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基本信息：　　作者：徐坚 著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5月　　版次：1　　印刷时间：2021年5月　　印次：1　　ISBN：9787532599288　　作者简介：　　徐坚，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现任上海大学特聘教授。曾任美国巴德学院访问助教授、法国人文研究基金会爱马仕学人、中山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驻院学人和日本创价大学访问教 ...

　　基本信息：

　　作者：徐坚 著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5月

　　版次：1

　　印刷时间：2021年5月

　　印次：1

　　ISBN：9787532599288

　　作者简介：

　　徐坚，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现任上海大学特聘教授。曾任美国巴德学院访问助教授、法国人文研究基金会爱马仕学人、中山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驻院学人和日本创价大学访问教授。曾主持英国大英图书馆、美国温纳一格兰人类学研究基金会、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和日本住友财团等资助的多项研究计划。专业领域包括考古学、艺术史、早期文明研究、物质文化和文化遗产研究。近期研究兴趣包括中国考古学史和博物馆史、以器类和工艺为中心的物质文化研究、南中国和东南亚大陆地区的青铜时代考古、区域研究和濒危文化研究。

　　内容简介：

　　本书以考古学文化系统理论为主要框架，从技术－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三个层面重新阐释东周之前的青铜兵器。在技术层面上，本书规避了蒙特柳斯式类型学的社会化大生产和渐进演化等预设观念，采纳兼具通则观念和历史特定性考量的物质文化分析方法，提出了青铜兵器形式风格的功能化和美术化两个倾向。在社会层面上，本书提出物质性、文化性和后过程性三种情境概念，提炼出戈－矛组合和钺－刀组合等社会等级表达方式，揭示了作为社会区分标识的物质的内部多元和复杂程度。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本书尝试以认知考古学和反身考古学思路局部复原青铜兵器的文化归属、性别认知和信仰与禁忌。对与铜兵长期并存、相互影响的另一条线索——玉兵的讨论表明早期中国礼制体系的多元和互动本质。因此，本书提出，青铜兵器就是青铜礼器，单纯依靠唯一材质甚至唯一器类复原早期中国礼制制度是危险的。针对宾福德的经典理论，本书在方法组合、系统的界定、考古学观察的适用范围等方面也做出相应调整和完善。

