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02—1904年、1906—1909年，德国建筑师伯施曼两次前往中国考察，1927年出版的《中国建筑陶艺》便是其研究成果之一。本书致力于中国砖石建筑的装饰研究，是西方汉学界和建筑学界系统研究中国建筑陶艺——尤其是琉璃等构件——的代表作。——编者恩斯特·伯施曼（1873—1949）中国古代建筑以“间”为基本单位，主要由木质的柱、梁以及柱间的门窗等构成 ...

　　

1902—1904年、1906—1909年，德国建筑师伯施曼两次前往中国考察，1927年出版的《中国建筑陶艺》便是其研究成果之一。本书致力于中国砖石建筑的装饰研究，是西方汉学界和建筑学界系统研究中国建筑陶艺——尤其是琉璃等构件——的代表作。

——编者

恩斯特·伯施曼（1873—1949）

中国古代建筑以“间”为基本单位，主要由木质的柱、梁以及柱间的门窗等构成。中国的寺庙和宫殿，无论是小巧玲珑的楼宇还是雄伟恢宏的大殿，无不如此。因此，说中国建筑是木结构建筑，一点也不为过。不过，虽然每间房的主体框架是木料，但与之衔接的下部结构、建筑物侧立面及背立面框架内的填充物，却会使用很多结实的建筑构件，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是屋顶的瓦。如此看来，在中式建筑中，砖石与木材的地位是不相上下的。越是留心中国住宅的附属建筑部分——街道和住宅之间的院墙、门宇、楼梯和铺石路面、屋顶平台、祭台以及花园中由砖石制成的精致装饰物，就越觉得如此。我们再想想高大雄伟的庙宇和北京的紫禁城，想想它们那壮观的城墙和台基，以及牌楼、陵园、祭坛、钟楼塔楼、桥梁乃至长城，就不难发现，中国的建筑大都宏大雄伟，而且越宏伟的建筑越倾向于采用砖石结构而非木质结构。

山东泰山脚下的门楼。门楼上面刷灰，三座门楼均由石头砌成，据推测建于明朝时期。墙面凸起的附墙柱、斗拱和檐下浅浮雕均由黄色和绿色的釉陶制成，屋顶挂满琉璃瓦件。

北京皇城内的一座琉璃门。约建于18世纪，挂有黄色和绿色的琉璃瓦，大理石柱础，红色抹灰底层。墙面上下共有两处线条清晰的纹饰，左右两侧各有细长的柱子，中间部分为主要的装饰区域。四周施釉，并刻画出一道道条纹。门口上方置有陶片，额枋出头，构成门梁，与墙相连接，成为另一处装饰。檐下的斗拱十分精巧，小巧的造型衬托出屋顶的大气，而屋脊上活泼的龙吻与脊兽又使整体庄严的气氛有所调和。

四川成都府关帝庙大门。该建筑为砖瓦结构。关帝被认为是战神及军事家的代表。该建筑与图9、图10一样，是典型的由方形面砖和薄砖组成的墙面。拱形门上方的券脸石、屋顶下方的阑额部分都由陶制面砖构成。屋脊与屋顶雕饰材质为陶和石膏。中门上方有一块匾额，上书“关帝庙”三个字，两侧门上写着“经天”“纬地”四个字。该建筑上还有四幅竖联：中间两幅是对这位活跃在公元200年左右的英雄人物的赞颂；侧面两幅大意是这座建得美轮美奂的庙宇可以永沐日月光辉。

除了石灰、沙土和糯米砂浆外，天然石材也是一种坚固的建材。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山区都有上好的石材。这些石材不仅供山区附近使用，还会被运到远方，经加工、打磨后制成完美的作品。人造砖瓦材料在建筑中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众所周知，砖瓦的使用范围极为广泛，除了中华文明主导的东亚文化圈外，陆地上大部分人类居住的地方都有砖瓦的影子。从地理条件上来说，广袤的中国大地富含烧制砖瓦的原料——陶土，其总量之大，远非世界其他国家可比。所以中国各地很早就已经广泛制造和使用各式各样的砖瓦材料了，最初几个朝代的建筑基础就是砖瓦。

中国境内，面积巨大的黄土区及黄河流域的平原均富含陶土。按今天的观点来看，黄土区形成的原因，一方面是风裹挟的黄土覆盖并沉积在整片群山或部分山坡上，另一方面是发源于西北的黄河，“卷”着黄土滚滚而来。数千年间，因河水改道，洪水泛滥，也把黄土带到了平原。这片平原区从北京往南，从西边的山脉一直延伸至东边的大海，是中国特有的景观之一。包括甘肃、陕西、山西在内的西北部，直隶、山东的山区地带以及长江下游的大片黄土区都是由此而来。可以肯定的是，中华民族在中原地区创造了中华文明，或许他们不是最早的原住民，但他们创造的文明一直在发展、延续，这片地区至今仍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期间，西北群山又以相同的方式参与进来——沉积在山上的黄土随着河流来到了平原，这一过程从古至今从未停止。从建筑陶艺的角度来看这种现象，我们便能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中华文明在发展初期就有以黄土为原料的砖结构建筑艺术。在当下的许多建筑形式中，这种具有地区属性的特殊砖结构建筑艺术的影子仍然可见。

