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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唐竺古道上的美丽谷地

2017-1-5 14:45| 发布者: IICC| 查看: 2079| 评论: 0|作者: 李渤生|来自: 中华遗产

摘要: 在中外交通史上,有这样一处外表朴素、蕴涵丰富的地点,它承载着松赞干布堂皇迎亲的风光,也见证了乾隆皇帝十全武功的威武。在唐蕃古道的尽头,一条不为人知的蕃竺古道默默蜿蜒在中尼之间,而吉隆,也在古道的风霜里沉默了千年。吉隆沟景色美丽,令人神往,照片中远处即为希夏邦马峰。或许因为我去西藏多了,朋友们经常要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你认为西藏哪 ...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 2008年第09期 作者: 李渤生 
在中外交通史上,有这样一处外表朴素、蕴涵丰富的地点,它承载着松赞干布堂皇迎亲的风光,也见证了乾隆皇帝十全武功的威武。在唐蕃古道的尽头,一条不为人知的蕃竺古道默默蜿蜒在中尼之间,而吉隆,也在古道的风霜里沉默了千年。

吉隆沟景色美丽,令人神往,照片中远处即为希夏邦马峰。

或许因为我去西藏多了,朋友们经常要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你认为西藏哪里最美?”每每遇此,我都会很随意地答道:“到吉隆去看看吧!”其实我决非对布达拉宫、珠穆朗玛峰和雅鲁藏布大峡谷等西藏诸多世界级景观产生审美疲劳,但不知为什么,我心仪的却是那深藏在喜玛拉雅深处、远离人间的喧嚣、淡忘了历史辉煌的一条默默无闻的谷地——吉隆。

莲花生说:这是一个舒适、快乐的村庄

提到西藏,人们自然会想到藏传佛教。发源于印度的佛教是怎么翻山越岭,到西藏落地开花的呢?在藏文文献《金刚座教授记经》里,记载了这样一段对话:

阿难问佛陀释迦牟尼:“世尊涅后,犹如黑暗,大悲如何生?”

佛陀授记:“当我涅后,时至八百年,邬仗那西北部,达那俱咤湖,莲花花心中,出生圣童子。”

也许是为了应验这一预言,8世纪的时候,藏传佛教的创建者莲花生大师诞生了。莲花生一生有许多传奇和游历故事,传说与松赞干布、赤祖德赞并称吐蕃“三大法王”的赤松德赞仰慕他的学识和风度,曾经“三顾茅庐”,多次到尼泊尔邀请他进藏传授佛法。莲花生被他的真诚所感动,决定应邀进入雪域荒地,救度有缘众生。在从尼泊尔到拉萨的路途上,莲花生一行经过一处谷地,只见这里山清水秀、美不胜收,他非常喜欢,命名之曰:吉隆(藏语之意为舒适、快乐的村庄)。

现在地图上的吉隆谷地被标注在喜马拉雅山脉中段,它位于西藏日喀则地区的西南部,地理坐标范围为东经84°20′-〜86°9′,北纬28°16′〜29°18′,辖属吉隆县。吉隆县南部和西南部与尼泊尔接壤,西、北、东部分别与萨嘎、昂仁和聂拉木三县交界,全县总面积9009平方公里,边境线长162公里。县府宗嘎距日喀则市490公里,海拔4200米。西藏民主改革之前该地分属吉隆东宗西宗(南)与宗嘎上宗下宗(北)管辖。民改后,四宗并为一县以吉隆为名。因吉隆县府设在宗嘎,故人们习惯称宗嘎为吉隆。为区分二者,宗嘎镇被称为大吉隆,原来的吉隆镇则被称为小吉隆村。

吉隆沟的佛寺是楼阁式的建筑,在高海拔的吉隆北部,这荒凉的风景让人心动。

其实,吉隆的历史比其得名更为久远,早在1300多年以前它即以“茫域”见诸于史书。据藏文史料《智者喜宴》载,松赞干布在7世纪初相继征服了藏北、藏西、西康以及青海各藏、羌部落,建立起统一的吐蕃王朝。随后,他派大臣吞米桑布扎为“迎婚使”,携大量金币、金粉、璎珞等作为聘礼,前去尼婆罗(尼泊尔)请婚。尼婆罗王觉得吐蕃之地荒凉,又不信仰佛教,不愿意把公主嫁过去。松赞干布大怒,扬言“如不许以公主,则发五万化身军队,令其摧毁尼婆罗。”尼婆罗王无奈,只好将赤尊公主下嫁吐蕃。据藏史记载,松赞干布派人至“芒域”接赤尊公主入藏。而吉隆便是吐蕃迎请赤尊公主入藏的途经之地。传说为了迎接赤尊公主的到来,吉隆群众举办了三天三夜的歌舞表演。在庆祝活动中,吉隆妇女配合着音乐的节拍,将右手腕戴的尼泊尔手镯与左手腕戴的象牙手镯相互碰撞,这种独特的手镯舞表演尤其得到了赤尊公主的青睐。

从那之后,吉隆这一镶嵌在喜马拉雅山脉里的谷地,便成了吐蕃与尼泊尔及南亚诸国间交流的最主要通道。而在松赞干布从唐朝迎娶了文成公主之后,唐蕃古道与蕃尼古道以及尼泊尔通往天竺(印度)的尼竺古道更连为一体,成为古代中国至南亚的一条国际大通道——唐竺古道。这条古道同古丝绸之路一样,曾在中国与其他地区文明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上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不仅这条古道已渺无踪迹,其创造的东亚与南亚文化交流的辉煌历史亦鲜为人知了。