　　目录

　　初版序 （李伯谦）i

　　初版致谢 i

　　修订版自序 i

　　引 论 考古学文化系统观念下的青铜兵器 1

　　0.1 超越物质形态的青铜兵器：从作为物证的物质走向超越文本的物质 3

　　0.2 重新观察青铜兵器的体系：宾福德的考古学系统观念6

　　0.3 研究范式的转型：学术史的观察8

　　0.4 青铜兵器的定名与分类18

　　0.5 东周之前青铜兵器的考古学文化系统观：结构与方法21

　　第一章 青铜兵器的形式分析：从蒙特柳斯式类型学到物质文化分析方法 26

　　1.1 形式风格分析的适用性和方法选择27

　　1.2 东周之前青铜兵器的形式谱系31

　　1.3 东周之前青铜兵器的纹样分析95

　　1.4 青铜兵器形态的功能化和美术化倾向 100

　　第二章 青铜兵器的社会层面意义：情境分析方法和不平等考古学 103

　　2.1 社会考古学、权力考古学和不平等考古学 104

　　2.2 界定考古学情境 106

　　2.3 作为后过程性情境的商和西周考古学 110

　　2.4 东周之前青铜兵器个案的情境分析 111

　　2.5 作为社会标识的青铜兵器 181

　　第三章 青铜兵器的精神层面意义：认知考古学或者反身考古学 184

　　3.1 认知考古学和反身考古学 185

　　3.2 青铜兵器的文化归属表达 189

　　3.3 青铜兵器的性别认知和建构 193

　　3.4 青铜兵器的禁忌和信仰 200

　　第四章 早期中国的玉质兵器：从辅助线索到多元景象 207

　　4.1 早期中国玉质兵器的发现和研究 210

　　4.2 玉质兵器的形态分析 213

　　4.3 玉兵的多元特征：以玉戈为中心 246

　　4.4 金石之缘 250

　　参考文献要目 256

　　插图目录 290

　　继续前行（代跋） 308

　　初版序

　　李伯谦

　　夏、商、周三代是我国的青铜时代，在长达一千五六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戈、矛、刀、镞、斧、钺、剑、殳等兵器一直是青铜器群中的重要门类，仅次于鼎、簋、鬲、甗、觚、爵、斝、尊、卣、壶、罍、觯、瓿、盨、簠、豆、盘、匜、钟、镈、铃、钲、铎、勾鑃等所称的礼乐器，在人们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同样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宋代的金石学、清末民初的古器物学以至于现代的考古学，对青铜兵器的著录、研究一直不绝于书。这些著作，随着科技手段的运用和研究方法的提高，通过摹绘、照相、工艺分析、成分检测以及分类、分型、分式和功能与使用方法的研究，不仅保存了大量有用的资料，也大大提高了我们对兵器的认识。但不必讳言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传统研究方法的束缚，这些研究大部分是就物论物，未能将所谓兵器放在特定的出土和保存环境中、放在更广泛的联系和社会背景中展开，因而所得出的结论，难免与其应该反映出的本质意义有一定的距离。

　　现在，摆在我案头的徐坚教授的《时惟礼崇：东周之前青铜兵器的物质文化研究》书稿，便是冀望摆脱传统研究方法藩篱，以新考古学主要代表人物宾福德的考古学文化系统和层次理论为指导，从全新的视角出发，尝试对商和西周青铜兵器展开全方位研究的一部著作。正如徐坚在《引论》中所言，在这个观念下，对兵器的研究“就不能以传统的类型学区分和综合的方式完成，而纾解这一困局的方法取向就是物质文化研究方法”，而所谓物质文化研究方法，“具体而言，就是在宾福德的考古学文化系统和层次理论基础之上，分离出青铜兵器分别作为器具、标识和象征的表现，在不同的层面上，即不同的情境中，运用不同的方法，从物质回溯技术、经济、社会和精神”。看一看本书的章节结构，我们即可知道，徐坚是严格按照他选定的理论体系和方法展开研究的。

　　以“考古学文化系统观念下的青铜兵器”为标题的《引论》部分，在追溯和反思中国青铜兵器研究历程的基础上，着重从方法论角度阐释了考古学文化系统观念的要点，即“超越物质形态的青铜兵器：从作为物证的物质走向超越文本的物质”“重新观察青铜兵器的体系：宾福德的考古学系统观念”“研究范式的转型：学术史的观察”“青铜兵器的定名与分类”，和“东周之前青铜兵器的考古学文化系统观：结构与方法”。通过这五个小节的阐述，作者强调，自己对东周以前青铜兵器的研究，不是简单地、僵化地、孤立地将其当作物证的“物”的研究，而是像宾福德考古学文化系统理论要求的那样，将其放在特定的事物的联系中，特定的社会情境中，分为技术经济的、社会的和精神与意识的三个不同层次的研究。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们看到的青铜兵器就不仅仅是具有杀伐和防卫功能的武器，而且是具有标识和象征意义的礼器，在一定程度上还反映了某种精神和意识。《引论》既是本书的指导思想，也是本书写作的总纲。

