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浩如繁星的中国历代陶瓷产品中，有许多造型特别又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器物，有的如昙花一现，很快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有的源远流长，虽有变化却传承有序。分格器就是其中的一种，它在历史上有不同的称谓和不同的造型演变。　　　　图二 三国青瓷长方形多层槅　　　　分格盘，或称“格子盘” “果盒”等，名称不统一。 1974年南昌市晋墓中出 ...

　　文/ 尹青兰 张高丽 秦慧

　　

　　图一 朱漆“吴氏槅”

　　

　　在浩如繁星的中国历代陶瓷产品中，有许多造型特别又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器物，有的如昙花一现，很快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有的源远流长，虽有变化却传承有序。分格器就是其中的一种，它在历史上有不同的称谓和不同的造型演变。

　　

　　图二 三国青瓷长方形多层槅

　　

　　分格盘，或称“格子盘” “果盒”等，名称不统一。 1974年南昌市晋墓中出土的一件长方形格子漆盘，底部朱书隶书“吴氏槅”（图一），故将分格盘定名为槅。根据有关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可知，槅最早可追溯至西汉前期，广州汉墓中发现一种三足分格的釉陶器，报告称“格盒”，出土于南越国官员墓中。格盒圆形带盖，敛口，鼓腹，三足，内部分七格和四格两种，应是当地三足盒的变体，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东汉晚期，岭南地区开始使用与圆形槅很相似的分格器，但外形不是盒，而是斜壁碗，器内也分隔出内外圈，只是内圈为整体，仅对外圈分格，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圆形槅原始，可算是槅的雏形。三国时期槅开始流行，两晋南北朝时期非常盛行。目前考古发现的槅可以分为长方形和圆形两种。质地有漆器、瓷器和陶器三种。陶瓷槅多为随葬用的明器。

　　

　　图三 洪州窑南朝青瓷槅

　　

　　陶瓷长方形槅以三国、西晋时期多见，东晋开始流行圆形槅后，长方形槅基本消失。一般为子母口，器内分为大小不等的多格，见有7、9、10、11、13、15、18等多种形式。初期是平底，稍后变为圈足，有的把足壁下部切割成花座，既美观，又便于端取和减轻重量。如湖北省博物馆藏的三国青瓷长方形多层槅，1956年出土于武汉市武昌钵盂山东吴墓内。该槅长方形，由盖和三层槅盘组成。槅盖作母口与槅盘套合，槅由三层套合，每层分隔成11格，中间一个长方形大格，周围绕以10个长方形小格，两侧有镂孔呈花形（图二）。此槅设计合理，美观实用。首都博物馆藏的西晋长方形陶槅，长方形，共分为10个大小不等的格子。外施褐色釉，底部有座，座切割成连弧形装饰，造型与图二相似，只不过只有一层，是当时常见的一种明器。

　　

　　图四 洪州窑南朝青瓷槅

　　

　　圆形槅可追溯至两汉，三国吴时定型，东晋和南朝时期最常见，有平底和圈足两种，以平底多见。最初应为直壁，后发展为台阶状方折壁，折壁的形状也被称为“子母口”。子母口的瓷槅原本可能有盖，但几乎都缺失。槅盘分内外两圈，内圈有不分格和分为二、三格的形式，其中以分为三格的多见，并且三格也有均分和一大二小之别，二格的少见。外圈分格见有4、5、6、7、8等几种形式，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圆瓷槅有内一外四的五格式、内一外六的七格式、内三外四的七格式、内三外五的八格式、内三外六的九格式，内三外七的十格式，内三外八的十一格式等，其中以内三外六的九格式最多见。

　　

　　图五 洪州窑南朝青瓷槅

　　

　　各地的瓷槅出现时间也有早晚，江西地区据目前所见的资料来看是南朝时期才出现，与盘口壶、四系罐、五盅盘等组成了具有本地特色的器物组合。南朝时期江西洪州窑的瓷槅仅见圆形平底形，以内三外六的九格式多见（图三），也有内三外七的十格等形式（图四），内圈除了常见的均分三等分以外，还有一大两小的形式（图五），这种形式在隋代洪州窑青瓷槅中常见。南朝以后，圆形平底槅的格数减少。洪州窑隋代瓷槅，少见前期较稳定的九格式，出现六、七、八格盘，内圈除了常见的一大两小的三格式外，还有分成两格的（图九），外圈有四格、五格、六格等形式，分格随意。洪州窑隋代除了平底槅外（图六），多见饼形足式（图七），整体来说，粗制滥造（图八）。这也预示着瓷槅即将退出历史舞台。

　　

　　图六 洪州窑青瓷槅 时代为南朝至隋代

　　

　　图七 洪州窑隋代青瓷槅

　　

　　图八 洪州窑隋代青瓷槅 吉水县博物馆藏

　　图九 洪州窑隋代青瓷槅 吉水县博物馆藏

　　

　　陶瓷槅在唐与宋元时期似乎销声匿迹了，无论是在文献还是在墓葬中，都很少见到有关“槅”的记载，直至明代万历年间，出现了与之在造型、功能方面类似的“攒盒”，“槅”似以“攒盒”之称重现于文献中，如明范濂《云间据目钞》卷二“记风俗”（松江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1997年编）载：“设席用攒盒，始于隆庆，滥于万历。初止士宦用之，近年即仆夫龟子皆用攒盒，饮酒游山。郡城内外，始有装攒盒店。而答应官府，反称便矣。”

　　

　　图一〇 清 青花缠枝莲纹分格盘

　　