前几年,我因参加“珠峰自然保护区中期评估”的国际项目,前往吉隆考察,为吉隆谷地奇丽壮美的自然风光与古老深邃的文化底蕴而强烈震憾了。

从拉萨到尼泊尔的中尼友谊公路,前段基本是沿着蕃尼古道修建的。我们从拉萨出发,南行过雅鲁藏布江,翻甘巴拉山口,绕过羊卓雍湖,越卡惹拉,经江孜抵日喀则;然后西行至拉孜,翻越错拉,抵定日(协噶尔)再行经老定日。汽车在宽坦的公路上飞驰,许多路段都铺就了柏油路面,途经的江孜、日喀则、拉孜等城市现代房舍沿道排列,一路上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丝古道的感觉。中尼友谊公路在60道班之后便离开了蕃尼古道向南延伸,翻越聂汝雄拉山口后经聂拉木与樟木至尼泊尔的首都—加德满都。我们的车继续沿蕃尼古道西行,眼前一座高大的雪峰从朋曲河谷尽头缓缓升起,其浑圆的雪顶上矗立着两个尖尖的山峰,直戳苍天,这就是世界上第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极高峰—希夏邦马峰。它虽在8000米以上高峰中位居最后一名,但却是它们当中唯一全部山体均在中国境内者。汽车进入希夏邦马峰北坡的朋曲河上游宽谷,沿着无数条狼籍的车辙向西方广袤的草原驶去,这正是蕃尼古道通往吉隆的路段。此时我似乎觉得我们驶入了时间隧道,距离喧嚣的现代社会渐行渐远。不久,辽阔的草原上涌来一波波雪白的羊群和乌黑的牦牛群,而几只棕脊白肚的藏野驴气宇轩昂地漫步在畜群中,俨然是这里的主人。汽车爬过一座矮小的分水岭,一池湛蓝的湖水顿时映入眼帘,这就是著名的藏南谷地内陆湖—佩枯错,古籍中称之为纳错海。清朝驻藏大臣松筠巡边到此时,曾用“碱淖清如碧,一望琉璃明。呼吸天地率,无涸亦无盈”的诗句赞叹此湖的清澈俊美。

在西藏人民的心目中,赤尊公主与文成公主都是让人景仰的偶像,在艺术作品里她们俩经常一起出现(摄影/张超音)。

图为吉隆谷地北部的景色。

在佩枯错湖的南侧,一列雪山从希夏邦马峰逶迤而来,高山雪岭之间一道道银白色的冰川一直延伸至湖盆南缘。在该湖翠绿的草滩上,隐约可见一顶黑色的帐房,草地无风,一缕青烟直直树起,淡入蓝天。这时远方传来一阵阵牧羊姑娘清脆高昂的歌声。这一切仿佛使我回返到千年之前:骑着骏马,赶着牦牛,同古人一道,南下天竺。

逃亡路上,王玄策发现了捷径

1990年5月的一天,一支进行文物普查的队伍改变了吉隆默默无闻的命运。当时年轻的考古队员——霍巍,如今已经是学界知名的考古专家。回忆起那时候的情景,他仍然十分激动。

考古队在吉隆进行野外调查的时候,有一天,宗嘎乡乡长罗桑闷闷不乐地提到,现在县城要修的水渠可能会炸掉一块“神石”。“他想请我们这些城里来的有学问、有分量的人和县里说一下,不要破坏这块‘神石’,因为那是乡里人很崇拜的石头,长久以来都被老人们供祭着酥油和‘风马旗’。”罗桑还特别强调说,“这块‘神石’很不一般,上面还刻着汉字呢。”

职业的敏感告诉霍巍:这是一条很重要的考古线索。第二天,一行人在罗桑的引导下来到了“神石”面前。洗净了上面的酥油之后,所有人都被自己看到的文字震惊了。按照当时的估计,石头上的文字很可能是清朝驻军留下的,而眼前的事实将大家的预期又往前推移了1000多年:大唐显庆三年(658)六月的“大唐天竺使出铭”!这甚至比举世闻名的“唐蕃会盟碑”还要早165年。

的确,这块碑铭的发现,不仅将史书中记载的唐竺古道穿越喜马拉雅山谷的准确位置标明,而且还揭开了1300年前中国与南亚诸国交往的一段尘封历史。

中印交流路线图。制图/陈云

唐朝初年,玄奘法师隐迹私行,经古丝绸之路于阗道赴天竺取经。他游学十余年,饱读经文,名播五天竺。后携600余卷经书沿龟兹道归国。大唐举国震动,唐王不仅免其私行之罪,还请其于宏福寺译经。玄奘因此成为汉传佛教的一代宗师。

但是如从唐朝与南亚诸国官方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交往而论,“神石”的题铭者王玄策的贡献却不在玄奘之下,他曾先后4次奉敕旨出使天竺。首次出使于643年,王作为副使,送古天竺摩伽驼国朝贡使节返国,走的是古丝路龟兹道。由于路途遥远,往返竟花费4年,在历尽辛苦返回长安之后,唐太宗又命他为正使,于647年率30余人再赴天竺。据道宣《续高僧传·玄奘传》卷4记载:“使既西返,又敕王玄策等二十余人,随往大夏,……并就菩提寺僧召石蜜(蔗糖)匠,乃遣匠二人,僧八人,俱到东夏(唐)。寻敕往越州(绍兴),就甘蔗造之,皆得成就。”为了得到制造蔗糖的方法,王玄策又一次出使印度。