　　第一章《青铜兵器的形式分析：从蒙特柳斯式类型学到物质文化分析方法》。本章分为四个小节，即“形式风格分析的适用性和方法选择”“东周之前青铜兵器的形式谱系”“东周之前青铜兵器的纹样分析”和“青铜兵器形态的功能化和美术化倾向”。该章对考古类型学创始人蒙特柳斯的类型学对考古研究的贡献和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检讨，倡导从遗物的形式分析发展到物质文化的分析，并选择戈、矛、铍、钺、刀、镞、剑、盾、胄等青铜兵器进行了形式划分，建立了形式演进谱系；选择戈、钺进行了纹样分析。由于作者熟习传统类型学方法，又经过物质文化分析方法的熏陶，他对这些兵器形式、纹样的分析，并未停留在外在表现的分类与演化上，而是进一步揭示出其形式、纹样演化的功能化和美术化两种倾向，及其兼具的“器具”和“符号”价值，认为“两者贯穿了青铜兵器生产、流通和使用诸环节，青铜兵器的形态也是功能与形式、实用与非实用、标识与象征等多个侧面考量和角力的结果”，并指出“长期以来的研究过度关注作为实用器具的青铜兵器，往往忽略青铜兵器的‘符号’价值，或者至少认为非实用价值在考古学中是不可见的，但是形式分析却揭示出可接触性”。不过他又提出，“更全面地揭示青铜兵器的‘符号’价值有待于考古学研究超越形式分析”。虽然在青铜兵器的研究中，也有学者很早就发现了商晚至西周墓葬中出现的毁兵和冥器化现象的象征意义，但总体上毕竟注意不够，徐坚的批评是对的，提出的要求是正确的。

　　第二章《青铜兵器的社会层面意义：情境分析方法》。本章分四个小节，即“界定考古学情境”“作为学术史情境的商和西周考古学”“东周之前青铜兵器个案的情境分析”和“作为社会标识的青铜兵器”。其中，第一节是阐明什么是考古学情境及考古学情境分析的要点；第二节是对商周考古研究方法的反思，批评研究中的编史倾向和以文献为主导的倾向；第三节分量最大，是运用情境分析方法对偃师二里头、盘龙城、新干大洋洲、益都苏埠屯、安阳殷墟、长安张家坡、洛阳马坡与北窑、曲沃天马—曲村、宝鸡纸坊头、宝鸡竹园沟与茹家庄、北京琉璃河、浚县辛村、平顶山、上村岭、曲阜鲁故城等十几个商周墓地墓葬的个案分析；第四节是讲通过青铜兵器在墓葬中的组合、空间分布特征及规律的情境分析，反映了怎样的层级、礼制等社会标识，指出“青铜兵器就是青铜礼器”。

　　第三章《青铜兵器的精神层面意义：认知考古学或者情境考古学取向》。本章也分为四个小节，即“认知过程主义考古学和情境主义考古学”“青铜兵器的文化归属表达”“青铜兵器的性别认知和建构”和“青铜兵器的禁忌和信仰”。第一节着重阐明什么是认知过程主义考古学、什么是情境主义考古学以及两者的关系，表明自己对东周以前青铜兵器精神层面研究遵循的原则。第二节，以柳叶形短剑为例，阐明在一般情况下，作为文化归属指征符号的价值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域会发生改变，指出“在厘定作为文化归属指征物的青铜兵器上，由于青铜兵器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而不涉及青铜兵器的形态、产地及生产传统，所以，形式分析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真正具有区分价值的是使用方式，因此我们仍然需要从组合和空间着手”。第三节，着重阐明青铜兵器在一般情况下具有性别认知的价值和意义，但这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墓葬随葬兵器是相当复杂的，有一般规律，也有特殊性，关键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第四节，指明作为思想性和观念性表达的偏好、禁忌和信仰，在墓葬随葬青铜兵器上是可以观察到的，但研究又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墓葬器物组合和空间关系与禁忌和信仰之间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因为“禁忌和信仰的流传范围和时间是变化的，既有可能广泛见诸共存的不同族群，或者在特定族群中延续相当长的时间，也有可能在族群、阶级或者年代上极其受限，甚至不排除是由特定的历史原因或者个人原因造成的”。

