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 要泉州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宋元时便堪称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交汇融合的国际大都会，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1254-1324年）在华旅居17年后，于1291年受元太祖忽必烈之托，护送公主远嫁波斯，从大都启程，经泉州出海。泉州帆樯林立、商旅穿梭、繁荣昌盛的景象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马可波罗游记》将泉州称为Zaitun（刺桐），刺桐原产于印 ...

摘 要

泉州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宋元时便堪称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交汇融合的国际大都会，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1254-1324年）在华旅居17年后，于1291年受元太祖忽必烈之托，护送公主远嫁波斯，从大都启程，经泉州出海。泉州帆樯林立、商旅穿梭、繁荣昌盛的景象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马可波罗游记》将泉州称为Zaitun（刺桐），刺桐原产于印度和马来西亚，五代时节度使留从效扩建城廓时，现植此树，泉州因此雅称“刺桐城”。

十九世纪，欧洲史学界曾对Zaitun在汉语中对应的地名进行过一场大争论。二十世纪初，日本学者桑原骘藏的力作《蒲寿庚考》、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中国学者陈万里的《闽南考古记》以及张星烺的《泉州访古记》和德国学者艾克（Gustar Eeke）的《刺桐双塔》，利用泉州保存下来的大量文物考证阐微，确定了刺桐是Zaitun的辞源。

宋代刺桐港海外贸易繁荣，商贸需求引发了农桑蚕织业的勃兴，使泉州成为中国主要的纺织业中心之一。泉州很快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之一，形成了一个联络百个国家和地区的交通贸易网路。“海上丝绸之路”是连结东西方、沟通人类物质文明的海上通道，陆地以及海上丝绸之路是今日时髦的“全球化”的最早实践，它持续了两千多年，覆盖了大半个地球。由此形成的亚、非、欧、拉丁美洲之间的经济、文化、政治联系，对人类历史发展和东西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驰名世界的Satin（刺桐）

一般认为，英语Satin来自中古法语，Satin是汉语“刺桐”的拼音，原意是“锦缎”，该词于十四世纪从西班牙语传入法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的辞源是阿拉伯语。①“ACETUNí”来自阿拉伯语zaitn,Zaitun是生产缎子的中国城市刺桐的阿拉伯名称。第一次在文献中出现于十四世纪初的费尔南多六世备忘录。”②阿拉伯人曾统治西班牙几百年，因此这辞汇的传播过程是：汉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传入葡萄牙语的途径同西班牙语，因统治西班牙的阿拉伯人也是大部分葡萄牙地区的主人）—法语-英语-其他西方语言。由于西班牙与法国接壤，所以率先传入法语。

泉州绸缎丝绢织品在宋代已闻名遐迩，著名天文学家、药学家苏颂有“绮罗不减蜀吴春”的赞誉，可见其盛堪比蜀国吴地。“‘泉缎’，驰名海外，远销南洋、印度、西亚、东北非、欧洲各地，行销海外历久不衰。伊本·巴都他说，至元六年（1340）元朝遣使往印度，赠其国王锦缎五百疋，其中有一百疋是‘刺桐城’织造的。③至万历年间，驶日唐船运销的丝织品仍以缎为主，④在印尼下港的中国商店，除了生丝外，缎子占传统货物丝绸的首位。⑤因为缎子是中国特有的丝织品，其他语言无表达的辞汇，遂以其产地名之。Zaitun变成了阿拉伯语中表示“缎子”的代名词。今日，从Zaitun转化而成的Saatin已成为主要西方语言的基本辞汇，在全世界广泛使用，泉州亦随之名扬全球。

二、泉州对中外航海的影响

泉州素有海外交通发达著称于世。西元六世纪的南朝，已有泉州与外国海上往来的文献记载；五代时，先后统治泉州的王延彬、留从效和陈洪进，大力发展海外贸易，令泉州海上交通更为蓬勃；北宋后，社会的稳定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为泉州的海外贸易提供了丰富的商品。二百多年来，泉州港历经了三次飞跃：北宋中期赶超明州，地位仅次于广州；南宋初期与广州并驾齐驱；南宋末期一举超过广州，成为全国最大的贸易港。泉州港在元朝进入全盛时期，成为与亚历山大港齐名的国际大港。

为开拓海外市场，闽人开阔了多条国际航线。据南宋赵汝适《诸蕃志》记载，与刺桐港有贸易关系的海外国家及地区近60处，范围包括东亚、东南亚、南亚及东非沿岸，形成了一个国际性的海上贸易网络。当时航行于太平洋与印度洋的“福船”拥有水密隔舱、船尾舵等先进造船技术。罗盘与天文航行的并用提高了航行的准确性和安全性，而闽人则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和知识。这些航海技术和地理知识，都为后来的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基础。