就是在这次出使中,发生了中印历史上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王玄策到达的时间十分不巧,正赶上印度内乱。据季羡林先生所译梵文《龙喜记》记载:“贞观二十二年(648),帝遣王玄策赍金丹册,率三十骑往印度,尔时哈罗沙王卒,地方纷乱。由于哈罗沙王无太子,大臣名阿祖那者继位,恼害内政,并击中国使者,夺取财物,杀其随从。王玄策仅余少数随从,夜间逃出,奔于西藏所属尼婆罗国,求松赞援助。”唐蕃之间坚固的友谊在这关键时刻发挥了巨大作用,“西藏赞普派遣西藏甲兵一千二百,及尼婆罗骑兵七千,讨伐印度,偕金丹册官王玄策同至赫罗赫达,仅三日间,未劳用兵,即占领其京城,割印度兵首级三千,有一千余投于附近之河中。时阿祖那王逃脱,复招新兵来战,最后为藏军所败,及其亲属皆被俘,献于中国皇帝。”对于西藏赞普的仗义援手,唐太宗非常喜欢,甚至在他去世的时候还念念不忘这一笔恩情,“复于昭陵前,造西藏赞普石像,记其功绩。”并“刻石像阿罗那顺之形,列于玄阙之下。”一段唐蕃间的美好故事就这样被历史记载了下来。

遗憾的是现在去昭陵前面找寻,我们看到的石像虽然有很多,但都已被风霜侵蚀,分不出样貌了。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事件中的王玄策。在他被印度乱兵追杀、逃抵吐蕃西境的时候,偶然发现了由天竺经吉隆通往大唐的捷径。所以在事件结束返回长安的时候,这条近便的蕃竺——唐蕃古道就成为他的首选。而在他的带领下,押解印度俘虏阿罗那顺的队伍,携带着天竺制糖工匠及天竺诸国贡品经吉隆返唐,其返回行程仅花数月。由此可见,唐竺古道被辟为中印官方往来的通道,应该始于648年的这一次返程。而正式为官方使用,则是在王玄策第3次奉敕旨赴天竺,也就是“大唐天竺使出铭”上所记载的那次出使天竺之事。从此以后,这条便捷的唐竺古道便成了中国与南亚诸国官方与民间往来的主要通道。

其实对唐竺古道的开通起了关键作用的还是文成公主。在文成公主入藏前,松赞干布为迎娶尼泊尔赤尊公主布丽库蒂,特将经吉隆谷地穿越喜马拉雅的传统民间通道进行了扩修以通车马。文成公主入藏后,传统的唐蕃古道、蕃尼古道与尼竺古道自然连为一体,形成了自长安至西藏、尼泊尔南抵印度最便捷的“唐竺古道”。据义净撰写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玄照传》记载了文成公主送玄照法师“杖锡西迈,到吐蕃”,赴天竺习经,以及多年后玄照法师归国在吐蕃重见文成公主的事实。玄照归来的时候,“巡涉西蕃而至东夏(唐),以九月而至部,正月便到洛阳。”其整个行程仅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这与公元399年,高僧法显从长安取道丝绸之路去天竺所用6年时间相比,真可谓便捷至极了。

图为刻着“大唐天竺使出铭”的石壁。为了保护文物,人工水渠从它下方绕道而行,使这块石壁变得好像悬崖。摄影/张超音

图为石壁上的字迹。 摄影/张超音

唐竺古道的开通,对古代中、印两个文明古国以及中国与南亚诸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交流起到极大的作用。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载录,唐代经此路赴天竺的著名高僧就有53人。而经此路赴中国弘扬佛法的高僧亦不胜枚举。其中最著名的当属7世纪,吐蕃赤松德赞礼聘的天竺那烂陀寺的寂护法师以及他推荐的高僧莲花生。藏传佛教前弘期的辉煌,显然与古道有密切的关系。唐竺古道的繁盛一直延续到宋代,当时宋太祖曾派继业等300余名僧人取此道赴天竺习经。

除去佛教文化的传播,唐竺古道对中国与南亚的经济文化交流亦起了重要的作用,只是少为学者所探讨。如前所述,唐太宗特敕王玄策去天竺摩诃菩提寺取制(庶)糖之法,其请到10人(匠2,僧8)经古道来唐。后经试制与改进,制成了超过天竺品质的高质量蔗糖。公元647年来唐的摩伽陀国使者敬献了波罗树(菩提树),尼婆罗国使者献波陵菜(菠菜)和胡芹、浑提葱的种子。而中国的造纸术、火药、印刷术以及荔枝等作物亦经此道传入南亚。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元世祖忽必烈“于中统元年(1260)西召帝师八合思巴,俾为上土塑尔赤凸建黄金浮图于吐蕃,以天竺尼婆罗良工之萃也,发诏征之”。于是八思巴从尼泊尔聘请80名工匠到西藏参加了佛塔的修建,其中一名叫阿尼哥的工匠,仅有17岁,因善于绘画、雕塑和塑造金像,被任命为总监工。1261年佛塔建成后,阿尼哥随八思巴来到元大都(北京)。他为元世祖修好了针灸穴位铜人,大都金工巧匠“叹其天巧,莫不愧服”。后来他被元世祖任命主持山西五台山白塔及北京白塔寺的修建工程。阿尼哥在元朝官至光禄大夫、大司徙,主要掌管建筑、铸造之事。由他亲自担任建筑和铸造的工程计有“塔三、大寺九、祠祀二、道宫一”,他还培养了许多藏汉工匠艺师,其中最有成就的是刘元。刘元向阿尼哥学会了塑造西天梵像的“绝艺”,相传北京的白云观、广济寺、香山寺和东岳庙的一些神像都出于其手。阿尼哥于1306年在中国逝世,被追封为凉国公,葬于北京宛平。