　　这时期的分格盒(攒盒)，形状与六朝时期的瓷槅有明显的区别，器壁较深，但仍以分隔成数格的一体盘（盒）的形式流行，大多有盖，有圆形和方形两种。圆形的如上海市博物馆藏的万历青花五彩镂空龙纹分格盒，盘盒为子母口，盒内分割为八格，由一个葵花形的中心格和7个边格环围而成，分隔板呈曲线形，盒外饰青花五彩龙纹戏珠，盒盖为圆弧形，盖顶随青花五彩花卉纹饰镂空，盖沿饰龙纹。方形的如北京首都博物馆藏的明隆庆时期的青花龙纹分格盒：通高5.5、口径9×8.8厘米，四方形，直壁，平底，内以十字架等分成4格。盒外壁每面各绘3组团龙纹，团龙四周饰云纹。器底书青花双圈“大明隆庆年造”6字双行楷书款。该馆还藏有一件明万历五彩人物纹方格盒：通高8.1、长22.4、宽14厘米，长方形，盖面微鼓，盒直壁，圈足，内分8个格子。盖面及外壁以红、淡绿、深绿、黄、褐彩绘成周敦颐爱莲图、高士图和牡丹、梅花纹。盒座上绘卷草纹，近足处绘莲瓣纹，底部书青花长方框“大明万历年制”6字单行楷书款。

　　

　　图一一 清 青花缠枝牡丹纹圆形分格盒

　　这种分隔成数格的一体盒（盘），一直到清代民国时期都有烧造（图一〇～图一二）。就是在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中仍然常见，当然材质以不锈钢和塑料制品为主。

　　

　　图一二 清 粉彩人物故事图圆形分格盒

　　

　　清代康熙年间，分格盘（盒）由明代一体式为主演变为分割式的攒盘为主，这样更便于拿取、装盛、挑选和洗涤。攒盘是以分割成数件的盘相攒组合为一个整体，一般由4、5、7、8、9、10、12、16等组成，少则4个，多者达20多个，以四、五、九子盘为多见。可据盘块数多少为攒盘讨一个好名头：四时、五子、七巧、八仙、九子、十成、十二花神、十六子等，组件多者大多由内外两层或三层组合而成，构成不同的形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清康熙时景德镇窑五彩描金花蝶纹攒盘，是由4个内盘和8个外盘共同组成的葵花式攒盘，造型优美。与万历时期一体化的分格盒相比，康熙的攒盘在高度上比万历分格盒浅了不少，缩减了每个小盘装盛的容量，更适应了一次性食用完毕的习惯需要，易于保证食物的新鲜。

　　

　　图一三 清 珊瑚红地绿彩缠枝花卉开光粉彩花鸟纹九子攒盘

　　图一四 清 粉彩花卉纹九子攒盘

　　

　　清代中期，宫廷流行使用铜胎画珐琅攒盘，并且普遍集盖、盘、托于一体，盘盖的使用使食物不被污染，而托的使用解决了以往小盘散乱不易挪动的问题。瓷质攒盘制作也很精美，常采用色地粉彩或粉彩轧道工艺（图一三、图一四）。清代末年至民国时期，攒盘多为陶瓷质地，有价廉物美的优势（图一五）。陶瓷攒盘的生活化和大众化，使得攒盘的数量增加，品种种类增多，成为一时的流行物，在民间广泛流行和使用，但陶瓷攒盘整体质量不如以前，民国攒盘大多平底无釉（图一八、图一九），格式逐渐固化。除攒盘外，还有每个独立的分盒都带盖的攒盒（图二〇）。

　　

　　

　　图一五 清 粉彩花鸟纹九子攒盘 上高县博物馆藏

　　

　　图一六 清 青花釉里红折枝花卉纹九子攒盘

　　图一七 民国 粉彩仕女图九子攒盘

　　

　　晚清民国的陶瓷攒盘继续沿袭了清中期铜胎画珐琅攒盘将盖、盘、托三件组成完整一套的特点。此时的盘盖和盘托多配红木或漆器质地的盖和托（图一七），盖面的装饰颇为讲究，有的抛光打磨后镶嵌螺钿，有的浅浮雕刻出纹样来；有的为红木嵌玻璃面，玻璃或素面或贴、画花，能直接观看里面的攒盘（图一六、图一八）。

　　

　　

　　图一八 民国 粉彩贴花和合二仙纹九子攒盘

　　图一九 现代 新彩竹石纹九子攒盘

　　

　　图二〇 民国丙子年（1936） 紫砂刻山水纹攒盒

　　不论是六朝的槅还是明清的攒盘、盒（分格盘或盒），都是用来盛放食品的盛器，用以盛装小菜、茶点和干果之类的器具,它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可同时盛装多种食材，且不易串味。但有一类分格盘, 因其具有的将盘体分隔成数格的特点，能满足人们在绘画中对同一种颜色不同深浅的要求，故作为调色洗、格洗等文房用具而受到了人们的喜爱与推崇，已从盛食器中脱离出来，变成文房用具（图二一）。还有一类分格盒，外形设计成“喜字”，多成对制作，兼具实用和吉祥寓意，因而成了人们娶妻嫁女用的婚庆用品（图二二）。

　　

　　图二一 清 粉彩人物故事图调色盘

　　

　　图二二 清 胭脂红地粉彩缠枝花卉纹喜字盒

　　

　　江西省博物馆收藏的陶瓷分格器，从中大致可以看出分格器由槅至攒盘的发展演变情况。

　　

本文刊登于《文物天地》2021年第2期。

编辑：王龙霄

审核：耿 坤

监制：朱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