍然屹立的古堡默然相对。偶或信步登越,伫立古堡之上,极目纵横沟谷、辽阔戈壁,对古堡在控扼天山峡谷交通方面曾经发挥过的重大历史作用感受甚为强烈。
  为求得对古堡时代、历史文化内涵有比较明确的认识,当时做了如下几件事:
  (1)详测了遗址并绘制了测量图。
  (2)于1976年4月、5月,对古堡内一间废屋及古堡东墙外空旷地段以探沟形式进行了试掘。
  (3)取古堡下层支架木,进行14C测年。
  (4)为了解与古堡相关的军事设置,还深入阿拉沟内进行了相当详细的踏查。
  古堡塞墙随地势铺展,略近方形,但东墙较西墙略长。据测量,各边长度是:东墙30米、西墙24米,南、北墙均32米。堡墙基宽3米,顶宽1.2~1.5米,现存最高度仍达6米。部分地段墙垣上存残高达0.5米的胸墙,厚25厘米左右。
  古堡北墙北段,突出一方墩,若马面,边长2.5米×3.2米。古堡三面封闭,只东向(面对吐鲁番盆地)开门,门道宽2米,保存完好。
  上下堡墙,通过堡塞东墙内侧之土筑阶梯。土梯下宽上狭,逐渐收缩,宽度自2米收至0.5米,每一梯级高25厘米上下。
  古堡西南角,为一残高仍达15米左右的瞭墩。瞭墩底基近方形,10×11平方米,随高度上升而逐渐收缩。其构筑方法是:选相当整齐的扁平卵石(长径25厘米左右)与红柳枝、夹土砌筑,层层相间,红柳枝为薄薄一层。卵石之间,用泥浆灌缝。每砌五层卵石,夹一层细木棍,木棍直径8厘米上下。顶部有破损,曾有土坯补砌、加固,说明古堡曾延续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见图7.1)。
  堡墙构筑方法,同于瞭墩。主要用卵石夹红柳枝砌筑,中夹木棍(我们用以测定古堡构筑年代的木材标本,即取自这类夹棍)。卵石之间,同样以泥浆灌缝。卵石外,或敷1~2厘米厚的泥浆。过去的记录中所以称此古堡为“石垒”,维吾尔语称此为“塔斯土尔”(“塔斯”意为石,“土尔”意为烽火台、戍堡)原因当在于此。而所以采取这一构筑工艺,是与河谷内存在大量取之不尽的卵石有关。选用厚度相近的扁平卵石,衬之以一层薄薄的红柳枝,墙层既可取平,又相当坚实牢固,真正是因地制宜。
  古堡东墙外是阿拉沟河谷陡岸,峭壁边缘还发现又一道土墙。残高80厘米、厚70厘米,用卵石夹土、或用土坯砌就。土墙外侧,见直径近1米、深1.5米的锅底形圆坑3个,一半已塌下河滩,一半仍挂在峭壁上,其中见麦草、破毡片、葱皮、毛布块、兽骨等物。这一设施,应该也与古堡之防卫功能相关,便于观察、打击攀岩来袭之敌。堡塞南、北墙已临峭壁边缘,未见到有关遗迹。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东墙外所见这道残土垣,也见到土坯修补的痕迹。与瞭墩顶部用土坯修补一样,说明存在后期补缀,使用时间较长。所用土坯有两种规格:长35厘米、宽20厘米、厚16厘米;长37厘米、宽25厘米、厚10厘米。
  古堡内,沿西、北墙尚可看出古代房址6间,只余残垣。房址大者12×4.5平方米、小者只4.5×4.5平方米,墙厚达0.5米,墙垣残高最高达2米。
  从断岩剖面观察,堡墙坐落在古代遗址上。这一叠压关系,尤以西南角最为清晰。地下文化层厚达30厘米,可见到毛布片、草屑、彩陶片(红地黑彩,有三角纹图案,与当地古墓葬中出土的彩陶器相比较,具有战国时期特征)、破毡片、毛绳头等。这类遗物在砌石垒堡时用以灌缝的泥浆中,也偶有所见。说明古堡坐落在战国时期的古文化层上,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早期文化遗址。黄文弼先生就是根据在堡内见到的这些彩陶片,而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判定它是一处汉代堡垒,看来是把早期文物与晚期建筑混淆了。