在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所起的重要作用方面,唐竺古道固然远不如古丝绸之路及海上丝绸之路。但这条古道源远绵长,不管中央与西藏政权几经变化,始终是中国与南亚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一条历史积淀深厚的通道。

从历史的遥思里回过神来,我们的汽车绕过浩瀚如海的佩枯错湖南端,缓缓爬上马拉山。海拔5230米的山口处堆就一座一米多高的玛尼堆,其上众多竹、木杆上的风马旗色彩尽褪,旗形已无,只余数缕灰布在寒风中瑟瑟吟唱。下车后我们缓步走上东侧的山包,由此南望,可见雄伟的喜马拉雅雪山在远方分为两支,从谷地东西两侧向北延展而来,形成了一舌形凸起,汇交于马拉山。而山下的吉隆藏布河硬是在两道雪岭之间劈开一道深幽的谷地,奔涌而下,穿越喜马拉雅山脉,注入印度洋。也正是这道河谷,使唐竺古道跨越雪山屏障变为通途。

从山口西望,只见下方矗立着一座寺庙,其片石垒砌的围墙因刷涂成红色格外醒目,我似乎记起乾隆年间松筠在其《西招纪行图诗》中曾这样写道:路径巩塘拉(马拉),上下马傍徨。云峰削不成,沙碛浩茫茫。西旁琼噶寺,南抵宗噶塘(宗嘎)。保寨称坚固,疑谍守有方。……虽然我不能确定现在的马拉山口是否就是诗文作者翻越的山口(古山口在马拉山口之北),但该寺为琼噶寺应确定无疑了。因现今的公路从寺东侧盘山而下,我们便选择走路下至古寺。寺中佛殿已经倒塌仅剩残垣碎瓦,但其周缘的碉楼、濠堑与城垣还保存完好。该寺与西藏其他寺庙最大的不同就是它还是具有重要防御功能的碉垒。从古寺向下望,山谷中有一条时隐时现的路径,想必这就是古老的唐竺古道了。古寺恰恰扼守在该道翻越山口之前的要冲上。我们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寻觅着古道的残径,真真切切地踏着这条承载着千年厚重历史的古道向山下走去。

古道沿一衔有涓涓流水的小溪向南延伸,不久就进入开阔的阿瓦呷英山谷,谷地南侧一座石山迎面而立,山前蜿蜒着鲁玛满久河。我带领大家径直向石山走去,去寻找那块震惊了吉隆县的“神石”。来到石山前,只见一条盘绕于山麓的水渠在一处直立的崖壁前凿岩而过,汉文碑铭就镌刻在水渠上方的崖壁上。崖壁朝向东北,壁高4米,上有崖棚遮盖,在距地表5米处,面阔1.5米的崖面上有一片人工凿出的光洁石面。上面阴刻楷书24行,每行30〜40字,行字之间阴刻有细线方格,每格高4厘米,宽3.5厘米,每字2厘米见方。碑铭正中额题篆刻阳文一行7字:“大唐天竺使出铭”。虽然题铭文字因年代久远,多已看不清楚,但这222个神秘的汉字仍好像222个向导一样,将我们带回到遥远的历史,带我们去解读在吉隆曾经发生过的故事,去体味吉隆曾经风光的记忆。

图为阿尼哥设计建造的五台山塔院寺白塔(摄影/聂鸣)。

北京白塔寺内的阿尼哥塑像(摄影/冯军)。

图为吉隆谷地中部景色(摄影/李渤生)。

贡塘古城,王族后裔的偏安乐土

吉隆曾经的辉煌不仅仅是作为通往天竺的驿站。据文献记载,吉隆曾经有一个传承了23代的小朝廷——贡塘王朝。在大动乱的时代,吐蕃王室分崩瓦解,与阿里的古格王朝一样,吐蕃末代赞普郎达玛的后裔在吉隆也建立起了延续香火的一处城堡。郎达玛死后,吐蕃王朝崩溃,后裔四处逃散,其曾孙赤扎西则巴贝逃到西部,以宗嘎为中心建立了贡塘王朝,其地域西达普兰、北至昂仁,南至蕃尼边界。而其兄吉德尼玛衮则在阿里西部建立了著名的古格王朝。贡塘王朝偏安于一隅,从11〜17世纪独自为政。

