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佛教造像是佛教弘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那么佛教的弘法布教，都是因地因时因人而有所不同的，造像自然也会顺应这些教化方便而流传成不同的外形，以适应佛教的这一布教弘化方针。正定隆兴寺北宋青铜千手观音大像在中国汉传佛教当中，宋代是我国佛教造像艺术的高峰期，这也是继六朝、唐朝之后的一个高水准的塑像艺术时期，同时也是大兴建造佛像之风 ...

　　

　　佛教造像是佛教弘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那么佛教的弘法布教，都是因地因时因人而有所不同的，造像自然也会顺应这些教化方便而流传成不同的外形，以适应佛教的这一布教弘化方针。

正定隆兴寺北宋青铜千手观音大像

在中国汉传佛教当中，宋代是我国佛教造像艺术的高峰期，这也是继六朝、唐朝之后的一个高水准的塑像艺术时期，同时也是大兴建造佛像之风的一个时期，与以前各个时期造像的诸多方面具有一个鲜明的对比。

峨眉山万年寺北宋普贤像

在这个时候正值赵匡胤皇帝建国之初，继后周灭佛运动之后，开始重修全国的寺庙，允许俗人出家，广造佛像的时期。在这段期间，佛教塑像开始发生了因为教化方便而改变形象的现象。

大唐神龙元年石雕弥勒佛

这首先表现在弥勒佛的造像特点有了变化。在宋代之前的那些朝代里，弥勒的造像有上生像的造形与下生像的造形，但以下生像的造形居多，最为常见。在此文第二部分已有阐述，佛教造像都要遵循的最低统一标准那就是三十二大丈夫像，八十随形好，那么据说后期的弥勒佛造像是“蹙额皤腹，寝卧随处，常以杖荷布袋入尘肆，见物则乞，所得之物，悉入袋中”如此这般形象，似乎不符合佛教的庄严之美，也与佛教之中那些让人看上去清静庄严的圣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杭州飞来峰布袋弥勒像

其实这种肥头大耳、笑口常开的布袋和尚像，所能承载的佛教传播的生活力与艺术活力，就在于顺应人们的心理，向往的慈悲、欢乐与亲和力，这样的形象才更能融人世间人的生活与比喻之中。

　　

正定隆兴寺倒坐观音像

像这样的造形变化，还有观音菩萨的造像。最初观音菩萨的造像是作为阿弥陀佛的左胁侍而一同供奉的，但到了后来依据民间各种传说及佛教的经论，就把观音菩萨的像单一的列出来，作为其主尊供奉，直至今日所出现的各种形式的观音像，有几十种甚至百种之多。

大足石刻地藏菩萨像

地藏菩萨的圣像更是能贴近人心，例如较常见的地藏圣像，大多是手执锡杖，光头大耳，身披袈裟。是很典型的一个声闻僧形像，使人们一看上去就能生欢喜心，看上去有种亲切感。如“如大足北山佛湾177号窟“地藏变相图”，窟内雕刻了地藏及其化身像共五尊，他们或坐或立，都与常人身高相同。主像为地藏菩萨本身像，他悠闲地盘腿坐在高背椅上，面庞圆胖，双手笼于袖中，神态憨厚慈祥，如同心宽体胖的一家之长，正在听众人叨家常。窟内左壁内侧为地藏化身之一，他垂腿而坐，面容消瘦，左手紧握的锡杖上端，还刻上了一‘只小老鼠，它伸头探脑，翘着尾巴使劲往上爬的模样，与愁眉不展，悲天怜人的地藏菩萨对照成趣，体现了宋代的民间雕刻艺人对神调侃嘲讽的恢谐幽默之情。”

新疆交河古城遗址出土鬼子母麻布画

　　此外更有颠覆佛教形像的鬼子母形象。《南海寄归内法传》称：“其有疾病无儿息者，飨食荐之，咸皆遂愿。”因而备受具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的儒家孝道观念的世人之青睐，被奉为“送子娘娘”，成为五代两宋时期流行的佛教神只之一。大足北山佛湾中许多鬼子母造像，皆塑成享受着天伦之乐的人间妇女形象。

龙门石窟佛首

中国汉传佛教的造像艺术，从这一部份的引证与说明可以看出。只有不同的造像、适应了不同的地区及当时的文化与人民内心的需要，才能被得以留存、佛教才能深入人心，从而开展弘法与教化世人的目的。或者从另外角度来看，塑像的这种随机化塑造的存在本身就具有了教化功能，如人们见到各种愤怒形态的塑像，自然会生起敬畏之心，生怕作恶会遭到神只的惩罚。

麦积山第44 号窟 西魏 阿弥陀佛像

这个过程也是具有随机性的，就比如有些圣像是为了不懂佛教的人而设立，如民间流传广范的鬼子母、各种神像等；佛教寺院，作为僧人与佛教信众鞭策修行的观音像与地藏像。这些无不都是为了佛教长久住世，同时也能反应一定历史时期的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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