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我接过李际宁递过来的一个迷你显微镜，放置在一卷敦煌遗书上，纸的纤维像丛林般出现在视线里。借助仪器，可以观察得更“清楚”一点。文物研究是如此，文献研究竟也是如此。　　一　　李际宁展开敦煌遗书的那一刻，整个房间也变得肃穆起来。气氛取决于气息，他自己对古籍的谨慎态度，时刻呈现在行为上，并且有着奇妙的传染性。　　比如，靠近古籍书案 ...

　　当我接过李际宁递过来的一个迷你显微镜，放置在一卷敦煌遗书上，纸的纤维像丛林般出现在视线里。借助仪器，可以观察得更“清楚”一点。文物研究是如此，文献研究竟也是如此。

　　一

　　李际宁展开敦煌遗书的那一刻，整个房间也变得肃穆起来。气氛取决于气息，他自己对古籍的谨慎态度，时刻呈现在行为上，并且有着奇妙的传染性。

　　比如，靠近古籍书案附近，就不能再饮水或吃东西，以防污染到古籍；自己负责的古籍随时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阅读之后都要立刻收卷起来放进盒子再放进柜子……从表情、眼神再到肢体语言，这一连串的谨慎，他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旁观的人也渐渐会与他的气息同步起来，像是自行过渡到某种仪式里，那些木盒里装着的敦煌遗书，就是大家“朝圣”的对象。
　
1984年，李际宁来到北京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善本特藏部，便开始了这样的工作状态。
　
“我是1960年生人，1983年兰州大学历史系毕业，我的专业是历史学。”求学时李际宁很少接触古籍善本，参加工作后才大量接触，“感觉就是天书。在学校里学历史，一般接触比较多的是文献——很少接触原件。我们现在做的善本研究实际上是一个文物的研究，即研究书皮子——也就是文物本身，同时也要研究书的文献内容。

　　同时又要把二者相结合起来做研究。”古籍善本因为数量稀少、文物价值高，大多价格不菲，李际宁所研究的敦煌遗书，则价格尤为不菲。目前拍卖会上的行情显示，敦煌遗书每卷的价格在五百万人民币左右。
　
刚刚来到善本部时，善本部有七八个小组，每组有十几个人，大家研究的课题都不一样。到1989年，“带我做研究的是方广锠先生，他研究‘敦煌遗书’很多年。”敦煌遗书指敦煌藏经洞所出公元四世纪至十一世纪的古写本及印本，“佛教初传中国时的佛典原物并没有留传下来，目前我们能够见到的最早的纸本佛典，是由吐鲁番出土旅顺博物馆收藏的西晋元康二年写的《诸佛要集经》，这是公元296年写的，可惜只剩若干残片。传世最多的早期写本实物，就是公元四世纪到十一世纪的“敦煌遗书”，两汉以后，书写不仅成为中国书籍的主流，到唐代以后，又产生了雕版印刷和以后的活字印刷，那以后的书籍就多了，佛经也多多了。

　　比如我们馆收藏了一件《四分律》，这个《四分律》是417年——五世纪初的东西，这件写本是在全世界已知的早期有纪年的书籍之一，也是我们国内有明确纪年比较早期一件。”国内也有很多没有纪年的书籍，它们看上去字体很古老，但对于研究者而言，有没有纪年题记，“价值就大不一样”。

　　二
　

　　李际宁1984年10月底进入图书馆工作，正好赶上筹划第二年一个重要的展览。“1985年，文化部应香港方面的要求——1985年10月，在香港举办一个大型的中国书籍展览——希望文化部在这次书展中举办一个中国古代书籍史展览。”北京图书馆承接了这个项目，李际宁就开始和先生们一起把这个展览搞起来，“这是我了解中国古代书籍历史的入门课。”