马可波罗把自己在神秘富饶的中国以及无比繁华的所见所闻带到意大利，并通过口述游记传播至整个欧洲，引发欧洲人对神奇中国的响往，马可波罗离华的最后地点便是“刺桐”，他在《游记》内对之赞赏备至：

到第五天傍晚，抵达宏伟秀丽的刺桐城(Zai-tun,泉州）。在它的沿岸有一个港口，以船舶往来如梭而出名。船舶装载商品后，运到蛮子省各地销售。运到那里的胡椒，数量非常可观。但运往亚历山大供应西方世界各地需要的胡椒，就相形见绌，恐怕不过它的百分之一吧。刺桐（泉州）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每一个商人，必须自付投资总额百分之十的税收，所以大汗从这个地方获得了巨额的收入。商人们租船运货，对于上等商品，须付该货价值的百分之三十的运费，胡椒却须付百分之四十四的运费。对于檀香木、其他药材以及一般商品，运费是百分之四十。据商人们计算，他们的花费，包括关税、运费在内，总共达到货物价值的一半。然而，就是从这余下的一半中，他们也能取得很大的利润，所以他们常常能够用更多的货物，回销到原来的市场。

这个地方风光秀丽，居民崇信佛教，一切生活必需品非常丰富。这里的居民，民性和平，喜爱舒适安逸，爱好自由，有许多人，从印度内地来到这里，其目的是为了如同前面所说的纹身。因为，该城的纹身技师以艺精出名，而驰名内外。

流经刺桐（泉州）港的河（即晋江），宽大而湍急，乃是穿过京师（杭州）城那条河流的支流。在这条支流与主流道分叉的地方屹立着廷基（德化）城。这里除了制造瓷杯或瓷碗碟，别无其他值得注意的地方。⑥

西班牙的阿拉伯人在《游记》出版之前已报道过刺桐（泉州）的情况：

在这第九地段之内，第一条江就是泉州（Zɑītūn）江，其江出口处就是泉州港，那些前往中国的商人对此是十分熟悉的。凡是来自中国海的船舶都要进入该港，一直向前推进到上游十五英里的地方。该港湾无人居住（？）。泉州市位于东经154°和北纬17°零几分的地方。⑦。

此文的作者是伊本·赛义德（Ibn Sa‘id,1208或1214-1274或1286），其生平如下：

于阿尔先生说：“马格里布人阿布·哈桑·阿里·伊本·赛义德（Ab-Hassan’Aliibn Sa’id al-Maghribī）于1208或1214年诞生于格林纳达（Grenade）附近的雅赫苏坡城堡（Yahsub，即今之阿尔卡拉雷亚尔），他年幼时曾在塞维利亚求学，1240年随父前往参加朝圣。其父于亚历山大城身故，伊本·赛义德首先前往开罗定居，随后又抵达巴格达，在那里有幸参观了三十六家图书馆，并摘抄了许多笔记，后来又先后前往阿勒颇和大马士革。在归途中，他又在参加广为交游，回到西方之后便开始为埃米尔阿布·阿卜达拉赫·穆斯坦绥尔（Ab’Abdallah al-Mustansir）效劳，此人当时（1245年）正统治突尼斯。由于他天生喜欢旅行，所以又于1267年再次出发东游，他朝思暮想的是结识旭烈兀（Hulagll），因为此人所发动的征服战争已经威震遐迩，于是便径直前往亚美尼亚旧称‘阿示明尼亚’—译者）这位王子的宫廷，在那里逗留了一段时间后便返程了。索尤蒂（Soyutī）和麦加里（Mak·karī）认为，他于1286年卒于突尼斯；而伊本·台格利比尔迪（Ibn Taghribirdī）则认为是1274年卒于大马士革。⑧

伊本·赛义德之文虽早于《游记》，但一直未全部刊行。有一点应引起注意：作者未到过中国，其信息应该来自他在巴格达参观的三十六家图书馆中摘抄的笔记。其中包含了后来《游记》中关于刺桐（泉州）的主要信息，只是不及《游记》那么详细。这说明当时的阿拉伯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已有文字记载，而不仅是商人的传闻。因此，至少在刺桐（泉州）问题上，对《游记》的真实性，可从两方面探讨：一、即便马可波罗从未来华，也可以从阿拉伯的资料获得必要资讯，然后“百万化”（马可波罗游记的意大利语名称是‘II Millione（百万），因为他的讲述太离奇，使用的数字巨大，所以得了这个绰号）；二、若他确实到过刺桐（泉州），也可能从阿拉伯人那里获得资讯，因《游记》与阿拉伯资料在刺桐港的知名度及庞大规模方面基本相同，关于《游记》的真实性，难的不是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要下功夫的是试图区分那些是亲身经历，那些是承袭前人，那些又属夸大。显然，《游记》中关于日本及东非海岸的记述不是他的“游记”。⑨