　　第四章《早期中国的玉质兵器：从辅助线索到多元景象》。本章也是四个小节，即“早期中国玉质兵器的发现和研究”“玉质兵器的形态分析”“玉兵的多元特征：以玉戈为中心”和“金石之缘”。第一节和第二节在玉器研究的论著中司空见惯，不必多言。第三节，着重强调“无论是玉兵的形式风格分析，还是对其形式风格形成的历史情境考察，都揭示出玉兵是一个复杂的集合概念，其界定建立在外部形态特征判断标准之上，因此玉兵内部高度分化，不仅在是否具有礼制意义上各不相同，在礼制意义的具体指向上也不统一”。第四节，是想说明，“作为辅助性线索，玉兵并不是独立于铜兵之外的平行发展线索，两者之间存在双向、复杂而动态的关系”“玉兵和铜兵在形态上存在交互影响，即在不同的情境之下可能互为原型，不同的模仿过程可能揭示青铜时代文化的不同侧面”；“金石之间并非只有替代、模仿或者更迭的关系，它们也可能合为一体”；“通过揭示青铜时代的金石之缘不是金石更替，而是金石互补的过程，我们可以更深刻地认识青铜时代的社会和精神表达的多样性。玉兵作为铜兵的辅助性线索，而不是被替代的历史孑遗，吁请我们关注与金石并存的多元线索，并再度提醒我们，单单依据铜兵，甚至铜器就复原青铜时代中国，是片面甚至误导的”。

　　以上我不厌其烦地对本书的引论和各章节的内容作出扼要介绍，是想告诉大家：这是一部以西方考古学理论、方法为指引，全面、系统研究我国商周青铜兵器和玉质兵器的著作。书中对铜兵、玉兵的类、型、式划分我是比较熟悉的，除个别地方（例如将大洋洲墓葬的双面人首形神器归入青铜面具）尚需商榷外，总体上看可以成立，挑不出大的毛病。至于运用物质文化分析方法、情境分析方法推导出来的那些涉及技术与经济、社会和精神层面的结论，则令我眼界大开、思路大开：研究的指导思想变了、方法变了，原来可以得出这么多想不到的新见解、新论断！就我读后的感想而言，至少有以下几项令我印象深刻、受益匪浅：

　　一、类型学和地层学一样，也是近代考古学两大理论支柱之一，类型学自传入中国以后有长足的发展，它在构建考古遗物、遗迹的分期和谱系上发挥了重大作用，这是学术界有目共睹的事实。但仅仅固守类型学对遗物、遗迹的分类和型、式划分，我们看到的只能是它们的外在形态，而难以从中发现更多的信息并推导出更多的结论。本书引入国际考古学界流行的物质文化分析方法、情境分析方法对商周青铜兵器和玉质兵器进行研究，并将这种研究细化为“技术经济的、社会的和精神与意识的”三个层次，是将国外考古学理论方法与中国考古实际相结合，指导中国考古实践的具有创新性的尝试，值得肯定，值得提倡，值得学习。

　　二、青铜兵器的原本功能无疑主要用于杀伐和格斗，但随着时间、地域、时势、具体出土和存在情境的变化，它就逐渐被赋予了身份、地位、职业、性别、礼制等具有标识和象征符号价值的意义。从这个角度讲，“青铜兵器就是礼器”的命题是可以成立的，研究者可以由此出发，通过墓葬出土的青铜兵器去探索其背后隐藏的、从一个侧面反映社会状况的“礼制”。

　　三、墓葬随葬青铜兵器不仅是墓主人身份、地位、职业的标识和特定礼制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反映了一定的精神、意识和思想。商周时期墓葬中出现的毁兵现象，包括青铜兵器在内的铜器明器化现象，究竟反映了什么禁忌和意识，许多学者结合古代文献记载做过探讨，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迄今未形成共识。本书辟专章、专节讨论这一问题，但亦无定论。精神考古已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将本书阐明的研究方法与考古学、历史古文献学、民俗学、神话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密切结合开展研究，也许是解决这类问题有效的途径。