  根据现有发掘资料,可以肯定古堡的建成、使用均在唐王朝时期。这不仅有古堡废屋内出土唐代文书的直接证明,也得到堡墙下部架木的14C年代结论的支持。在阿拉沟工作期间,我曾采古堡东墙下部支架木一小段,送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4C实验室进行测定,结论为距今(以1950年为基础)1390±80年,树轮校正年代为距今1350±80年,遗址年代在AD 613—767年之间,时代为唐;〔3〕1983年,吐鲁番文管所至阿拉沟调查,复取阿拉沟古堡内房址中出土木材送请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技术研究所14C实验室进行年代复测,结论为距今1295±75年,树轮校正年代为1260±75年,结论为AD 655—690年。〔4〕年代结论可以说基本一致,出土文物与14C测年结论可以统一。
  〔1〕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2页。
  〔2〕《黄文弼蒙新考察记1927—1930》,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93页。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中国考古学中14C年代测定数据集》,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306页。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中国考古学中14C年代测定数据集》,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305页。 阿拉沟古堡平面测量图

2 文书残片出土情况及缀合结果

作者:王炳华


    
  1976年4月,择古堡内东北角一间较小的房址、古堡东墙外旷地进行了试掘。
  堡内房址为4.5米×4.5米的土屋,编号F1。为更准确把握地层叠压状况,只取土屋之半进行解剖。试掘情况是:
  表土层:含现代垃圾、杂草、灰土,距地表深20厘米。
  第二层:灰土、杂炭粒、陶片。距地表深20~100厘米。
  深45厘米处,见石磨一块。磨石材料为硅质岩,稍残,直径40厘米,厚15厘米。磨面为几组彼此拼接的斜块,每一斜块大小不等,斜块内刻凿平行斜线。磨石中心圆孔径为4厘米。这种斜线刻齿之石磨,为唐代新疆地区石磨流行形式,同样特征之圆形磨石,在哈密巴里坤县唐伊吾军屯城内也曾经发现过。
  深70厘米处,在F1之西北角北墙的裂缝中,见残文书碎片数十小块,最小残片只一平方厘米左右,但纸质尚好,字迹也还清晰。
  深75厘米处,得铁镞二,灰陶片数块。铁镞扁锋、圆铤,残长11.7厘米(见图7.2)。
  第三层:距地表深1米以下,仍然为灰土,但为较深的褐色,间杂红烧土块,不见建筑遗迹。至1.5米,仍为文化土。遗憾的是,当年试掘工作并未能按计划进行到底,因一些偶发因素的干扰而被迫中断。
  全面分析当年所得试掘资料,F1房址内除表层填土有晚期堆积外,是比较单一的唐代文化遗存。
  在清理古堡废址F1之同时,还在古堡东墙外旷地,就旷地空间布一个8×7.5平方米探方,编号为T1。发掘情况是:
  第一层:表土,厚20厘米。主要为现代垃圾。
  第二层:土坯墙一段,成直角形,东西向残长6米、南北向残长4米,墙体厚0.3米,残高1米。
  第三层:土坯墙坐落之地面,相当平整,经过夯实,厚20~30厘米。文化遗物主要为苇草、羊粪、陶片、数块唐代文书残片。居住面下为生土。
  总体分析戍堡内的半间房屋、堡墙东门外旷地上探沟内发掘的出土文物,主要只是一批极为破碎的唐代文书残片。其最小残片只存些许墨迹,或一撇或一捺,字形不明;稍大,也才二三字;最大的纸片不过十数字,且缺头失尾,文意并不完整。但从文书特定格式还是可以判定,它们是唐代文书的残纸。在天山阿拉沟内古堡中见到唐代文书,这一事件本身的意义就不可轻估。因此,即使极为破碎,也值得以十分努力对之进行缀合,探索其中的历史文化内涵。
  我们在缀合这批文书碎片时,遵循了以下原则。首先,据出土地点、纸质、纸色、字迹墨色深浅、书体差异,做了大概分类。其次,仔细观察同一类纸片的断裂、破损痕迹以及残存文字上下左右可能的关联。其三,文书残纸有一面书写,也有两面书写,这也为文书按件拼合、缀联提供了一个条件。如是,断断续续费时近月,终于得到残文书9件,其中较完整的文书4件。 阿拉沟出土铁镞(残长11.7厘米)

3 文书内容

作者:王炳华










     