11世纪的时候,第6代贡塘王拉觉德在形似巨幅帷帘的西山之脚兴建宫堡,并在其周围砌以围墙及修筑濠沟。到13世纪,忽必烈派兵入藏,结束了西藏400年的割据局面,西藏正式归元朝中央政府管辖,八思巴被封为大元国师,并受命返回西藏建立萨迦王朝,统管西藏事务。此时贡塘王朝由第11代贡塘王朋德衮统治,他通过政治联姻等多种方式与萨迦王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以维持自己对吉隆的统治。1264年,朋德衮前往萨迦与八思巴会晤,得到八思巴的支持,归来后按萨迦法王的要求,将所辖区分为“十三部区”,并开始大规模修建贡塘王城。现存王城的内外城垣、碉楼中央的白宫、王妃殿以及许多神殿与佛塔均为那一时期修建。第14代贡塘王朝时期,继续加固了外城垣,并在城内深挖水井,基本完成了整个王城强大的防御体系的建设。以后的9代贡塘王基本上是在14代王城基础上进行的改建和维修。

我们离开唐代题铭沿公路南行,刚转过一个小山咀,谷地顿然开阔起来。一片片麦田织出满谷的翠绿,金色的油菜花点缀其间,使人宛若进入仙境。南行不到5公里我们便到了海拔4160米的吉隆县城——宗嘎。

吉隆村与吉隆县容易被混淆,其实吉隆县城一般被称为大吉隆。图中是小吉隆村的村民在田野里劳动(摄影/李渤生)。

图为位于大吉隆的贡塘王城遗址。

贡塘王城建在吉隆藏布东岸的高阶地上。该王城北靠马拉山,东南与西南两侧临水,具有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紧贴着笔陡河岸建起的高大城垣,构成一处近于方形的城防体系。现残存有四段城垣,其中东城垣保存较为完好。城垣残高约10米。墙体基础用直径约半米的大卵石砌筑,墙的内部以泥土填实,基础高约1米。在卵石基础上,采用分节筑法逐层夯垒。夯层整齐均匀,每层间隔用大卵石与石板间分,局部还夹夯木板,夯层每节厚约40〜60厘米。墙体厚在2米以上,局部还筑有双层墙,中间留有狭窄的通道。墙体从底到残顶有15层夯层,至今仍十分坚实。东城垣中部建有中央碉楼,长15米、宽10米。其墙相连但凸出于墙体之外,如同内地城墙的马面。中央碉楼有3层,壁内留有椽木洞孔。各层均有射箭孔。在东城垣南端还建有角楼,平面呈日字形,边长10米×10米,残高10米,建筑形式与中心碉楼相似,顶部残存有城垛。

登上角楼北望,整个宗嘎镇尽收眼底。新城建在古城北端的遗址上,整个遗址的中段和南段保存最为完好。从古城残垣布局可以看出,全城分内外两道城垣,外城四方形城垣四角设角楼,中腰又设外凸的中央碉楼。角楼与中央碉楼距离不超过90米。两者间的城垣可得到两端碉楼弓弩等远射兵器的保护。而城门仅设南北两座。全城构成一个坚固严密的防御体系。

内城为贡塘王朝的皇城,建于城中偏北的位置,城垣与外城垣平行。城垣四角各建一座神殿。贡塘王宫位于东城垣中部,内城西北部建有当地最大的寺庙——曲德寺。令人惊叹的是:以皇城为中心向外延展至外城垣的古老民居至今仍保存完好,民居院舍错落有致,干支街巷排列有序。

清晨,我独自步入古城,沿着2米来宽的小巷向皇城走去。巷道侧墙是由许多农户夯筑院墙连接而成的,无数低矮的院门距离不一地嵌砌在院墙中。随着一阵阵门轴吱吱呀呀的响声,一头头牦牛、犏牛和毛驴依序从院门钻出,并沿街巷缓缓向我走来,最后排成一队向北山走去。忽然,前面院门打开,一位藏族老妇将一箕粪灰倒在门外的石圈中。这时我才发现每家门口都砌有一个堆肥的石圈,这种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知延续了几百年。我继续前行,此时眼前各院落上空都腾起一层青灰色的烟雾,整个街巷笼罩在一种古老的气味中。

曲德寺高大的木门虚掩着,我推门而入,门内有一个宽敞的广场,面积大约200余平方米。这显然是举行宗教活动的场所。广场前面应是佛寺的主殿,但殿堂早已坍塌,仅存的后墙,孑然寂立,显得无比苍凉。后墙墙体厚达1米,用夯土筑成,残高12米。墙体上部由绛红色边玛草束装饰的檐墙尤存。在朝阳下,黄褐色的残墙上部仍呈现出边玛檐墙紫红色天鹅绒般的装饰效果。墙下散落着几捆边玛草束。它是由蔷薇科的灌木——金露梅的枝干捆扎浸染而成。我俯身拾起一捆草束。其灌木枝丫粗细均匀,外部用带毛的生牛皮绳紧紧捆扎。现在已很难见到这种精心的制作物。由此可见,当年建筑贡塘王城的施工者着实下了些功夫。从残存的柱础看,主殿有36柱,现边墙仍存22柱,面积不足500平米。残柱均为八面方柱,柱、梁及椽木谁所雕刻的莲瓣、如意云头及卷草都十分精美,残墙满绘壁画,可以清晰地辨识出“三世佛” 、“护法师”、“度母”以及米拉日巴等众多高僧的形象。

从主殿的残垣断壁可以追忆贡塘王朝昔日的辉煌,虽然以实力而论,贡塘王朝实不可与萨迦、帕竹甚至古格等王朝同日而语。但是它毕竟从11世纪延续到17世纪,偏安于一隅达23代、近700年,也正是由于这种相对的稳定,保持了唐竺古道关键地段的长久畅通。后来我回到北京曾再次造访了白塔寺。站在阿尼哥雕像前,我突然有一个猜测:当时他从尼泊尔入藏,可能就持有贡塘王签发的关牒吧。