　　
关于敦煌古籍研究、整理的工作流程，李际宁逐渐有了清晰的线索。“首先是做文献研究：第一是‘摸’我们本馆的书。

　　第二是大量翻阅各种各样的传世文献或者是考古文献，这样做综合性的比较。第三才是行万里路，去做考察。”“摸”很重要，它代表一种气氛与时间，“敦煌学——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它是综合性学科——现在叫‘敦煌学’，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叫法，但不是一个很科学的名称，它里面涉及到的学科很多，比如说历史学、文学、宗教学、天文、地理，乃至于少数民族文献、西北史地都涉及得到。我本人涉猎，只是其中一个分支——文献学——的一部分。

　　敦煌壁画和石窟寺，敦煌的历史、地理，还有唐代的历史和法律，这些都不是我的研究范围——那我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是吧——所以我也就图书馆学范畴内，就它的文献来做一些研究，做一些摸索。学术研究一定要跟日常工作相结合。”李际宁和同事们的实际工作，并没有常人想象中的浪漫，大多数时间，人都是在资料和文献的故纸堆里静静沉潜。

“这行没边，你上路有的时候快一点，有的时候慢一点。像我这个比较愚钝的人，只能说慢慢摸。”李际宁坦言，大部分人家里面，不可能收藏那么多古籍，平常百姓可以培养文学素养、培养史学素养，但是不一定有条件接触到那么多的古籍文物本身。“如果不是工作关系，我可能一辈子也没有机会接触那么多古籍，所以，在这儿（国家图书馆）慢慢浸、慢慢泡，还有先生们的教导和同事们之间的交流，慢慢地才能这样吧。”慢慢地，这是他承认最有效的方法。

　　三
　

　　“老国图”的地理位置在北京市中心的文津街上，比邻北海公园。因为位于白石桥的国家图书馆办公区此时正在装修，李际宁的办公地点又搬回了“老国图”，他的窗口对着一棵古树，“那树看着我长大的。”在国图工作三十年，那棵树的粗细似乎都看不出什么变化，把人的一生投掷到自然世界里，倏忽间就沧海一粟起来。
　
“我们过去的名字叫北京图书馆，1988年改名中国国家图书馆，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馆名叫北京图书馆，但是对外一直领国家图书馆的衔——对外就是中国的国家图书馆。

　　民国时期，它实际上也是我们国家最大的图书馆，再往前追溯，清朝末年，光绪年间要学西洋，在罗振玉这些大臣们的呼吁下，成立了京师图书馆。成立京师图书馆，第一批的书从哪里来呢？那时候清政府学部的报告里就写：‘要拨内阁大库藏书、南学图书、永乐大典、敦煌遗书、文津阁四库全书等等，入藏这个馆。’所以，这些藏书就是属于这个馆的基础，从那以后历任图书馆的领导和馆员多方采访，还有各方面热心人士的捐赠，形成了这个馆的藏书。”梁启超是今日中国国家图书馆第一任的馆长，“他把自己藏书和拓片等收藏品都‘永久寄存’于本馆。‘永久寄存’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无条件送给你了’，他包含的意思是：这批书不可以散。”
　
入到国图的书，就不会再散出去。国图所藏的敦煌遗书共有一万六千余件，“约占敦煌遗书总数量的四、五分之一吧，其余的，流散在海外或者散落在民间。”李际宁专注于研究敦煌遗书与佛经版本，“佛教文献这一行，过去是教内人做研究的多，但是自明末清代以来，中国佛教衰落得很厉害，佛界对学术的研究是下滑的。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佛教稍有振兴，一些学者佛教研究水平很高。民国又成立了中国佛教协会，各地也培养出一些大师，这些大师们很重视佛教文献的研究，为我们今天佛教研究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不过，毕竟我们国内收藏佛教文献非常少，长时间以来，我国佛教文献的研究还比较薄弱。”1997年到1998年之间的半年，李际宁去了日本访问，目的地是龙谷大学。“龙谷大学属日本的西本愿寺，本愿寺宗主大谷光瑞曾经组织力量在新疆、甘肃调查吐鲁番文书和敦煌遗书，他们收藏的敦煌学的资料也很丰富。”日本龙谷大学的资料很多，这让李际宁非常兴奋，“学术是给有准备的人提供资料。