  拼合完成的9件文书(包括同一片字纸的正、反两面),为介绍方便均冠以“阿拉沟×号文书”,对文意比较清楚的文书,据文意予以定名。录文时,可以基本肯定的缺字,补入时用□表示;原文字迹不全,据上下文意、残存笔画可确知为某字并补全者,亦加□,无法拟补者残存部分照描。
  (1)阿拉沟一号文书,残纸高29厘米、宽18厘米。定名为“唐西州鸜鹆镇游弈所状为申当界见在人事”文(见图版5)。录文如上。一号文书的背面,被作为文书草底材料,书写着另两件文字,可分别定为阿拉沟二、三号文书(见图版6)。
  (2)阿拉沟二号文书,纪年已失,但有“闰八月”字样,故拟定名为“唐某年闰八月鸜鹆镇将孙玖仙牒”,牒文前缺,只存牒尾。录文如下:
  三号文书与二号文书共用一纸,书写于二号文书后部空白处,只是将纸张倒转书写,可见并非正式文件,而只是文件的草底,内容是兵器物账。
  (3)阿拉沟三号文书,定名为“唐残甲杖牒”。录文如下:
  (4)阿拉沟四号文书,残高29厘米、宽11.5厘米。定名“唐西州鸜鹆镇游弈所界兵健破除状”(见图版7)。残存文字如下:
  (5)阿拉沟五号文书,书于四号文书字纸背面,定名“唐西州鸜鹆镇遊弈所界诸烽在烽者名籍”(见图版8)。
  上述两张残纸,5件文书之碎片,均出自古堡废屋F1内。
  (6)阿拉沟六号文书,极残,似“配粮账”残片。长7厘米、宽3.5厘米。纸质稍绵软,墨迹浓黑,一面书写,存字两行10字(见图版9)。录文如下:
  (7)阿拉沟七号文书,残甚,最大一片纸长11厘米、宽4.5厘米,两面见字,正面文字两行。似为“给使”名单残件(见图版10)。
  (8)阿拉沟八号文书,书于七号文书之背面,文为一行8字(见图版11)。
  (9)阿拉沟九号文书,为私人借贷契纸。残长11厘米、宽9.5厘米。纸质十分粗糙,黄灰色,墨色也很浅。只一面书写,虽同样残碎过甚,文字缺失严重,但参证大量出土了的吐鲁番阿斯塔那文书,可推定其为唐代西州地区民间借契的残余,还是一目了然的。存三行12字,录文如下(见图版12)。另有一纸质、纸色、墨迹与九号文书完全相同,残存“年”、“於”两字,当也是契纸上的残文,但已无法缀连。
  六至九号文书残纸,出土于古堡空旷处的探沟中。 一-九号文书

4 文书内容试析

作者:王炳华

    
  阿拉沟古堡出土文书目前只见上述9件,内容也很局限,只是表现鸜鹆镇日常活动的一斑。但这也正是这几片文书的最大优点:它比较集中、多个层面反映了鸜鹆镇的设置、镇的下属机构、防务实施、兵员、武器装备等,结合相关文献,有助于具体认识唐王朝在西州地区的边防建设,可稍补文献记录的不足。
  本节围绕这一点,具体剖析。
  7.4.1 鸜鹆镇之设及镇址所在
  7世纪中叶,唐王朝平高昌、设西州后,在吐鲁番盆地内置天山军。不言自明,随天山军之建立,会在四周重要防务位置上设置军镇,只是这类军镇史籍失录,为深入研究之缺憾。
  阿拉沟古堡文书之价值,在于揭明天山军下有过鸜鹆镇。而镇城故址,就在阿拉沟古堡之中。
  古堡出土的一号文书,“鸜鹆镇游弈所状为申当界见在人事”文,可以直接表明鸜鹆镇的存在。而“镇将孙玖仙牒”文、“兵健破除牒文”、“戍卒名录”、“甲杖账”,可深化人们对鸜鹆镇防务的认识。另几件“粮粖”、“给使名单”及“借贷”残纸,也可能与“鸜鹆镇”曾经承担的接待或戍卒个人财产纠纷存在关联。
  “镇”,是唐代边防体系中的基层军事组织。《新唐书·兵志》称:“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者曰道。”〔1〕西州天山军在吐鲁番盆地内承担防务后,其下当然会有相应的守捉、城、镇设置。鸜鹆镇,只是这一防务链上的一个小环。
  所以肯定阿拉沟古堡就是镇城故址,根据是“鸜鹆镇游弈所状为申当界见在人事”文书及“镇将孙玖仙牒”文书。
  “鸜鹆镇游弈所状为申当界见在人事”文书所在地点,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如文书只是草稿,并非正式送出的文状,则文书出土地点,便应是鸜鹆镇游弈所的驻地;二是状文已经发出,则收文地点,就是游弈所的上级鸜鹆镇镇将驻所。结合这件文书的背面“镇将孙玖仙牒”文的草底文字,则可以肯定状文已到了鸜鹆镇。如果状文没有上报到镇将处,孙玖仙是不可能以之作为草拟牒文底稿和甲杖兵器账目纸张的。因此,阿拉沟古堡可以肯定就是唐代鸜鹆镇故址所在。