17世纪,新兴起的崇奉噶玛、噶举派的藏巴汉势力攻破了贡塘王城,破城之后杀戮无数,第23代贡塘王—索朗旺久德郁伤而亡。延续了近700年历史的小朝廷终于结束了自己的戏码,只留下这几处残垣断壁,任由后人评说。

招提壁垒,福康安打了大胜仗

在西藏,有一位游吟诗人般的高僧——米拉日巴。如果你在寺院里见到一副与众不同的画像,画中的老者骨瘦如柴、胸肋根根可数,那么他就是米拉日巴了。1015年,米拉日巴出生在吉隆谷地的杂龙村。米拉日巴的童年非常凄惨,父亲去世后,他的家产都被伯父霸占,米拉日巴和母亲都沦为了伯父的家奴。坚强的母亲要求他学习苯教的咒术,希望有一天可以报仇。

图为米拉日巴佛本生图。人们把米拉日巴当成逍遥自在的快乐佛(摄影/张超音)。

如果米拉日巴真的以复仇为事业,一生钻研咒语的话,西藏佛教史将会少了一道浪漫色彩。然而长大后的他放下了仇恨,弃苯信佛,跟随玛尔巴大师研习密宗,师徒二人共同创立了藏传佛教中的达波噶举派。米拉日巴最为特殊的天赋就是有一付好嗓子。他喜欢在天地间放声歌唱,更常常将佛教道理编到民歌里,边走边唱。他的“道歌”充满了对下层农牧民的同情,从山地到乡镇,越来越多的人跟随着他的歌声将自己的心奉献给了佛祖。特别是在家乡吉隆,更处处留下了他的踪迹。现在的杂龙村内还保存有米拉日巴出生时的四柱八梁房,以及他家的“沃马珠松”三角田,在村东的山坡上还有米拉日巴双亲的墓地。

图为他修行的查嘎尔达索寺(摄影/张超音)。

福康安曾经驻扎在吉隆的曲德寺里。据说军队与僧侣相处愉快,下图为现在寺庙里保存的清朝驻藏官员送给寺庙的牌匾(摄影/李渤生)。

离开沃马南行,谷地又骤然紧缩为深幽的峡谷。只见一条之字形的小路贴在笔陡的坡面上,不少信徒提着贡品正在向山顶攀爬。这就是米拉日巴修行顿悟之处——查嘎尔达索寺。这里每年都有众多来自当地和尼泊尔的僧众、信徒前来朝拜。而令我感兴趣的是它奇妙的选址。其下方是已经溃堤疏干的堰塞湖隆达,而寺庙恰建在森林与高山灌丛交界的森林线附近。这里栖息着各种大型食草动物如岩羊、盘羊、林麝以及多种鸟类,它们常常到寺中造访,显然把这里当成了修行的乐土。

从查嘎尔达索寺开始,整个吉隆谷地一扫荒凉萧瑟景观,山坡为郁密的森林所覆盖,而峻陡的山崖挟持着翻滚咆哮的江水使宁静的山谷沸腾起来。不久,一座陡立的岩壁矗立在面前,公路在此凿岩而过,这是吉隆公路最著名的老虎咀路段。古代的修路者在此遇绝壁后,便遇水搭桥从对岸择路南下,在吉隆藏布上设的桥竟有7处之多。

为寻古道,我们在此下车,然后沿小路下到笔陡的江边,拔开荒草沿路而上,在近山梁处,矗立着三座残破的石砌方形碉垒,每座碉垒的台基都有100~200平方米。台基四面还残存着高1米、宽1.5米的石垒护墙,边角还建有隐蔽洞。碉垒至西边山崖脚下筑有一道宽1米,高1〜1.2米的掩体,残长35米。我们越过山梁,在南侧又发现一群类似的石砌碉垒与堑濠,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座固若金汤的完整防御体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西藏边防卡隘——擦木卡。1792年清政府反击廓尔喀入侵西藏的第一战即在此展开。

