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乌孙是西汉时期西北地区强大的民族之一。公元前2世纪初，乌孙与月氏共同游牧于敦煌祁连之间。从地理位置上看，乌孙与月氏均在匈奴之西，月氏的大部分牧地在乌孙和匈奴之间，乌孙人以畜牧业为主，兼营狩猎，不务农耕，养马业特别繁盛。据《汉书·张骞传》载：乌孙王难兜靡被月氏攻杀，当时其子昆莫新生，为匈奴冒顿单于(公元前209前174年在位)收养。后得以复国。公元前177前176年间，冒顿单于攻败月氏，月氏被迫西迁(一说为公元前3 ...

   乌孙是西汉时期西北地区强大的民族之一。公元前2世纪初，乌孙与月氏共同游牧于敦煌祁连之间。从地理位置上看，乌孙与月氏均在匈奴之西，月氏的大部分牧地在乌孙和匈奴之间，乌孙人以畜牧业为主，兼营狩猎，不务农耕，养马业特别繁盛。据《汉书·张骞传》载：乌孙王难兜靡被月氏攻杀，当时其子昆莫新生，为匈奴冒顿单于(公元前209前174年在位)收养。后得以复国。公元前177前176年间，冒顿单于攻败月氏，月氏被迫西迁(一说为公元前3世纪末；一说为公元前174前161年匈奴老上单于时)，至伊犁河流域。乌孙昆莫为报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月氏复西走，徙至大夏地（今阿富汗），伊犁河流域遂为乌孙所据。

伊犁河谷

  乌孙的族属一直有几种说法，或匈奴、或突厥，或东伊朗族说不一而足。汉代文献《焦氏易林》中描写说：“乌孙氏女，深目黑丑，嗜欲不同。”据此可以断定，乌孙人是属于肤色偏黑的民族。但是唐人颜师古对《汉书·西域传》作的一个注中揭示说：“乌孙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猕猴者，本其种也。”依此分析，乌孙人应该是深目高鼻、赤发碧眼的欧洲人种。尽管说法很多，但有一点十分明确，就是乌孙与汉人种是不同的。中外学者比较了中亚地区和我国天山以北地区乌孙时期的人类学资料后指出，形成乌孙部落的人类学类型的人种基础应属欧洲人种，其中也明显混杂着轻度蒙古人种成分。特别是从20世纪50年代起，前苏联考古学界不少学者即认为，乌孙与天山地区塞人似为同一种民族集团。

俄罗斯考古学家复原的乌孙人游牧形象

      各种迹象表明，乌孙应是一个操突厥语的部落群体。因为乌孙与突厥开国始祖的传说均与狼有关。《汉书》记曰:“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为求食，还，见狼乳之，又乌衔肉翔其旁，以为神，遂持归匈奴，单于爱养之。”此外，从乌孙的人名中也可寻其踪迹。乌孙昆靡乌就屠之子，第二代小昆靡名“拊离”，此名称与突厥语“狼”(bori)十分近似。唐代史文中有“附邻”可汗，或写作“步离”可汗，都是取自“狼”之义。可汗“侍卫之士，渭之附离，夏言亦狼也”黟。乌孙的贵族常有翕侯的称号，与大月氏一样。专家们认为，此翕侯官称和后来的突厥官号叶护(Yabghu)是同一个词。乌孙的王室后裔常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一个词尾“靡”，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认为，这个词与后来的突厥官号“Beg”(别乞，伯克)是同一个词。

乌鸦与狼是乌孙的图腾

    汉武帝时，乌孙活动于伊犁河流域及伊塞克湖和特克斯河流域。其国地域辽阔，“东与匈奴，西北与康居，西与大宛，南与城郭诸国相接”。姑墨(今新疆阿克苏)国北、龟兹国北、焉耆国北、乌贪訾离西、捐毒北均与乌孙相接。乌孙极盛时总人口为“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于八百人”。据一些学者研究认为，乌孙从河西走廊西迁时人口大约10万左右。至伊犁河流域后，由于该地水草肥美、社会安定。乌孙人口由10万左右增至60余万，这是西域其他国家与民族无法与其相比的。乌孙经济以畜牧业为主。农业、手工业等生产部门虽也存在，但并不居于重要地位。《汉书·西域传》称乌孙的社会经济特点是“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乌孙的牧畜种类主要有马、羊、牛、骆驼、驴等。考古发掘，曾出土有马、羊、狗的骨架或部分骨骼。尤以羊骨居多。但是考古资料也说明，乌孙社会已经有了某种定居的形式。新疆昭苏县一座乌孙墓内出土了一件铁铧犁。就其形制而言，与敦煌所出铜铧完全相似。在前苏联有关的考古报告中，亦见到了有关农业经营的直接材料，有谷物及其他农作物。还有粮食加工工具，如青铜镰刀、石磨盘、石碾等...。