《游记》尽管不是最早关于刺桐（泉州）的报道，但它让欧洲人首次认识了东方世界，其蕴含的地理新知和传奇魅力令欧洲一时轰动。然而，其真实性同时也引起了广泛争论，不少人将《游记》当做天方夜谭。但在知识精英阶层中，马可波罗及其《游记》获得了读者，打开了中古时代欧洲人的地理视野，在他们面前展示了一片宽阔而富饶的土地、国家和文明，引发了他们对东方的向往，对于欧洲人冲出中世纪的黑暗、走向近代文明产生了影响。学术界的一些有识之士，更有它所提供的最新知识来丰富头脑和充实自己的著作。最欣赏《游记》的读者之一，是当时意大利著名学者托斯加内里（Paolo dal Pozzo Toscanelli,1397-1482）。在文艺复兴时代，托斯加内里再次提出了希腊人的“地圆说”。此说吸引了哥伦布，使他怀着对东方古老文明的钦慕，于1492年带着西班牙国王致“大汗”的信件出发寻找“契丹”，却无意中发现了新大陆。因此，可以不夸大地说，“契丹”及其出海港口“刺桐”是哥伦布发现新世界的目的地之一。可见，泉州在十五世纪地理大发现时期，便进入了欧洲探险家的视野，成为影响世界巨变的灵感。

《游记》对文艺复兴后欧洲航海事业的发展也起过促进作用，一些欧洲探险事业的倡导人和航海家从此书得到启示鼓舞。葡萄牙王子唐·佩德罗（D.Pedro）在1425至1428年周游欧洲列国时，获得一本《游记》手稿：

可以猜测到，王子在其行李中带回了那名威尼斯人的著名手稿。可以肯定的是，他心里想着支援、鼓舞其兄唐·恩里克（D.Henrique）的事业，唐·恩里克在萨格雷斯召集了许多制图师，准备将葡萄牙推向世界历史的前列。在其周游中，他是准备冒险心灵的化身。唐·恩里克则是使这一梦想成为现实的科学家，他精于计算，拥有基督教精神最纯洁的理想。萨格雷斯王子会对波罗关于东方的描写无动于衷吗？⑩

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仔细拜读过《游记》，还作了许多批语，从他的亲笔旁注可见时人对中国之兴趣所在，于研究欧洲海外扩张的动机也大有裨益。哥伦布批注的《游记》是安特卫普1485年的拉丁文版，注语也是拉丁文。这一珍贵历史文献现藏于西班牙塞维利亚市的哥伦布图书馆，其中关于刺桐的章节如下：

第七十二章 刺桐城著名的港口及廷基（德化）

渡过上述江，往东南方向前进5天。途中有宏伟的城市，许多村庄，成片的房子。森林里面生长了许多可供提取樟脑的树木。5天后，抵达巨大的刺桐城（ciudad de Zaizen）。它有一个极其著名的港口，无数印度船只载货来此，从亚历山大运胡椒供基督徒的国度，有100条船来此。由于大量入港的货物，它的确是世界上最大和最好的港口之一。大汗从此港获得巨大收入，因为每船需付10%的货税。细货要向船东支付30%的运费，其他大宗货物如芦荟和檀香木的运费是40%。因此，加上国王的税收和运费，商人运货至上述港口要交纳所有货物价值的一半。城市有大量给养。廷基（德化）城也在这一地区。这里用一种名叫瓷（porcelana）的土制造很漂亮的大碗，来自于蛮子的9个地区之一。{11}

三、十四及十五世纪西方世界

地图上的泉州

（一）《1375年加泰罗尼亚地图集》

《游记》对中世纪欧洲制图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丰富了欧洲人的地理知识，促进了地理学的发展。书中的地理知识很快被杰出的制图家转换成地图。马可波罗提到的地名，如代表中国的契丹、{12}汉八里、行在、刺桐等地点被地图化，使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更形象更丰富了。

仅现存图籍而言，泉州最早出现在《1375年加泰罗尼亚地图集》上。该图绘于羊皮纸，彩色，金叶装饰，共12幅，每幅250毫米×650毫米。图中远东部分无疑取材于《游记》。它是欧洲中世纪极具科学价值的地图，成为海路贯通前的世界地图蓝本。

