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长期以来，大家普遍重视传统考古的研究，而忽视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中的运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实施，学界开始将现代科学技术分析理论、手段和方法应用于考古学研究，并由此取得了许多耳目一新的成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朱君孝副教授的专著《陶器·技术·文化交流——以二里头文化为中心的探索 ...

长期以来，大家普遍重视传统考古的研究，而忽视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中的运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实施，学界开始将现代科学技术分析理论、手段和方法应用于考古学研究，并由此取得了许多耳目一新的成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朱君孝副教授的专著《陶器·技术·文化交流——以二里头文化为中心的探索》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全书坚持“科技与考古有机融合”的理念，围绕二里头文化的陶器展开，从陶器原料产地、制作工艺技术和文化交流三个角度，综合运用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遗迹与遗迹现象分析、文献记载与科技测试等多重证据有机结合的方法，对二里头文化若干重要问题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了很多重要的认识。

在《陶器·技术·文化交流——以二里头文化为中心的探索》一书中，作者从分析陶器原料的化学成分及物相结构入手，探讨二里头遗址出土陶片的空间差异、遗址内部的结构与分区，认为二里头遗址的陶器原料组成大致按空间位置聚类，并由此推测，二里头遗址应有两个或多个居住区域，各区域都有自己的制陶作坊；不同区域内的制陶作坊皆有稳定的矿料来源，生产的陶器也主要供应本区域内的居民，而这些不同区域的居民代表着不同的家族或宗族。

作者的这一研究方法和思路在二里头文化研究中堪称开创性的工作，而研究成果目前也已得到了新的考古发现的有力支持。

二里头遗址最新的考古发现显示，多条纵横交错的道路和围墙将遗址分隔成多个网格，其中多个网格内发现有不同等级的建筑和墓葬，每个网格应属于不同的家族；二里头都邑极可能已出现了家族式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居葬合一的布局。

在开展都城遗址陶器产地研究的基础上，作者又对登封南洼遗址白陶的原料产地进行了分析研究，将中子活化分析方法对南洼遗址白陶器化学成分的检测结果，与遗址附近疑似制陶原料土样做了对比分析，显示南洼白陶的原料产地可能就在遗址附近。

虽然限于资料的不足，南洼遗址还不能确证为二里头都邑聚落白陶的来源地，但这个成果对于进一步探寻二里头遗址白陶的产地提出了新的思考，对于探寻巩义稍柴、伊川南寨等二里头文化遗址白陶的产地提供了借鉴，并促使我们认真审视二里头文化核心区的聚落等级与聚落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治理等问题。

在整理登封南洼遗址资料的过程中，作者带领研究生又从物理特性分析入手，选择由早到晚三个阶段出土陶器较多的单位，从中选取系列样品，进行吸水率与孔隙率的测试分析，并推算不同器类的夹砂比例与羼料粒度。

测试发现，南洼遗址二里头文化陶器吸水率与孔隙率从早到晚呈递减趋势，表明陶胎的质量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提高的，陶器的制料和烧成技术也是不断进步的。这似乎与学界普遍认为的二里头文化陶器早期精致繁盛、晚期趋于粗劣的现象相矛盾。

实际上，二者并不矛盾。陶器外表的精致与粗劣只是一种装饰手法差异，而内在的原料和烧成才是技术进步与否的体现。二里头文化早期，人们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陶器的修整与装饰上，可能就是为了弥补其胎料方面的不尽人意吧。

到了晚期，一方面可能是铸铜业的兴起使得精英工匠转移到了铜器制作上，另一方面，原料制备、成型与烧制技术的进步也使得原来的修饰成为多余。总之，制陶业貌似衰落实则进步的事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技术进步对社会演进的作用。

望京楼遗址位于二里头核心区的东部边缘，包含夏商两种文化遗存，其中二里头文化遗存属于二里头文化的晚期。通过观察研究，作者认为望京楼二里头时期陶器中沙质陶占绝对优势，几乎不见二里头、南洼、郑窑等遗址中纯正的细泥陶器。

