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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皇后” 湮没在恰帕斯丛林中的玛雅第一夫人
“红皇后”
湮没在恰帕斯丛林中的玛雅第一夫人
文 图 / 王安琦
玛雅第一夫人——“红皇后”
在墨 西 哥 恰 帕 斯 州（Chiapas） 北部，矗立着一座逾时千年的玛雅古城——帕伦克（Palenque），庙堂林立，碑石成群，丰富的图画与铭文记录了玛雅文明最辉煌的时刻，它们所陪伴的，是沉睡在宏伟建筑之下的帝王和他们的亲眷。在诸多显贵之中，有位被称作“红皇后”的丽人，她生于玛雅古典期晚期，死后被葬在帕伦克的 13 号神庙中，周身覆涂血红的朱砂，这种带有鲜艳生命力的色彩使她看起来既庄重又美丽，仿佛从死亡之地回到了世间。墓中的物品奢华繁美，规格仅次于邻侧的巴加尔大帝（K'inich Janaab'Paka），但其中却没有留下任何记述她生前荣光的文字。她究竟是谁？为何会葬在此处？她的故事如同青纱之后的背影，只能窥得其踪而不能知其全貌，但考古学家却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逐渐揭开了层层迷眼的纱雾，向我们展现了这位玛雅第一夫人生前身后的图景。
俯瞰帕伦克遗址
文明长夜后的破晓
现今我们所看到的帕伦克，是她沉寂了千年之后的模样，故人已去，能诉说过往的只有高大的神庙和刻有象形文字的石柱与雕塑。历史上她曾辉煌过，却又像每一个繁荣过的城市那样难逃成为废土的命运。18 世纪中晚期，帕伦克迎来了沉寂后的首批造访者们，其中包括安东尼奥·德尔·里奥（Antonio del Rio）。1786年 5 月，这位西班牙将领和他的随从们来到此地，茂密的灌木并没有阻挡这位好奇的探险者，他令人焚烧植被，使得废墟重现天日。在今天看来，他的挖掘行为既鲁莽又缺乏科学性，但当时的记录与报告却重新将失落的世界铺展在人们眼前，随后，探访者们接踵而至，无一不为这伟大的文明而折服。
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发现于 20 世纪中叶的哈纳布·巴加尔陵墓。巴加尔大帝是玛雅历史上一位赫赫有名的帝王，亦称巴加尔二世，帕伦克在他的统治下走上了巅峰，我们今日所见到的大多数恢宏的帕伦克建筑都是在他的时代建造的，这位君主的石棺被安置在一座名为“铭文神庙”（Temple of the Inscriptions）的金字塔中。依偎在这座著名建筑旁边的是一座编号 13的神庙，起初人们并没有给予这座已部分倒塌的神庙太多关注，直到 1889 年它才第一次被阿尔弗雷德·莫兹利（Alfred P.Maudslay）编号并标注在他绘制的地形图上。1994 年，当考古学家阿尔诺德·冈萨雷斯·克鲁兹（ArnoldoGonzález Cruz）带领的考古队开始探查并清理这座神庙时，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这座神庙中，亦安息着一位地位很高的贵族，她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红皇后”。
丛林中的帕伦克宫殿（绘制于 19 世纪）
巴加尔二世的头像石雕
巴加尔二世的玉石面具
偶遇伊人
1973 年，豪尔赫·阿科斯塔（Jorge Acosta）在完成铭文神庙西北角的清理工作之后，继续调查了 13 号神庙的基座，在他之前已经有几位考古学家对这里进行了清理。阿尔诺德一行人循着前人的足迹继续对 13 号神庙进行发掘，不久他们就在基座的二级阶梯上发现了一扇被封死的门。清理封门的砖石着实费了一番功夫，但之后的发现却使得这些工作十分值当——石块之后，是全帕伦克保存最完好的壁画走廊以及 3 间石室，只有中间的石室有使用的痕迹，其入口用石板密封并涂抹灰泥。石室之后会是什么呢？里面的情况是否也会像这些壁画一样保存完好呢？好奇心驱使人类进步，同样也驱使考古学家探索，他们决定在墙上做一个开口。