  西州天山军下这样的镇,自然不会是少数。在通往西突厥处密部方向的天山峡谷,也就是唐代“白水道涧”的咽喉地段曾置“白水镇”,镇城在控扼白水河西口的达坂城。〔2〕检索吐鲁番出土文书,西州境内此外还有过罗护镇、赤亭镇等。根据鸜鹆镇、白水镇所处位置,这类镇城多处在地势特别险要的隘口。
  7.4.2 镇下基层军事组织
  从阿拉沟一号、三号文书可以判定,鸜鹆镇下属有鸜鹆镇游弈所、名岸游弈所;□□铺、□蕃铺、揔见铺、临蕃铺、□□铺、断贼铺、□觉铺;黑鼻烽、阿施烽、鸜鹆烽、赤山烽、壃石烽、臰水烽、名岸烽、泥岭烽、小白水烽、白水烽、椟忩烽等。其中至少4烽:黑鼻、阿施、鸜鹆、赤山,肯定隶属于鸜鹆镇游弈所。另7烽中,部分可能隶属于与鸜鹆平行的名岸游弈所。这清楚地揭示了鸜鹆镇下置二游弈所,至少7铺和至少11烽。这对了解唐代边防军镇的基层设施、防务运作是难得的珍贵资料。
  鸜鹆镇所在阿拉沟峡谷,总长不过92公里。南北两山耸峙,其间一水中流,只部分地段有小块草场。从这一地理形势观察,鸜鹆镇的防务空间大概也就是在这并不算大的阿拉沟峡谷内,防卫布置应该说是十分严密的。
  7.4.3 鸜鹆镇游弈所防务活动实际
  “鸜鹆镇游弈所状为申当界见在人事”文,是就游弈所一小段时日内防务工作活动情况,向上级镇将作的报告。状文虽残损、缺失,但认真剖析,还是可以透见其防务活动的实际情形。
  鸜鹆镇游弈所下属的“铺”,都有固定地点、名称,文书具体开列每一铺下配置的两人姓名:如□□铺,为封元俊、张上义;临蕃铺,为陈九郎、谭慕遂;断贼铺,为郑嘉庆、□□□;□觉铺,为杜怀逸、唐□□等。它们正是《通典》中规定了的“马铺”制度的具体实施。在《通典》中,称:“马铺,每铺相去三十里。于要路山谷间牧马两匹,与游弈计会,有事警急,烟尘入境,即奔驰报探。”〔3〕也就是说,铺有定所,配马两匹,游弈在侦察到军事情报或发现敌军入侵时,立即让马铺上的铺兵急驰报告。这较烽堠烟火只能传递最一般的敌情,却无法报告细节要胜过一筹。
  鸜鹆镇游弈所下属的烽堠,是边防警卫体系中的不能缺少的一环。它的设置原则、警卫方法,唐代文献中也有相关规定。《唐六典》卷5“兵部职方郎中员外郎”条称“凡烽堠所置,大率相去三十里。若有山岗隔绝,须逐便安置,得相望见,不必要限三十里”;〔4〕相类似的文字,见于《武经总要》前集卷5“唐兵部烽式”:“唐法:凡边城候望每三十里置一烽,须在山岭高峻处,若有山冈隔绝,地形不便,则不限里数,要在烽烽相望。”
  阿拉沟古堡五号文书中提到“鸜鹆捉铺”。关于“捉铺”,在《新唐书·百官志》“折冲都尉府”条中也有相关文字:“捉铺持更者,晨夜有行人必问。不应,则弹弓而响之。复不应,则旁射。又不应,则射之。昼以排门人远望,暮夜以持更人远听。有众而嚣,则告主帅。”〔5〕从阿拉沟五号文书分析,谢神贞奉调到鸜鹆镇当值,所以称“在鸜鹆捉铺”,可以看出铺、烽驻守人员可以相机调动。
  阿拉沟一号文书第九行有“一十三人在麦场……”,细审残纸,“麦场”二字虽只残存其半,但却可以判定无误。唐代边军向有屯田任务,而农历八月,也正是新疆麦收时节。这时抽出相当的兵员执行割麦、打场劳作,是情理中事。
  将“鸜鹆镇游弈所状为申当界见在人事”文书与文献中相关防务规定进行比较,可以得到结论:西州鸜鹆镇既认真按照有关法规组建边防,又根据具体环境稍作变通,因应形势更好地完成边防任务。
  阿拉沟峡谷峰峦叠嶂,迂回曲折、山间林木茂盛。在这样的沟谷中,观察极度受局限,即使在山岭高峻处设烽,一道稍高的岗峦,或河沟稍稍迂曲,视线立即就被阻断。如此的地理形势下,不要说无法墨守“三十里置一烽”,即就是十里一烽,也每海难以实现“烽烽相望”的要求。在这样一种山岭、沟谷相错之处,以侦察为使命、谙熟沟谷内地理形势、善于骑射的游弈,在捕捉情报信息方面就占有明显的优势,他们与“马铺”结合,就可以不延误各类紧急、敌方烟尘的消息。
  因此,鸜鹆镇在阿拉沟的具体防务中极力强化“马铺”,使其与烽堠相结合,形成了比较严密的侦察、情报体系。