通过对遗址周围环境的考察，作者推测这与遗址周围分布着广泛而深厚的黄沙土，缺乏原生黄土堆积和古土壤有关。在这种环境下，望京楼的古代居民索性放弃了寻找优质黏土的努力，大概也不愿意投入大量的精力去“淘沙”，从而制造出了普遍含沙的陶器群。

这一看似简单的观察，却再次提示我们，以陶器为主对文化属性的判定，其合理性和有效性都是需要慎重考虑的。

除了陶器产地与制作工艺研究外，作者还利用其他研究者发布的二里头文化青铜器原料特征（主要是铅同位素比值数据），考察分析了二里头二、三、四期青铜矿料来源转变的现象，但得出了与其他研究者不同的认识。

其他研究者认为，二三期青铜原料铅同位素主要属于普通铅范畴，四期青铜原料主要属于高比值铅范围，与二三期差别很大，这表明四期时原料产地开始出现较大转移，可能位于夏文化在山东半岛所能达到的地区范围。这一认识显然与考古界的普遍认知相左。

无论二里头四期为夏文化还是后夏文化，没有考古迹象表明它对山东半岛地区有多大影响，也更谈不上控制和支配了；而这也与资源控制理论下，二里头文化对晋南地区盐、铜矿资源的控制在考古学上的有力反映形成鲜明对比。

结合二里岗期青铜器铅同位素分析数据和考古证据，作者推论，二里头文化第四期与二三期青铜原料来源的变化，恰恰表明该期已进入了商代纪年，即原料来源变化的背景原因是政权更替。这一研究成果是作者将科技手段与考古学证据有机结合以解决考古问题的佳作。

在二里头文化研究中，夏商分界是任何学者都不容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学界聚讼已久，且争议不断。

在长期探索科技考古的基础上，作者综合考察和分析了二里头遗址晚期（主要是第四期）在遗迹和遗物面貌上的变化、二里头文化晚期大范围遗址数量对比反映的文化变迁、科技测年的结果，并结合先前从科技角度分析二里头二、三期与四期青铜矿料来源转变的认识，认为夏商分界应在三、四期之间。

可以说，作者的这一研究思路、方法和结论，真正做到了方法与目的的统一，考古与历史的融合，真正体现了科技与考古有机结合探研重大历史事件的有益尝试。

作者在关注并实践科技与考古相结合的同时，运用考古学的基本方法对二里头文化陶器进行的研究，构成了该书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交流。

作者选取二里头文化兴起和衰落的两个关键阶段，运用类型学和文化因素分析法对二里头文化中有鲜明特色的几种陶器进行了专题研究，并结合文献记载，对中国早期文明与国家形成机制进行了初步探讨。

实际上，作者运用考古学方法对文化交流进行的研究，也是为了在今后的研究中更好的推进科技与考古的有机结合，正如作者所言：“这一研究原本是为了在上一研究案例基础上，继续运用考古和科技相结合的方法路径，对陶器产地及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做个准备，以便下一步采集分析样品的计划和拟解决问题的设想。”

总之，该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考古学和科技考古的方法论上具有明显的参考意义，在二里头文化研究上也获得了具有启发性的重要认识。该书的出版必将推动中国考古研究中科技与考古的有机融合，既有助于科技背景的研究者了解考古学对科技的需求，又有助于人文背景的考古工作者更加积极而深入地从科技角度探索考古学和历史学问题，并深入开展二里头文化、夏文化、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等问题的研究。

（作者单位：安阳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博学院）

《陶器·技术·文化交流——以二里头文化为中心的探索》

作者：朱君孝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6月

定价：139元

编辑｜张 怡 实习编辑｜李姝婧

复审｜郭晓蓉

终审｜李 政

本文刊登于《中国文物报》4月23日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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