依偎在一起的铭文神庙（左）与 13 号神庙
考虑到石室也许会被用作墓室，为了不破坏可能存在的装饰，切开的位置最后被选在了石室的北墙，当光亮从那个小小的开口照进去时，人们意识到，这座墓葬的规格仅次于巴加尔大帝的安息之所。
13 号神庙内部
“红皇后”的豪华石棺
珠光宝气的“红皇后”
在寻找外部入口无果后，考古学家们继续从石室的北壁入手打开了墓室。墓室长 3.8 米，宽 2.5 米，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地面上的一些陶器碎片，墓内空间几乎被正中的石棺所填满。石棺用整块石料雕成，并用朱砂涂成了红色，上以一块石板为盖，在其中央放置着一个香炉以及一枚骨质纺轮，石棺东、西侧的地面上各有一名殉人。在清理完墓室地面后，考古学家们又紧锣密鼓地开始清理石棺，开启棺盖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移动这块长 2.4 米、宽 1.18 米、厚 0.1 米的石板耗费了不少时间。墓主确实地位非凡，棺内充满珠宝与贝壳，他（她）可能曾戴着孔雀石制成的面具，身体各处散落的一些宝石说明下葬时他（她）可能还佩戴有项链、耳饰和腕饰，此外他（她）全身的骨骼上都覆盖着一层鲜红的朱砂，即使千年之后依然散发着一股神秘的气息。
“红皇后”的孔雀石面具
重重迷影之下的身份
墓主究竟是何人？他（她）与巴加尔大帝之间存在着什么联系？墓室中没有任何能表明墓主人具体身份的文字或者随葬品，这不禁有些令人失望，但线索并没有终止，也许人们能从别的地方获得一些有用的信息。当生物考古学家加入研究时，我们距离谜底就更近了一些。生物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主要以考古遗址中出土的生 物 遗 存 为研 究 对 象， 通常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生物考古学研究人类遗骸，通过各种生物科技手段获取人类骨骼上留下的病理、遗传信息等，并结合考古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大多数玛雅城市都埋没于热带雨林之中，潮湿的环境和酸性的土壤是骨骼保护的大敌，早期“探险者”们的盗掘亦对遗骸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此外，玛雅人的葬俗是将死者埋葬于居住址之下，使得人骨材料既分散又难以提取。这些都对研究造成了阻碍，但并不影响生物考古学对玛雅文明的研究做出越来越多的贡献。
维拉·蒂斯勒（Vera Tiesler）和她的团队接过了接力棒，开始对墓主人和两名殉葬者进行分析。墓主是一位女性，她曾多次生育，身高大约在 1.54 米，略高于史前玛雅女子的平均身高（1.5 米），其骨骼上附着有红色朱砂，“红皇后”这个称呼便是由此而来。事实上，涂抹朱砂是一种广泛存在于玛雅贵族中的葬俗，朱砂是在葬礼中被涂抹在死者身上的，肉身腐烂后朱砂就渐渐转移到了骨骼上，玛雅人认为涂抹朱砂会使得死者看起来像活着一样，将水与朱砂混合后像鲜血，与玛雅人的重生信仰有着一种隐秘的联系。根据颅骨骨缝的情况来看，她死亡时大约 50—60 岁，牙齿磨耗较轻，说明她的饮食精细，早发且严重的骨质疏松也暗示了她的高蛋白饮食结构，这些都能影射出她是一位养尊处优的贵族。由于 13 号神庙紧邻铭文神庙，两座墓葬又有着较多相似之处，许多学者都认为“红皇后”与巴加尔二世之间必然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一些样本被送去做14 C 测年与基因检测。被送去测年的是“红皇后”和两名殉葬者的骨骸，测年结果为公元 620—680 年——这个结果是根据两位殉葬者的样本得出的——处于巴加尔二世的统治时间内，“红皇后”的测年结果由于出现了较大的误差而被弃用（可能是葬礼中一些防腐措施对骨骼造成了影响）。为确认“红皇后”与巴加尔二世是否有血缘关系，一些骨骼样本被送去加拿大的湖首大学（LakeheadUniversity）进行基因检测，而结果显示二者既不是母子，也不是兄妹。