陕西西安府一座寺庙内的碑楼。碑楼由砖瓦和雕纹陶瓦建造，碑楼内有一龛，龛内嵌有石碑，外形美观。龛下方的栏杆与两侧墙内侧垂直，碑楼两侧及上方都有带精美镶边的字联。横批模仿木质匾额的样式，而竖联则仿照绣字的绸缎带（其顶部的抓手用于悬挂，底部的托座则用于固定）。横批两侧有深浮雕，刻画的是假山、莲花及其枝叶，与拱券的纹饰遥相呼应，且延续了上方仿垂花门花罩、平坐与阑额等部分装饰的动态感，与字幅构成一条富有活力的水平线。高度精美的漩涡纹与自然的叶形纹交错分布：有的地方有两处，有的地方有三处；有的地方窄，有的地方宽。两层斗拱之上，檐口与垂脊相接，正脊到檐口之间的屋顶被几条横向的装饰隔成几部分，最后屋顶通过装饰丰富的正脊完成鲜明的收势；翘起的戗角与正脊两端的龙吻则突出了屋顶的边界。碑楼约建于1800年，外观与图13中的很相似，但在艺术价值上明显有更高的造诣。

四川西部大邑县和灌县之间的董家宗祠大门。图32中的祠堂位于大邑县和灌县之间，大门为牌楼样式，开了三个拱形门洞，还有两个侧翼，整体分为五部分，屋檐则分三级。加上通过刻有“旋转花”的圆形雕饰与侧翼墙相连的两段墙，整个大门足有七个部分。其中挂着字联的砖柱，立有狮、象的门枕石的设计，以及字联、雕饰、两侧影壁墙、屋顶檐角的布局，都与图27、图28十分相似，但整体构造和布局却更加明晰，且有十分漂亮的蓝色彩绘。门后阔叶树旁是几株香蕉树。

四川自流井沿滩镇禹王宫入口。该建筑的建筑材料为石头、陶塑、石膏及碎瓷片。竖匾上的字为“禹王宫”；横匾为“继帝开王”，指大禹上承舜帝，下开王朝之制（夏朝）。

在由风力形成的黄土区，除了砖结构建筑外，木结构建筑同样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而在更广阔的平原地区，因冲突、争斗不断，砖瓦结构建筑则更占优势。我在山东省境内的京杭运河和黄河交汇处附近，就发现了一种非常突出而且已经发展成熟的砖瓦建筑艺术，其建筑物装饰得非常精巧美丽。《中国建筑》一书的“圬工建筑（Massivbau）”一节中就有这种建筑的许多图片案例。似乎可以推测，黄河流域平原上的建筑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运用陶艺装饰了。可惜我只了解平原边缘的几处地方，认识十分有限，目前只能囿于猜测。在较大的城市里，主要是河南的彰德府和开封府，我发现了产自早期且更具价值的陶制建筑部件。平原地区建筑用的陶艺其实非常少见。平原地区水资源丰富，适合农业生产，战乱频仍，自然灾害不断，无数房屋因此被毁坏。之后，人们只好在别处重建家园，他们身心俱疲，满足于基本的建筑结构，已经没有更多热情和信心去追求精美的建筑艺术了。与之相反，局势相对稳定的黄土覆盖地带就具有较好的条件。在山西，当然更多的是在陕西，雄伟建筑和简易小楼都很多，无论是哪一种，我们都能从中发现一些陶制结构，它们延续至今并且已经成为当地特有的艺术形式。在政治和文化中心，如山西的太原府、山东的济南府及其周边地区，陶艺作为建筑艺术的一种手段应用得十分广泛，在中国的首都北京，这一点尤为明显。

河南开封府鼓楼局部。该建筑为鼓楼拱门的上层结构，位于河南开封府中心，建造时间应是17世纪。拱门上方，由砖及陶塑制成的铺作层、屋顶和带有纹饰的正脊应有尽有；上方是经装饰的栏杆和三座十分逼真的陶制小门楼，小门楼之间通过连廊连接。背景中便是多层的木制鼓楼。匾额上写着“声震天中”四个字。

山西太原府双塔寺大殿屋顶。寺庙庭院内的一座双层大殿，每层有三扇拱门，这种并列的、富有纵深感的拱门，常见于西北各省黄土区，以当地的窑洞和拱券式住宅的拱门为蓝本，这也是中国的发明。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铺作层中间位置，其斗拱模仿了角科斗拱，显得十分别致。同样的内容也出现在图119的单层偏殿上，斗拱朝向主庭院两侧，护卫着主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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