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98年，在印度尼西里勿里洞岛（Belitung Island）附近海域，当地渔民捕鱼时发现了散落于海底的大量瓷器。同年9月，德国一打捞公司和澳籍海洋考古学家对该处海域展开打捞工作，出水了一艘唐代沉船，由于出水地点附近有一块巨大的黑色礁石，这艘沉船因此得名“黑石号”。通过分析“黑石号”的船身结构，这艘沉船被认定为是一艘来自阿

　　图一 “黑石号”出水“草市石渚”瓷碗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1998年，在印度尼西里勿里洞岛（Belitung Island）附近海域，当地渔民捕鱼时发现了散落于海底的大量瓷器。同年9月，德国一打捞公司和澳籍海洋考古学家对该处海域展开打捞工作，出水了一艘唐代沉船，由于出水地点附近有一块巨大的黑色礁石，这艘沉船因此得名“黑石号”。通过分析“黑石号”的船身结构，这艘沉船被认定为是一艘来自阿拉伯地区的船只。“黑石号”上载有近七万件器物，其中有小部分金银器、邢窑白瓷和越窑青瓷等器物，余下多为长沙窑瓷器，数量达56500余件。

　　

　　长沙窑是中国唐代著名窑场之一。1956年，湖南省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者在长沙铜官镇附近瓦渣坪一带发现长沙窑的窑址，因此长沙窑也被称为“瓦渣坪窑”或“铜官窑”。长沙窑烧造的瓷器，采用独特的模印贴花、釉下彩绘及题诗装饰，开创了唐代瓷器除“南青北白”之外的审美新风尚。考古发掘资料显示，唐代长沙窑烧造的瓷器，通过湘江顺流而下，进入长江后一路向东，从东边的港口销往世界各地。因此，长沙窑瓷器也是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黑石号”出水的长沙窑瓷器中有众多的碗、盘、执壶等日用器，多数瓷器上绘有典型的长沙窑褐绿彩彩画。长沙窑颇具特色的诗文装饰，在该批出水瓷器中虽然数量较少，但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笔者试通过整合研究资料，将“黑石号”上出水的几件长沙窑墨书瓷器与长沙窑诗文装饰器物的整体面貌相联系，以分析长沙窑瓷器上诗文装饰的特点。

　　

　　图二 “黑石号”出水刻划“宝历二年”铭文瓷碗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一 长沙窑瓷器上诗文装饰的书写方法

　　

　　长沙窑瓷器上的诗文多装饰于执壶的腹部和碗心。执壶样式各异，诗文题记多见于瓜棱形执壶上。考古资料表明，这类执壶一般是用作盛酒器，其上书法以执壶的流为中线，在壶腹对称分布；装饰有墨书的瓷碗通常将文字装饰在内碗心，也见有在碗外壁书写文字、在碗心绘图者，据此推测，这类瓷碗应属与执壶配套的饮酒器。

　　

　　长沙窑瓷器上装饰的诗文墨书，其书写方法有三：

　　

　　1.模印法

　　

　　长沙窑瓷器装饰中尤为重要的一种是模印贴花，这类装饰方法常见将模印的人像贴在壶身上并施褐色釉，模印法在文字装饰上较为少见。模具可以反复使用，刻制文字模具的工匠显然水平普遍偏高，工匠制模出来的文字不同于文人刻意追求书法的效果，更为率性随意。这些模印的诗文常见于执壶上，碗心上少见，绝大多数的模印为阴文，几乎不见阳文、反文，这一现象或许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从审美角度而言，在壶身上装饰文字以阴文更佳；二是在有曲度的壶面上制作阳文装饰难度系数较大，费工费时的装饰对于追求量大、通俗的长沙窑瓷器而言并不适用。阳文与阴文的表现形式仅与字模的雕刻方法相关，在工艺上并无高下之分。

　　

　　图三 “黑石号”出水“取钱”瓷碗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2.刻划法

　　

　　刻划法无需模具，所见材料均为阴刻，除了书写诗文外，长沙窑瓷器上的一些图案装饰也是采用刻划法，例如一些凤鸟纹、人物纹等。刻划诗文无字格限制，在器表上直接刻划文字后再施彩釉即可，书写的工匠可根据个人情况，随意书写文字，在笔法与内容上都有自由发挥的空间。因此，长沙窑的诗文装饰中常见异体字、别字和简写字，烧成的产品具有独特的意趣，器物上诗文的误差也是文史学的研究重点之一。