  关于唐代边境防卫中的游弈所的性质、职能,在正史中曾经记录过一件实例: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三月,考虑到与东突厥的军事冲突,朔方道大总管张仁愿建议,改变既往以河为防的消极态势,以进攻手段作积极的防卫。办法是进入河北岸与东突厥接触的前沿、交通津要地带,建三座受降城,并以三座军城为中心,“置烽堠千八百所,以左玉钤卫将军论功仁为朔方军前锋游弈使,戍诺真水为逻卫”。这一军事防卫措施,当时曾有力地抑制了东突厥对唐王朝的侵扰。〔6〕
  这里提到的“游弈使”,(元)胡三省总结唐代文献,注称它是“领游兵以巡弈者也”,并略引了杜佑的解说。相关文字,见于《通典》:“游弈,于军中选骁果,谙山川、泉井者充,常与烽铺、土河计会交牌,日夕逻候于亭障之外,捉生问事。其军中虚实举用,勿令游弈人知。其副使、子将,并从军行人取善骑射者兼。”杜佑的这段记录,录自唐代兵法《守拒法》。〔7〕这军事法规,应是唐代军事家在总结了大量军事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才得以完成的。逻辑推理,不论是唐初对西域用兵的经验,或作为军事条例颁行,西域大地自然也必须遵行其相关条款。这两种情形,都允许我们从《通典》及“守拒法”的角度,对鸜鹆镇属下游弈所军事实践进行检查和验证。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鸜鹆镇游弈所的实践与“守拒法”中具体条文及贯彻的精神明显有着一定的差异。
  差异之一:鸜鹆镇游弈所,游弈之下不见“副使、子将、久军行人”的痕迹,游弈所统率、调度的只是游弈、铺兵、烽子。而且,铺与烽一样也都有定所,有专称。似乎与游弈必须“日夕逻候于亭障之外”的游动巡逻性质稍显不同。
  差异之二:游弈的接敌活动特点具有明显的危险性,因而“军中虚实举用,勿令游弈人知”。但鸜鹆镇游弈所下实际肩负游弈使命的游弈、铺兵,都是与烽子可以互相调配执勤的。这自然使这一军镇下的所有在编军事人员,都可能接触到“军中虚实举用”。
  这是与文书表现的公元8世纪中叶这段特定时间内的军事形势有关而作的变通处理,还是另有其他含意?
  在《通典》卷152《兵·五》中,与游弈、马铺、烽堠并列,还有一个重要规定,就是在边境地区要设置“土河”。文称:“土河,于山口贼路横断道,凿阔二丈,深二尺,以细沙散土填平,每日检行迹,扫令平净,人马入境,即知足迹多少。”〔8〕这明确规定了的“土河”,在阿拉沟也没有具体实施。揆于事理,在沙漠、黄土地带,“土河”这种侦察人马行踪的检迹地带是很有用处的。但在阿拉沟峡谷中,溪谷纵横、岩石遍地,这类“土河”即使设置起来,也不会有任何用处。因此,承担了阿拉沟防务的鸜鹆镇,因地制宜,不作“土河”之举。
  作为鸜鹆镇下属的鸜鹆镇游弈所,相关防务实施情况,如兵员的变动、具体配置、“当界”实情,据情势要求做出的临时调动情况、军器的统计等等,是必须定期向上级管理机关鸜鹆镇呈报的,这正是“鸜鹆镇游弈所状为申当界见在人事”文书出现的背景,表现着边境防务实际展开的情形。
  7.4.4 鸜鹆镇兵员、组织、装备
  鸜鹆镇全部兵员,据现有文书难以判明。阿拉沟一号文书涉及鸜鹆镇游弈所属下现有在编兵员为“卌八”人,据以类推,全镇下属两个游弈所,则鸜鹆镇全镇兵员可能在100人左右。
  一号文书所列人名,清楚可读的有:封元俊、张上义、郭令璋、陈九郎、谭慕遂、刘璲、王庭芝、郑嘉庆、杜怀逸、任元亮、汤思□、王尚琳、袁金城、常承晖、程寄生、白仁义、曹元环、孙休一、高神礼、刘希昌、赵敬琛、高元偘、翟通子;阿拉沟二、三、四号文书所列有:孙玖仙、王永昌、阎智□、马希过、雷义足、钟楚□、张山中、孟令痣、张思进、刘元珪、李回洛、高思宗、唐元忠、张子超、刘□养、郭奉仙、谢神贞等。一号文书与二、四、五号文书比较,有些人名一样,如程寄生、翟通子。因此,四、五号文书的兵员有可能也在鸜鹆镇游弈所属下。上列健儿的名字所取汉文都有一定寓意,并不是只以汉字标音,因而可以肯定,他们都是来自中原的汉人。这可以具体说明唐代边镇用募兵,边军中多为来自中原的长住健儿,他们长年戍守边关,承担着卫戍边境安全的重任。
  值得注意之处是阿拉沟四号文书中,有“土健儿、高思宗、翟通子”。“土健儿”一词,唐代文献、敦煌及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均不见。顾名思义,“土健儿”应是与中原戍边之“长住健儿”相对的一个称呼,他们不是来自中原,而是为解决兵力不足问题募自当地,承担“健儿”任务、故有“土健儿”之称。笔者不谙唐代兵制细节,涉猎文献甚少,将这一形式推论书之于此,希望借此得到唐史研究专家们的指教。