提到这场战役,还要从乾隆皇帝的70岁大寿说起。

处于蕃竺交流要道上的吉隆,受到了各方元素的影响。图为具有尼泊尔风格的帕巴寺(摄影/张超音)。

图为帕巴寺前供奉的颜色鲜艳、特色鲜明的尼泊尔佛像(摄影/张超音)。

1781年,六世班禅赴京为乾隆祝寿。也许是旅途劳顿,班禅在北京出了很严重的水痘,不久就圆寂了。班禅去世后,涉藏事务就移交给了班禅胞兄兼财务主管仲巴呼图克图,包括保管清廷的众多馈赠以及沿途百姓的供养。仲巴为人刻薄,在工作中做了很多中饱私囊的事情。六世班禅还有个活佛弟弟,叫玛尔巴,他非常看不惯仲巴的这些行为,一怒之下投奔了廓尔喀(尼泊尔),并唆使其攻打西藏。此时的廓尔喀部刚刚完成尼泊尔的统一大业,建立了沙阿王朝,并处在雄心勃勃向四处扩张的时期。在玛尔巴的唆使下,廓尔喀以西藏商税增额与食盐搀土为由,于1788年与1791年两次入侵西藏。廓兵长驱直入,占吉隆、掠宗噶曲德寺和抡萨迦寺、攻日喀则、扫荡扎什伦布寺、逼近拉萨,眼看西藏就要被廓尔喀吞并。消息传到北京,乾隆皇帝大怒,任命大将军福康安、参赞大臣海兰察(鄂温克族)率六路大军经青海入藏进讨,更从黑龙江与内蒙古呼伦贝尔急调1000名索伦(鄂温克)与达斡尔精兵赴藏参战。那是1791年年底,青海天寒地冻、缺草少水。福康安与海兰察冒着风雪,踏着唐竺古道,率大军进藏。与此同时,四川总督大学士孙士毅从康定调派兵士筹运粮饷,经川藏茶马古道入藏支援。各路人马经数月跋涉,均于4月抵藏,此时入藏士兵达11000人,运入粮食12万6千余石,牛1万6千头,火药5000余斤,铅弹4万6千余颗,红夷大炮8门,箭3万余支。

右图为具有西藏风格的强准格杰寺(摄影/李渤生)。

廓尔喀闻知清大军已到,便退至蕃尼古道上险要的擦木卡垒砌碉卡,搭筑木寨,坚守扼控三桥的要隘。清军于5月与擦木卡据守敌兵相接。福康安趁天降大雨,冒雨发兵,兵分5路,涉河攀墙,勇夺坚碉,全歼守敌,取得首战的胜利。我们现在看到的擦木卡碉垒即是战后清军为防止廓尔喀再入侵,在原来的敌碉遗址上再建的。在京急切待信的乾隆皇帝听到初战告捷,甚感欣慰,特赋诗赞道“可嘉名将及勇士,何碍存邛遂定。擦木首攻即前进,占图补咏靖蕃邦。”

次日,福康安大军不待休整,一鼓作气地继续挥师南下。敌军且败且退,最后退到了吉隆山寨。福康安大军随即将山寨团团围住,浴血奋战一天半夜,终将吉隆山寨攻破,旋即直插中尼边境的热索桥。热索桥架设在吉隆藏布支流——东林藏布之上,其下河谷险陡,水流湍急。敌兵在对岸用巨石堆筑了极其坚固的多重防御工事,企图据险碉固垒拥重兵死守。见清军赶至,便拆去索桥上的木板,然后用枪炮阻击,清军援索仰攻,久攻不下。这一幕的形势很像后来红军的“飞夺泸定桥”。然而福康安没有硬攻。他密遣精兵翻越两座大山,从上游扎筏潜渡至对岸,然后沿南岸疾行,出其不意地突袭了敌人的桥头石碉卡,痛歼桥头守敌,取得了“热索桥之战”的胜利。随后穷追不舍,深入敌国境内。

清军进入敌国后,乾隆的御旨也到达了,他要求福康安“深入贼巢,扫穴擒渠,永绥边檄”。全军一鼓作气,七战七捷,深入敌国700里,一直打到距敌国首都——阳布(加德满都)不足100里,敌军已无险可守。廓尔喀国王惊慌失措,遂于1792年8月向清政府臣服投降,送还掠走的财物,献上玛尔巴尸首,同时进贡大象、骏马、乐工等以谢罪。至此,中尼战争以中国大获全胜告终。乾隆也以此自赞为“十全武功”。

其实这场战争在历史上的意义更在于:战后清廷对西藏地方政府吏制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革。福康安奉旨总结了历代治藏经验与教训,拟定了处理藏事的各项章程。1793年,清廷批准了福康安拟定的“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亦称“钦定章程”。这标志着清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政事管理的法制化,进一步巩固了国家的统一。

我站在被灌丛荒草密密掩盖的擦木卡碉垒残垣上,回望着被挟持在陡崖与急流间隐约可见的古道,心中感慨万分。即使是在今日,西藏首府拉萨已空路、铁路与公路俱通,不少人仍视入藏为畏途。回想200多年前,我们的先辈为保卫疆土,不惜冒冬日风雪严寒,远行万里,从东北骑马甚至徒步跋涉到西南边陲,不顾高山反应与征途疲劳,深入高山峡谷,攻碉卡夺险寨,与敌军浴血奋战,将侵略者赶出国境,并直捣敌国国都,这是多么的英勇与伟大。想到此,我不禁面对险隘正襟肃立,以表达对先辈的敬意。

我们从擦木卡返回公路,乘车继续南行,不久便进入一片由参天古树组成的密林。穿过密林,眼前矗立着一座高数百米的巨崖,在它西侧石壁上,只见距地表3米多处从右至左铭刻着“招提壁垒”四个行书汉字。字外有框,略呈桃形,宽1.4米,高78厘米,字体30厘米见方。框内用白色涂抹为地,字面用红色颜料描涤,白地红字,极为醒目。其南侧还有一幅巨大的摩崖佛像。

这就是唐竺古道上另一处赫赫有名的古关隘—“招提壁垒”。但令我始终不解的是这处非常险要的关隘并未出现在中尼战争期间众多战事奏折和乾隆皇帝的御批中。查“招提壁垒”在古文献中最早的出处是中尼战争结束后,工部尚书松筠在1795年所著的《西昭图略》中写到:“定日西八站至济咙(吉隆),招提壁垒、邦馨、亦皆天然厄要。”在这里“招提壁垒”作为重要地名首次出现在文献中,显然其镌刻的时间应该在1792~1795年之间。如果没有新的资料,我想最有可能是在福康安率大军班师回朝、路过此险隘时,随军将士心情激荡,即兴而镌。这虽无很大考证价值,但作为这场战争的稀有遗迹,足以引发观者思古之悠情。