图上可见一座城堡式的城市，它下（南）面有一个大弧形，表示海湾或港口。整个地区标为“zayton”，城区标为“Ciutat de zaiton（刺桐城）”。

（二）《1459年毛罗世界地图》

意大利僧侣毛罗应葡萄牙国王阿丰索五世（Alfonso V）邀请，从1457年起开始绘制世界地图，葡王负担费用并提供葡萄牙海外航行的最新资料，绘图历时两年，于1459年完成。同年4月24日，地图正本由威尼斯贵族特雷维萨诺（Stefano Trevisano）送往里斯本，后佚失。

毛罗同时为威尼斯大公制作了一件副本，该副本一直保存于圣米格尔修道院，后移至威尼斯大公宫廷。自1822年起庋藏于威尼斯马尔西亚那国家图书馆（Biblioteca Nazionale Marciana）。此图是继《1375年加泰罗尼亚地图集》后，世界地图史上的另一杰作，也是第一幅标出日本位置的欧洲地图。按照欧洲中世纪世界地图的制作传统，该图呈圆形，直径196厘米。当时的地图一般将欧洲绘于上方、非洲绘于下方，而此图却相反，欧洲在下方，非洲在上方，显示其以欧洲为基点绘成。此图绘制详细至极，而且附有大段注记，充分反映了十五世纪中叶欧洲的东方地理知识，包含了当时关于非洲及亚洲的最新信息。非洲的情况来自葡萄牙人开发非洲海岸的航行资料；亚洲部分，尤其是在于中国的信息，主要取材于托勒密的《地理学》与《游记》。其他新资料主要来源于尼古罗·达·孔蒂（Nicolo da Conti）的游记和阿拉伯的资料。

此图所绘的“刺桐港”比《1375年加泰罗尼亚地图集》的粗线条丰富细腻了许多，可见许多港湾，水面中央图例是“优良的刺桐港（magnifico porto de zaiton）”，泉州地区被标为“刺桐王国（Reyno de caiton）”，简称“刺桐（caiton）”。刺桐城的图例是“civitas caiton”，另外，还有一段注记：

在此刺桐港（porto de zaiton），大汗有许多为他服务的船只。印度、其他地方和岛屿的许多船只携带各种货物，如香料、珍宝和黄金来此。大汗收入巨大。

不难看出，其内容与《游记》中的相关文字几乎相同。

（三）《1474年托斯卡尼里图》

此图与葡萄牙人的航海事业有关，{13}其作者托斯卡尼里是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博学多思的天文家、地理家和官方星卜家。他毅然冲破传统神学的禁锢，再次提出了希腊时代的“地图说”，令整个佛罗伦萨为之哗然。他酷爱《游记》，通过阅览、比较其他游记，坚信与远东之间从西向东的陆地距离是180°，而托斯卡尼里将其提高到230°，这样从西向东的海上距离是130°，{13}因而从大西洋向西航行至远东的距离更近。值得注意的是，哥伦布与他有书信往来，{14}二人相信地球是圆的，但也有一些小分歧：哥伦布坚持认为，欧洲与远东之间从西向东的陆地距离是258°，从加那利亚群岛、亚速尔群岛或佛得角穿越大西洋前往远东的距离更近。哥伦布正是带着这个设想与信念，开始其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发现航行。

在《1474年托斯卡尼里图》上，可见大洋彼岸只有两个国家——契丹和日本。契丹内3个具体地名是“汉八里”、“行在”和“刺桐”。由于《游记》内对“刺桐”的描写，哥伦布寻找契丹的直接目的地可能就是“刺桐”。换言之，哥伦布寻找契丹就是寻找“刺桐”。

四、结语

自《游记》1477年首刊以来，关于此书是否系伪书的辩论不绝于世，虽说不可忽视必要的学术探讨，但此游记无论是亲身经历或道听途说，并不影响其在历史进程中产生的文化启迪及推进作用。马可波罗无愧为欧洲地理大发现的先驱，他的东方游历本身并非惊天动地，但其社会效应却远远超出一本游记，竟然导致了一场人类的环球周游。伟大的航海家哥伦布受其影响开辟了美洲航路，人类的命运、历史的进程为之一变。在华夏文明火炬的召唤下，欧洲怀着对异乡神秘及惊人财富的追求走出了中世纪的黑暗，步入了现代世界的门槛。达伽马的航行可能未产生如哥伦布般的直接影响，但至少从1474年起，他已知道此种可能性。葡萄牙人开辟的好望角航道虽未发现“新世界”，但从海上连接起东西方，开辟了新的商业网络。（15）较之传统的丝绸之路更快捷、安全，从而使得许多东方产品如丝绸、瓷器及香料等不再是富贵者的专利奢侈品。这些产品的大众化，既刺激了洲际贸易，又促进了文化交流。可以说，十五、六世纪的欧洲海外地理大发现初期的主要目的，正是为了揭开契丹及“东方第一大港”刺桐的神秘面纱。