  另外,细辨一、四号文书,不止一见以“一十三人”为单元来调配兵员的事例。如一号文书,鸜鹆镇游弈所向上级申报在编之48人具体执行任务的情况是:22人在各铺、烽执行军勤,下余之26人,被分为两组,一组“一十三人在麦场”,又一组肯定也只能“一十三人”,只是具体使命已失录。四号文书也有以“一十三人”为单元,分配各健儿在“壃石名岸界”各烽、铺值勤及至鸜鹆镇承担“捉铺”使命的人员名单。如是,可以判定在鸜鹆镇有3组值勤人员,都以“一十三人”为单元,似乎不是一种偶然的情况。是否与当年游弈所下更基层的建制存在关联?
  关于镇兵的武器装备,从二号文书倒书的甲杖兵器列账,可以看到有“□甲”、“头牟”、“副膊”、“弩”、“弩□”、“弩箭”、“陌刀”等7种。当然,这只是很不完整的资料。
  7.4.5 阿拉沟出土文书的年代及鸜鹆镇置镇时间
  关于阿拉沟文书的年代,文书本身没有揭示。但据第二号文书“镇将孙玖仙牒”分析,文书中有“闰八月 八日 元亮”7字。查陈垣《二十四史朔闰表》,自唐贞观十四年(640年)建立西州至贞元八年(792年)弃守西域,这152年中,共有三个闰八月。即开元卄六年(738年)、至德二载(757年)、大历十一年(776年)。因此,这件文书发生的准确年代,只能在公元738—776年间,即公元8世纪中后期的38年中。“鸜鹆镇游弈所状为申当界见在人事”文、四号文书“鸜鹆镇游弈所界兵健破除状”文、五号文书“唐西州鸜鹆镇游弈所界诸烽在烽者名籍”,与一号文书不仅出土在一处,分别书于同一张纸的正、反面,而且一些烽、铺名称,部分烽、铺士兵姓名也有相同的。因此可以肯定,这主要的几件文书是同一时期书就的残纸。
  这些文书完成在公元8世纪中、后期,不言自明,这说明鸜鹆镇在开元、天宝前后还在正常运转,发挥着自身军事防卫的功能。但却不能因此就做出结论,说鸜鹆镇的始建就在这一历史时期。
  本文认为,有多种因素可以帮助我们提出一个初步结论,这就是:鸜鹆镇镇城所在的阿拉沟古堡,其始建时间很有可能就在唐王朝平高昌、设西州的7世纪中叶。做出这一判定,最主要的根据是当时的政治形势。7世纪30年代后期,弹丸之地的麴氏高昌王国敢于漠视李唐王朝的一次又一次警告,妄图割据一隅。从麴文泰的角度考虑,原因可以有多种。但最根本、最重要的一点是,其背后有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的全力支持。乙毗咄陆可汗不仅命阿史那步真驻军北庭,可与高昌随时呼应,还遣阿史那矩入高昌,名为“冠军将军”,实为监国吐屯。乙毗咄陆并与高昌联兵,攻伊吾、打焉耆。公元640年,唐军破灭高昌,实际就是直接打击了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的反唐气焰。但事情至此并未结束,就在唐置西州后不久,乙毗咄陆可汗“遣处月、处密等属部围天山县”。虽然这一军事侵迫活动立即在唐将郭孝恪的反击下遭到失败,但却深刻地说明,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对唐王朝在吐鲁番设立西州是并不甘心的。而唐西州天山县的领地就在吐鲁番盆地西部,与阿拉沟相近。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活动的中心地区,就在阿拉沟西边的伊犁河流域。一度进围天山县的处月、处密部,领地就在阿拉沟北边,今乌鲁木齐东至吉木萨尔一带。在这样一个大的军事背景下,唐王朝不在阿拉沟峡谷内设置军镇,加强对西突厥的防卫,保证西州西境的安全,是绝对难以想象的。这样,逻辑的推论就是,公元640年唐破高昌设西州后,会随之就在其西缘的阿拉沟置镇设防。因为,它是活动于伊犁河流域对唐抱有敌意的乙毗咄陆可汗进入西州的最重要孔道。另外,对古堡的两次14C测年,结论都是古堡建筑在公元7世纪中叶前后,可以说是比较好地揭示了建堡的绝对年代。