　　你做过这个课题的研究，哪怕当时没得出结论，没有结果，但是你下次再看到这些资料，一点点积累，最后才可能有成果。如果你没有做过这样的研究，这个资料在眼前晃过去你也不知道它的价值。在资料收集方面，日本的条件确实不错。”

　　四
　

　　李际宁本人并不信仰佛教，但是他理解信教者的心态。不过，学术研究与信仰有时会有一点矛盾：两者对佛经研究的态度不完全一致。
　
比如李际宁遇到过这样一些问题：一部分教内人士，在佛教典籍的研究上，不能接受“校勘”这件事。“比如说，很普通的文献研究，都要面对校勘。所有的文献在流传过程中都有可能产生误抄误刻，为改正这些错误，就需要校勘。

　　佛教典籍在流传过程中，也会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常常在敦煌佛经中看到某某一校、再校这样的校勘衔名。这在古代也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近年，国家推进古籍普查和保护，李际宁也参与过一些培训授课，授课时有人表示一些疑虑：‘李老师，佛经都是佛金口所说，你们校勘，是不是可能出现随意改动的问题，有否不太恭敬？’”李际宁认为，“信教者自有他的宗教情结，他有宗教情结的时候，进得去，但是，如果他没有科学的眼光，就出不来，不能认识到每一个经典，每一本书，在流传过程中间都有可能产生错误。历史流传下来的东西，不同的时期，就有不同形态，不同的形态怎么出现呢，有什么历史背景呢，你要在一个大的文化宗教背景下去考察，或许你就可以得出一个科学的东西了。”据李际宁了解，现在国内高等院校允许僧人进入，作为高校的执教老师，“他们（教内人士）在做佛教文献研究的时候，就可能有很好的基础，因为他在教内，对一些佛教的思想、哲学、义理接触多，对佛教经典更熟悉，加之用科学的方法训练和研究，对佛教文献的研究将是有力的推进。”
　
研究工作更像是一场科学的实验。“比如我们需要借助仪器，来分析纸张的纤维。”当我接过李际宁递过来的一个迷你显微镜，放置在一卷敦煌遗书上，纸的纤维像丛林般出现在视线里，“除了历史常识告诉我们这可能是什么纸张，我们还要借助这些仪器，观察和分析纸张和写经的关系。”借助仪器，可以观察得更“清楚”一点。

　　文物研究是如此，文献研究竟也是如此，“每解决一个问题，写一篇论文，就是做一场‘科学试验’，需要将方方面面的资料收集排比，分析研究，考察材料之间的关系。

　　中国古代文献里提到过很多种纸张的名称，但是我们很难认定摆在我们眼前的是什么纸，是否能够对应古代的名称，我们没法直接说：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某某种纸。”他把学术研究当成“没有边界”的学问，大量的可能性与未知正摆在眼前，所谓的“严谨”也恰恰是“未知”与“可能性”渐渐拼凑而成。
　
李际宁，1960年4月出生，江苏省兴化市人。1983年兰州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现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善本组工作，研究馆员。中国图书馆学会会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上海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长期从事敦煌遗书及佛教大藏经整理与研究，多次访问日本有关学术机构、图书馆、寺院。著有《佛经版本》（江苏古籍出版社）和《佛教大藏经研究论稿》（宗教文化出版社）及相关学术论文，参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出版编辑工作。

本文转自“古籍”公众号

▽ 西南边疆精选拓展阅读 ▽

• 韩茂莉 | 历史时期中国疆域伸缩的地理基础

• 张黎波 | 陈灿宦滇述论
  

• 王明珂 | 田野、文本与历史记忆
  

• 徐冲 | 历史书写与中古王权
  

• 赵世瑜 | 明朝隆万之际的族群关系与帝国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