（作者：葡萄牙中国学院澳门研究中心研究员）

（原载《澳门研究》2012年第3期，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编）

本文选自泉州历史文化中心内部刊物《泉南文化》2019年6月（总第11期）

注释：

　　①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Unabridged/Noah Webster.-Springfield(Mass）：G.J.C.Merriam Company,p.2017;Dictionaire Alphab?tique · Analogique de la Iangue francaise par Paul Robert,Paris,1976,p.1607.

②若昂·克罗米那斯：《西班牙及拉丁美洲西班牙语词源评解字典》，马德里，1984年，第1卷，第32页。

③《泉州港与古代海外交通》，泉州港与古代海外交通编写组，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61页。

④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18页。

⑤同上，第221页，缎子销往西洋各国的情况可见第221-223页的列表。

⑥《马可波罗游记》，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第192-193页。

⑦费瑯编，耿昇、穆根来译：《阿拉伯波斯突破厥人东方文献转注》上卷，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87页。

⑧费瑯编，耿昇、穆根来译：《阿拉伯波斯突破厥人东方文献缉注》上卷，第346页。

⑨马可波罗返回欧洲的路线应是从亚丁湾入红海，然后回威尼斯，而且他也不会带着出嫁的公主去“邀游”东非，他笔下的“男子岛和女子岛”早在阿拉伯文学中已有，关于这个问题，见金国平、吴志良：《过十字门》，澳门：澳门成人教育学会，2004年，第338-344页。

⑩埃社瓦多·布拉藏（Eduardo Braz?o)：《找寻契丹》，澳门：澳门文化学会，1988年，第11页。

（11）EI libro de Marco Polo:anotado por Cristibal Cal?n EI libro de Marco Polo,versi?n de Rodrigo de Santaella/introd.Juan GIL，Madrid,Allianza,1987,pp.128-129.

（12）在中世纪，特别是在元蒙时代，“契丹”是从中亚直到西欧对中国的通称，其主要原因是经过辽金两代的民族融合，“契丹”已成为华北主要各族（汉人、契丹、女真、渤海等）的通称，中亚各国将“契丹”等同于“中国”，欧洲人亦受其影响。

（13）G Uzielli,Calloquio avvenato in Firenze nel Luglio 1459 fra gli Ambasciatori del Portogalla e Paolo del Pozzo Toscamelli,Roma,presso La Societ? ltaliana,1898 p.19;T.O.Marcondes de Souza,Toscamelli e a circunavegac?a da ?frica pelos portugueses,s?o Paulo,1959,Sep.da Rev.de HIST?RIA,37.PP.141-148;Ant?n?o Domingues de Sousa Costa.Cristov?o Colombo e o C?nego de Lisboa Fermando Martins de Reriz,destinatirio da carta de Paulo Tosamelli sobre os descobrimentos maritimos,Roma,Antonianum,65(1990),pp.187-276.

（14）里斯本至“行在”，参见La cartay el mapa de Toscamelli sobre la ruta de las Indias por el Oeste enviados en 1474 al portugu?s Feman Martins y traslados m?s tarde ? Crist?bal Col?n:estudio critico sobre la autenticidad y valor deestos documentos……/por Enrique Vignaud……，trad.y amot.por Juan B.Ense?at,Madrid,Biblioteca de La Irradiaci?n,p.181.

（15）Idem,pp.245-247。关于问题的专著有：La correpondance du savant florentin Paolo dal Pozzo Toscamelli arec Sebastino Crn?,Scoperta della carta orginale di Paolo dal Pozzo Toscanelli:che servi di gwida a Cristofono Colombo per il viaggio verso il muovo mondo,Firenze 1st.Geografico Millitare,1941,Sep.“L’UNIVERSO”，22；La carta penduta:Paolo dal Pozzo Toscanelli e la cartografia delle grandi scoperte,contribati di Francesco.Ammannati ［et al］，Firenze,Alimari,1992.

（16）何芳川：《澳门与葡萄牙大商帆——葡萄牙与近代早期太平洋贸易网的形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