  在公元7世纪中叶以后,西突厥汗国虽归属了唐王朝,但相当时段内还是存在不稳定的因素。作为西州对西面联络的重要军事交通线,唐王朝在这一山谷通道内是不太可能完全放松必要的军事防卫的。唐代鸜鹆镇始终都承担着重要的军事卫戍使命。
  鸜鹆镇遗址内出土的其他文书,残碎过甚,已难把握完整文意,但与承担军事防卫、交通联络的鸜鹆镇联系分析,内容也多切合。如粮食供应分配,对康姓“使首领”的接待,都是可以理解的。另一件借贷契纸,也可能与戍守在此的某一健儿突发的个人、家庭事故相关,必须求助于高利贷,方可渡过难关。这类情形,在其他一些唐代军镇(如和田地区的例谢镇)遗址中,也曾经有过发现。
  鸜鹆镇,在唐代西州是一处重要的军镇。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后为日本收藏的唐代文书中,就曾见过多件有关鸜鹆镇的资料。如《大谷文书集成》中收录的第3354号文书,关涉“河西天山军兵员给粮”事项,文书中第5行有“一十二人 鸜鹆镇界 ‘郡仓支、十五日’”;第3471号文书,为唐西州天山县的呈文,关系鸜鹆镇者,第二片第6行“兵曹符、为鸜鹆镇官考、限来月衙、勒典賷案……”;第3473号文书,也是西州天山县的呈文,第18行文“趁速勒许献之赴州事。兵曹帖、为追鸜鹆镇典别将康……”〔9〕这几件文书,不仅涉及鸜鹆镇,而且均由西州天山县或天山军申报、具办,鸜鹆镇镇址在天山县境,可得证明。这些资料,可以帮助进一步肯定阿拉沟古堡就是鸜鹆镇镇城故址。
  〔1〕《新唐书》卷50,“兵志”条,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328页。
  〔2〕王炳华《唐西州白水镇初考》,《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8~128页。
  〔3〕《通典》卷152,《兵·五》,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901页。
  〔4〕《唐六典》,中华书局点校本,1992年版,第162页。
  〔5〕《新唐书》卷49,“百官志·四”上“诸卫折冲都尉府”条,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288页。
  〔6〕《资治通鉴》卷209,《唐纪二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印本(下),1989年,第1410页。
  〔7〕《通典》卷152,《兵·五》,附(唐)“守拒法”,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901~3902页。
  〔8〕《通典》卷152《兵·五》,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901页。
  〔9〕[日]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第二卷,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编,第79~80、104~106页。

5 从军事地理看鸜鹆镇

作者:王炳华


     
  前面提到,从唐王朝西域战略形势考虑,平定高昌后必然要将面对西突厥的军事防务提上日程,在阿拉沟设置军镇,有重要的军事地理背景。
  阿拉沟,是中部天山腹地内一条天然沟谷。地居吐鲁番盆地、焉耆盆地、于尔都斯草原、巩乃斯河谷、乌鲁木齐南山之间,地理形势十分重要。
  自吐鲁番盆地西入天山,进阿拉沟,可抵科雄大坂。越科雄大坂后,进入哈布其罕河上游,可抵巴仑台,南行可抵焉耆盆地的北缘和静县。自巴仑台西行,越哈尔尕图大坂,可抵乌拉斯台河上游,进入玉尔都斯草原。过科雄大坂后,西偏北行,入巴音沟,翻扎克斯台大坂,可进入伊犁河之上游巩乃斯河谷。而自阿拉沟东口向北稍偏西行,入艾维尔沟,即可抵达位于天山北麓的乌鲁木齐。翻越科雄大坂后,向西、折向北行,过胜利大坂,也可进入乌鲁木齐河上游,沿河、顺山势北下,也可方便的抵达乌鲁木齐(见图7.3)。因此,阿拉沟河谷在古代交通史上的地位,确实不容轻估。唐王朝在吐鲁番设西州后,不控制阿拉沟,西州西境会完全暴露在西突厥的铁骑前,安全难保,而控制住阿拉沟,在与西突厥的军事角逐中,就取得了主动权。鸜鹆镇设置在此可以说是事属必然、势属必行。