墓主与巴加尔大帝应生活在同一时期，地位崇高却又和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一个极有可能是“红皇后”的人物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野——查克布·阿浩（Ix Tz'akb'u Ajaw）。
“红皇后”面部复原画像
碑刻上的查克布·阿浩形象
揭开“红皇后”的神秘面纱
查克布·阿浩，一位名副其实的“红皇后”，她与巴加尔二世的关系是亲昵的，安眠于此合情合理。这位第一夫人于公元 626 年成为了巴加尔二世的妻子，彼时她还是一位少女，也许来自其他城邦，出于一种政治目的而嫁到此地，在后来的人生中与她的丈夫一同俯视着广袤的领土，祭祀祖先。她生下了三个孩子，其中巴鲁姆二世（K’inich K’an B’alam II）和奇塔姆二世（K’inich K’an Joy Chitam II）继承了王位，她在度过了较长的后半生之后，于公元672 年去世。骨骼上的病理现象指示了她可能的死因，骨质疏松症及其并发症也许是一个重要因素，牙槽以及下颌骨吸收的迹象表明她生前患有严重的牙周脓肿，这一定令她时刻遭受着牙痛的苦恼，俗话虽说“牙疼不是病”，其实不然，牙齿炎症如不及时治疗则会累及下颌骨，同时病菌也会随着血液传播造成其他部位的感染，这种扩散开来的感染对当时的患者来说就是一场噩梦，所以这亦可能导致了“红皇后”的死亡。
在调查工作前期，维拉和她的团队曾根据“红皇后”的颅骨形态对她的面部进行了分析，她和许多玛雅人一样，小时候被人为地改变了颅骨形状，这就给面部重塑带来了一些困难，因为骨骼形状的改变也会对肌肉造成影响，她的额头扁平且向后倾，下巴高而突出，鼻子挺直，最终考古学家结合恰帕斯现代拉坎墩人（Lacandon）的外貌绘制了“红皇后”复原画像，并与帕伦克碑刻上的查克布·阿浩形象进行了对比，发现了许多相似之处。维拉亦邀请了著名的法医艺术家卡伦·泰勒（Karen T.Taylor）为“红皇后”进行整体的面部重塑，她们请人扫描并用树脂复制了“红皇后”的颅骨，经过严密的测量与计算后制作了面部复原像，世人终于见到了这位丽人的“庐山真面目”。
卡伦·泰勒与“红皇后”复原头像
在玛雅考古学界，多数人都认可维拉的观点，即“红皇后”就是查克布·阿浩，生物考古学证据在其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若要得到一个完全确定的答案，则需要查克布·阿浩的血亲们为她“作证”。我们期待他们被发现，同时也期待生物考古学的研究结果能为这桩悬案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自玛雅文明的遗珠被发现起，关于这个伟大文明的讨论就从未停止过，她因谜团而充满魅力，丰富的建筑与铭文材料令考古学家们心驰神往。早期对于玛雅人骨研究的关注热度似乎并不如建筑和铭文，在这片雨林中，不知还沉睡着多少位“红皇后”，她们留下的谜团等待我们去推理、去解答，考古学分析的过程就像是推理的过程，拥有的方法越多，证据越详细，就能更接近真相，而生物考古学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新的解题思路，相信在未来，生物考古学的方法能够帮助考古学家们解开一个又一个的“红皇后”之谜。
（本文刊登于《大众考古》2018年03月刊，作者为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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