图为位于宗嘎县城的“招提壁垒”石壁(摄影/张超音),在枝蔓的杂草里,它与藏区常见的真言雕刻和谐地共存着。

图为赞颂中尼大战胜果的《十全敷藻图册·西藏善后》([清]汪承霈绘)。

强准格杰寺,镇压着罗刹魔女的宝刹

正像汉族有“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等传说一样,西藏人也有自己对自己起源的解释。在藏族史书《西藏王统记》中是这样记载的:“如是此雪域人种,其父为猕猴,母为岩魔。”这里说的“母岩魔”也就是其他史书里屡屡出现的“罗刹魔女”。别看“罗刹魔女”有女娲般的地位,可是藏族人认为她“贪欲嗔恚,贪求营利,仇心极盛,行不坚定,刹那易变,五毒炽盛,轻易恼怒”,品行十分恶劣,是应该镇压的对象。而用以镇压“罗刹魔女”的最古老的寺庙—强准格杰寺就建在吉隆。在一千三百年前的唐初,文成公主进藏之后,按照“五行算图”修建了它。

该寺为一座木结构的楼阁式建筑,寺塔身呈方形,共有4层,塔顶高16米,底层宽22米。顶层四角以铜套饰铺就。各层佛殿与回廊均绘有精美的壁画。该寺虽历代有过修葺,但其正方形的塔身、覆盆式柱础及宝莲瓣雕饰仍保留着鲜明的唐代建筑风格。修建该寺时,还请了许多尼泊尔工匠参加,该寺挑檐非斗拱结构而以斜木支撑也体现了尼泊尔的建筑风格。

这次再入寺院让我欲哭无泪。十余年前,我们在筹建保护区的综合科学考察、编制珠峰保护区总体规划、以及后来的生态旅游规划中,都明确指出该寺有很高保护价值,急需进行抢救性维修。而此次我们看到的强准格杰寺已面目全非:塔顶坍塌、壁画剥蚀、四壁摇摇欲坠。现在西藏新建的寺院、佛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一些具有上千年古老历史的古建筑却在塌落归土。这或许就是无奈的轮吧。

在无奈中令我们欣慰的是,与古寺融为一体的邦兴村,仍保留着古老的风貌,村后郎勃康日雪山银色的金字塔形峰顶,在蓝天映衬下雄伟异常。

汽车再南行5公里,便到达吉隆镇,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踏上了赴中尼边境——热索桥之路。桥边的冲色村居住的大都为藏族与夏尔巴人,但村里的许多大人和小孩都深目高鼻,脸部棱角分明,极似尼泊尔的印度裔人。显然古道也促进了喜玛拉雅山脉两翼居民的血缘交流。如今在吉隆生活着170余位达曼人,据说是从尼泊尔迁移而来,但始终未有国籍,直到2003年才被批准为中国国民。其实从其面貌特征来看,达曼人也已不是纯粹的尼泊尔人了。

千百年来,中尼边界热索桥两岸的人们就利用这“惊险”的吊桥交流。上图中左边的旧桥经过洪水的冲击已是摇摇欲坠,右边是近年新修的更加坚固的新桥。摄影/李渤生

从冲色下望,在一片郁郁葱葱的原始林海中有一块醒目的标牌:“江村自然保护区”。其实吉隆谷地不仅风光秀丽、历史文化遗产丰富,谷地中蕴藏的自然遗产亦是我对它钟爱有加的重要原因。吉隆谷地正处在高(中)喜马拉雅山脉向西喜玛拉雅山脉的过渡地段,保留了许多十分稀有的植物群落与生物物种。江村自然保护区就是1982年为保护中国仅在此谷地生长的长叶云杉、长叶松和长尾叶猴而建的。1989年为了保护世界上最独特的高喜马拉雅山地生态系统,西藏建立了珠穆朗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而江村保护区则被划为珠峰保护区的核心区。吉隆河谷其他区域则大都归入吉隆缓冲区的范畴。当时有幸参与了珠峰保护区筹建与科考工作的我,再度来到当年工作的谷地,真是百感交集。从吉隆镇一路走来,沿途曾被砍伐狼藉的森林已被茂密的乔松林覆盖,江村核心区中一片片高大的长叶云杉枝叶婆娑,已是青果累累。

图为植被丰富的吉隆峡谷南部。 摄影/李渤生

现在的热索桥是中尼边界。或许是因为长年平安无事,两侧的军队都已经撤离。同我们一起考察的尼泊尔专家拉帕请我们到对岸小憩。大家爬到了热索桥后山上另一侧的古炮台,向下望去,此时才真切地体会到当年热索桥之战的险恶。

过了一会儿,拉帕从附近小店中买来数瓶尼泊尔啤酒,我们围坐在中心炮台前边喝边聊。拉帕指着前面的一块石碑告诉我们,这一古战场遗址已被尼泊尔政府列为国家文化遗产,他渴望第二条中尼友谊公路竣工后,各国游客可以重走蕃尼古道,观赏这里珍贵的历史遗产与秀丽的自然风光。夕阳西下,渐渐沉入黑暗的森林里正孕育着一轮在母腹中躁动的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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