  作者在阿拉沟工作期间,为了深入、具体了解古堡的历史地位,曾陆续穿行过这几条山沟。考察中,或乘车、或骑马,穿山越谷至和静、焉耆、库尔勒。离沟口古堡时正是气候较炎热的7月初,白天气温高达30℃。而进入阿拉沟内,凉风习习,暑气顿消。沟谷两岸,群峰夹峙,河谷宽阔处可达一百多米,狭窄处则不足10米。沿沟卵石纵横,错杂交叠。交通往来,傍河沿谷,险峻处人马勉强通行;而宽平处,高山草场平坦如镜,草场上牛、马、羊群散布如画。因为地势变化巨大,水流湍急,夏日洪水,可伤人畜。河谷旁,杂生榆树、杨树、柳树等,甘草尤多,粗者径若小腕,它处少见。白沟口至科雄大坂下,已似深秋,薄毛衣不耐其寒。翻大坂,山顶积雪不消。短短数天之内,经历了四季炎凉。到巴仑台后,折北西行,抵巴音沟,盘桓多日。古代墓葬丛集,说明这片地区一直是古代游牧民族居住活动的中心地带。
  阿拉沟与乌鲁木齐之间的山道,一路穿山过谷,有水有草。大部分路段已修成简易沙石路面,越野车可以方便来去。也有部分地段,还是一种自然状态,吉普车必须顺自然沟谷而行。沿途除见到羊群外,也有马、牦牛、骆驼等牲畜,在草场散牧。这条沟谷迄今为止,仍然是各类畜群转场、迁徙的交通路线。
  从阿拉沟至巩乃斯河谷、于尔都斯草原,入库车绿洲,作者了解其相关地理形势的愿望,直到2001年夏季方得实现。自阿拉沟向西,入巩乃斯河谷继续西走,马程只需6天,即可抵伊犁河谷草原。自阿拉沟南下于尔都斯草原(今巴音布鲁克),折向西向南,全程约340公里,马程六七天,就可穿过天山南支科克铁盖山峡谷,抵达安西大都护府所在的库车绿洲。所过之处,山拥水绕,森林、草场相继。于尔都斯草原辽阔无边,目光所及之处,都是风吹草低、牛羊成群,确实是古代游牧民族的理想天堂。隋唐时期西突厥据有伊犁河流域、于尔都斯草原,经济实力强大,并据此与唐王朝相抗衡、争高低,是一点也不难理解的。实际走过一趟后,对唐王朝在阿拉沟峡谷东口置军镇、派游弈、广设马铺、烽堠,理解更深一层。
  1976年5月,作者在鸜鹆镇遗址稍作发掘后,还曾在阿拉沟内进行过认真的踏查。十分遗憾的是,仅仅发现了相关遗迹4处,而且多遭受程度不等的破坏。
  (1)距阿拉沟口9公里左右,河谷中一处小“岛”上,曾有一座规模较小的石垒。铁路建设工程中,为在“岛”上竖立高压电杆,石垒被毁。向当事人调查,得知石垒构筑用料主要为卵石,地下还出土了彩陶片,其上见三角纹、斜网格纹,还有羊骨等。这处石垒,虽规模稍小,但控制着谷口交通,舍此无路可行。
  (2)更前4公里左右,抵阿拉沟镇,在当年铁道兵某部礼堂东南,地势较高的一处山梁上,见小型土、石叠砌的烽堡一处,遗迹仍可寻觅。完全符合当年在地势高峻处置烽的要求。
  (3)距沟口32公里,阿拉沟与夏热沟交汇处,为一较大的古垒遗址,保存尚好。石垒近方形,边长三十多米,底周约一百多米,堡墙高四米多。除堡墙外,不见其他遗迹,也未采得其他文物。从其较大的规模看,当可与“游弈所”相联系。
  (4)过科雄大坂、抵巴仑台后,在巴仑台镇附近,当时的新光大队旁一小山包上,见又一古代烽堠,土筑。调查时,和静砖厂正取其黄土作烧砖材料。这处烽堠与阿拉沟虽存在关联,但已离开阿拉沟的范围了。
  这几处古垒遗址,当然不能是这一线上实有堡、燧的全部。这几处残存的遗迹,与前面介绍的鸜鹆镇故址出土文书上所列两处游弈所、马铺、烽堠联系,也相差甚远。目睹一线铺列的烽堠,虽可以使我们的认识大大深化,但已难与唐代军事防卫设施相匹配。尤其可惜的是,因为在24年前这一段铁路工程施工时,相应的文物保护工作太弱,它们又遭到了严重的损毁,给我们留下的是永远也无法弥补的遗憾。
  〔1〕[日]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第二卷,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编,第79~80、104~106页。 阿拉沟古堡地区形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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