       关于乌孙的社会性质、政治制度问题，两汉时期的乌孙社会是一个宗法性很强的、建立在游牧经济基础之上的奴隶制社会，据《史记·大宛列传》，“乌孙多马，其富人致四五千匹”。考古资料同样反映乌孙社会的阶级分化。有的巨冢高达10米左右，底周在200米以上，俨如一座小土山。墓室有宏大的木椁构造，它们与一些低矮的小墓形成鲜明的对比。两汉时期的乌孙社会拥有一套简单的政权、军事、社会组织。由《汉书·西域传》可以看出乌孙社会实行以昆弥(即国王)为首的专制统治。乌孙王称大昆弥，下置相大禄、左右大将2人，侯2人，大将、都尉各1人，大监2人、大吏1人、舍中大吏2人、骑君1人。

巨冢

乌孙竖穴土坑墓

出土金饰件（生命树）

出土金饰件

      古代乌孙和汉朝的关系甚为密切。汉朝皇帝为联络乌孙共同抗击匈奴，遂于汉武帝元封年间(公元前110一前105年)以宗室刘建之女细君为公主下嫁昆莫，赠送甚丰。匈奴知闻此讯，亦遣女与昆莫成婚。昆莫以细君为右夫人，以匈奴女为左夫人。匈奴尚左，昆莫左胡妇而右细君，显然是因为他还是惧怕匈奴的缘故。后来，在结婚数年后，细君公主未能生下儿女，而为左夫人的匈奴女产下一子，细君公主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细君公主心情苦闷之下，作《悲秋歌》：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乌孙社会盛行”收继婚制”，即妇女可以改嫁丈夫的兄弟、子孙或其他亲属。细君为人懦弱，年事已高的昆莫出于善意，劝其改嫁他的孙子军须靡，细君难以接受这种事实，遂上书请示汉廷皇帝。汉政府为了实现与乌孙合击匈奴的大业，嘱细君按照乌孙的风俗行事。细君与军须靡婚后，生一女，不久就因病辞世。汉再遣楚王刘戊之孙女解忧与军须靡成婚。解忧公主生性泼辣，为完成汉朝使命，竭心尽力。随其一同前往西域的侍女冯嫽可谓一杰出的女使者，她为解忧公主出谋划策，奔走斡旋，终使汉朝联合乌孙”断匈奴右臂”之计划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经营后，获得成功。汉王朝先后两次下嫁公主与乌孙王，使乌孙人对汉地文明多有了解，不少乌孙重臣纷纷接受汉朝的”金印紫绶”。在乌孙考古文化中，尤为人们注意的是，乌孙古墓葬的圆丘形封土冢和竖穴木椁墓室的特征，与中原地区战国至汉朝的墓葬形式大致相同。乌孙墓葬封丘有大、中、小三种，这种埋葬制度不仅仅反映了乌孙社会的阶级分化，同时也揭示了汉文化对乌孙社会的影响。

江都公主刘细君

       公元5世纪以前，乌孙与中原王朝的联系仍见诸史端。《北史·西域传》记云：“初，琬等受诏；便道之国，可往赴之。琬过九国，北行至乌孙国。其王得魏赐，拜受甚悦。谓琬等曰‘传闻破洛那、者舌皆思魏德，欲称臣致贡，但患其路无由耳。今使君等既到此，可往二国，副其慕仰之诚’。琬于是自向破洛那，遣明使者舌。乌孙王为发导译，达二国，琬等宣诏慰赐之。已而琬、明东还，乌孙、破洛那之属遣使与琬俱来贡献者，十有六国。自后相继而来，不间于城，国使亦数十辈矣。”此段史文表明，太延年间(公元5世纪)北魏王朝派董琬、高明等出使西域，受到乌孙、龟兹等诸国国王的迎候，双方友好交往关系不言自明。在这之后，乌孙国多次为蠕蠕（柔然）所侵，向西迁徙到葱岭山中，自此不见于中国历史记载。但乌孙西迁时，当有一部分人留居此地，其余逐渐融合在铁勒、突厥诸部中。尽管今天山地区的游牧民族如哈萨克、吉尔吉斯(柯尔克孜)都包含了乌孙的血缘，但不应将乌孙简单地直接与今天某些民族等同。有些论著认为，哈萨克族是乌孙的后裔，其主要依据是因为哈萨克族中有一个”乌孙”部落。其实，哈萨克人中的”乌孙部落”源于蒙古许兀慎部(旭申)，似与乌孙没有多大关系。至于他们与吉尔吉斯的亲缘关系似乎就显得更为遥远。因为“坚昆(柯尔克孜的祖先)部落非狼种，其先所生之窟在曲漫山北。自谓上代有神与柠牛交于此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