　　

　　3.直接书写

　　

　　直接书写是长沙窑诗文装饰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刻划法和模印法仅占极小一部分。从文字书写痕迹和瓷器的取样分析可推测：长沙窑瓷器上的墨书是采用毛笔和彩釉进行书写。以毛笔书写的诗文和刻划的书写方式一样，无外边框的限制，但毛笔书写比刻划出来的文字更具有艺术性，能直观感受唐人的用笔方式，是书法史研究的重要材料之一。

　　

　　图四 “黑石号”出水“孤雁南天远”瓷碗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二 长沙窑瓷器上诗文装饰的内容

　　

　　长沙窑瓷器上的诗文装饰内容极其丰富，有学者的统计数据表明，长沙窑瓷器上装饰的诗有近140首，且有多首未收录入《全唐诗》。可见，长沙窑瓷器是文学研究者的另一间宝库。唐诗之外，长沙窑瓷器上装饰的文字还有其他内容，如广告、格言、短语等等，也有明显是工匠在制作时随意书写的文字，极大地丰富了唐代物质文化的面貌。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展览的“黑石号”出水长沙窑瓷器中，有4件瓷碗，3件在碗心书写文字，在碗边缘四面涂有褐彩装饰，碗心有方形留白，以墨书写有不同内容：一件在碗心用褐绿彩绘阿拉伯文及草叶纹，在外壁阴刻有文字。这几件瓷碗在书写内容上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较受学者关注的是一件在碗心写有“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明樊家记”墨书的褐彩装饰瓷碗（图一）。所书内容明显是广告语，称赞湖南石渚陶瓷草市中樊家的盂子颇有名气。“湖南道”，是湖南以一级行政区划的面貌首次出现在中国历史中的最早物证；“草市石渚”，是指长沙石渚湖畔的陶瓷产销市场，“草市”一词常见于中晚唐文献，此碗是中晚唐时期湘江流域商贸繁荣的见证者；“盂子”，是樊家记瓷工对这类瓷碗的称呼，长沙窑遗存中对该类器物有“盏子”“埦”“盂子”等称呼，说明器物的名称具有多样性；“有明”即“有名”，是对樊家作坊产品的自我标榜。同类型的广告语在长沙窑中还有“卞家小口天下第一”“郑家小口天下有名”等，这类广告语大量出现在瓷器上的现象，与同时期其他窑口相区别，可以展现草市石渚的商品竞争和商贸繁荣，也与窑工所处的环境息息相关。

　　

　　图五 颜真卿《秘书省著作郎夔州都督府长史上护军颜公神道碑》节选

　　

　　一件在碗心装饰阿拉伯文和草叶纹的瓷碗，其外壁刻划有“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的纪年款（图二）。这类带有纪年款的器物可用于考古学断代，瓷碗上的纪年款可确定碗的制作时间，结合“黑石号”沉船上出水的“开元通宝”年号钱，可以判断“黑石号”沉没时间在826～845年之间，是唐代中晚期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缩影。

　　

　　一件瓷碗的碗心用褐彩书写“取钱、领钱、领”五个大字（图三），内容通俗易懂，笔画随性，其中有一“钱”字笔画顺序错误，应是工匠率性而为，或可推测是其在等候窑场发放工钱时随笔抱怨而留下的痕迹，具有十足的趣味性。

　　

　　一件瓷碗的碗心写有一首五言绝句：“孤雁南天远，寒风切切惊，妾思江外客，早晚到边停（亭）。”（图四）此诗为典型的闺阁怀思诗。这类五言或七言诗在长沙窑瓷器上数量最多，常见于执壶上，有表现饮酒文化的酒诗，寄托情感的写实诗，教化劝谏的劝勉诗，促销宣传的广告诗，以及与军旅生活、招徕顾客、祝福祈愿、社会现实等相关内容。140首诗中名人诗篇仅见6首，多为佚名的民间诗歌，无从收录。

　　

　　图六 长沙窑出土“一别行千里”诗文装饰执壶 湖南省博物馆藏

　　

　　长沙窑大发展于唐代中晚期，瓷器上的诗文普遍褪去了盛唐时期的浪漫多情之风，转为朴实无华、纪实抒情的风格。例如执壶上墨书“孤注生南岭，安根本自危，每蒙东照日，常被北风吹”的凄惶之情，警醒世人的“罗网之鸟，悔不高飞；悬钓之鱼，悔不忍饥”，以及具有广告性质的“买人心惆怅，卖人心不安，题诗安瓶上，将与买人看”的诗句，都是质朴无华的行诗风格。这些诗文随着繁荣的商贸从长沙窑沿江而下，通过航运送往长江沿岸城市乃至东亚、东南亚等各国，向外传播了唐代民众的生活方式、情感诉求，也展示了唐代中国的传统文化面貌。

　　

　　

三 长沙窑瓷器上诗文装饰的艺术风格

　　

　　魏晋以后，中国书法艺术在唐代迎来新的高峰，书法名家人才辈出，成为唐代文化艺术繁荣的主要表现之一。长沙窑受社会风气影响，首创以墨书诗文装饰瓷器的方法，使得以瓷器为载体的书法艺术留存至今，并深入民间，传播广泛。行书、楷书是长沙窑诗文装饰中最常见的字体，草书占比亦不低，但隶、篆二体较为少见。

　　

　　“黑石号”出水的几件诗文装饰瓷碗，多用行、楷书写。其中，“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明樊家记”瓷碗墨书的字体在结构上更胜一筹，其笔法与同时期的颜真卿所书《秘书省著作郎夔州都督府长史上护军颜公神道碑》（图五）有相似之处，横画普遍较细而竖画较粗。颜真卿生卒年为公元709年至784年，其卒年较上文推测的黑石号沉没时间早约40～60年，可以合理推测，长沙窑窑工在书写这件瓷碗时或曾习仿颜真卿的字体。

　　

　　图七 长沙窑出土“去岁无田种”诗文装饰执壶 湖南省博物馆藏

　　

　　中晚唐时期的长沙窑瓷器上常见草书诗文装饰，一件执壶书有“一别行千里，来时未有期，月中三十日，无夜不相思”的诗文（图六），虽受壶面大小所限，但仍有笔笔相连、狂而不乱之感，略有张旭草书《古诗四帖》之韵。

　　

　　隶书在长沙窑瓷器的诗文装饰中较为少见，一件执壶书有“去岁无田种，今春乏酒财（材），从他花鸟笑，佯醉卧池（楼）台”的诗文（图七），仅在字形上勉强维持隶书的宽扁之形，但落笔全为楷书，后世郑燮的“六分书”与之意趣相似。

　　

　　长沙窑瓷器中有一件插笔壶残器，其上饰一枚褐釉印章“刘清彬造”（图八），为仿古封泥印式书篆体，应是长沙窑仅见的篆书作品。字体不甚规范，字形结构趋于扁方，风格更接近于汉代印章作品而无秦代篆书的意韵。

　　

　　与唐代同时期其他载体的书迹相比，长沙窑工所书朴拙大气，具有不同意趣。长沙窑这些以瓷器为载体的书法不一定受书家追捧，但其独特的审美风尚，是唐代文化艺术宝库中不可磨灭的一个亮点。

　　

　　图八 长沙窑出土插笔壶残件“刘清彬造”印文装饰 长沙窑遗址出土

　　

　　

四 结论

　　

　　唐代长沙窑所独创的诗文装饰风格，在“南青北白”的瓷器审美格局中大放异彩。这类文字装饰通过模印、刻划、毛笔书写的方式装饰在碗心或器物外壁，字里行间记载着社会现实、军旅生活、教化劝勉的内容，通过诗句、格言、短语的形式呈现在瓷器上，也有为自己作坊所生产的器物所写的广告语。这些文字的书体并不固定，仅凭窑工个人习惯而书，篆、隶、草、行、楷无一不有，字体随性洒脱，也有朴拙大气者。整体而言，长沙窑瓷器上的诗文装饰具有十分明显的特征，具有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这种特征使它得以在唐代窑场中独树一帜，在“南青北白”的陶瓷贸易格局下，能够绽放出别样的光彩。

　　

本文刊登于《文物天地》2020年第12期。

编辑：王龙霄

审核：耿 坤

监制：朱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