　　四、将玉兵作为辅助线索开展青铜兵器研究别开生面，有助于青铜兵器研究的深化。有些玉质兵器（以玉钺、玉戚、玉矛、玉刀为例）的出现早于同形制的青铜兵器，由于其材质的珍稀，一开始似乎就是作为礼制组成部分的仪仗使用的。因此进入青铜时代以后，有的青铜兵器仿照玉兵的样式铸造，很可能一开始就具有了和玉兵相同的功能。当然，玉质兵器也模仿青铜兵器，不过随着玉兵本身的分化，例如西周时期大型玉戈和小型玉戈的分化，作为佩饰器组件的小型玉戈虽还保留戈的基本形制，但已失去原有的礼器的功能，而转换为装饰的一部分了。在这里可以看出，类型学的分型、分式和情境分析在推断玉戈等玉兵的功能变化上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这本著作对我的启示作用当然还有许多，需要慢慢咀嚼才能享用。但也不是说在所有问题的认识上没有一点相异之处。实事求是而言，除前面提到的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那件被称为双面人首形铜器我不认为是一般的面具之外，书中对中国考古学存在以文献为主导的倾向的评价，我也不完全苟同。由于中国有大量古代文献留传下来，又不断有地下金石简牍文字出土，历来即有根据出土古物古文字证史修史的传统。在以田野调查发掘为特征的考古学传入中国之初，受原来金石学、古器物学研究方法的影响，难免会出现一些这样的现象。但从中国考古学几乎是和古史辨伪运动同时兴起的产生环境及其发展历程和主流来看，并不存在让文献牵着鼻子走的倾向，从李济、梁思永到夏鼐，掌握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逾半个世纪的领导者都是受过西方学术训练、从国外回来的，他们自己不会这么做，也不会给单位和别人开绿灯。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国策以来，国外考古学理论方法一波又一波传入，在国内大展拳脚，也不可能再有围着文献打转转的环境，即使个别学者对此情有独钟，也改变不了考古学发展的主流。我自己认为：无论是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还是就整个世界而言，对古代历史的记述，无非是三个系统，一个是从口耳相传的传说到文献史学的系统，一个是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的考古学系统，再有一个即是从摩尔根的蒙昧——野蛮——文明到马克思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社会学系统。三者都是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从不同角度对社会发展作出的概括。三者都有自己的优势和不足，传说史学、文献史学起源最早，难免带有神话色彩和错记、漏记现象；考古学虽然依据的是古人留下来的真实的遗迹和遗物，但对整个社会来说毕竟只是沧海之一粟，据此难窥全貌；社会学系统着眼的是社会发展大势，社会发展的阶段、规律构建起来了，生动、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却丢弃了。因此，三者应该是互补的关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关系，而不应该相互排斥。对考古与文献两者而言，文献只能提供线索，考古才能提供根据；考古不能排斥文献，但引用文献必先进行可信性研究。如果能正确处理好三者关系，尤其是考古与文献的关系，我相信这样复原的历史就有可能是有血有肉的、更接近真实的历史。

　　徐坚教授的这部大作是在他于北大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学位论文《战争与礼仪：早期中国的青铜兵器》基础上修改增补完成的，从那时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徐坚一直孜孜以求，心无旁骛，把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自己心爱的考古事业中，而他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把国外有代表性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介绍到中囯，让它们在中国考古学土壤上开花结果。据不完全统计，他已出版和发表的考古学著、译作4部，文章20余篇。两年前，他出版了对中国早期考古学史别开生面、卓有史料价值和理论方法建树的著作——《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当前这部著作则是他矢志将国外考古学理论方法中国化、为中国考古学研究所用的实践的结晶。徐坚成功了，祝徐坚不断有新成果问世，不断给大家带来快乐！

　　是为序。

李伯谦

2014年7月12日于回龙观通达园寓所

　　修订版自序

　　不觉间，《时惟礼崇》初版面世已有六年，库存早已售罄。究竟该重印，还是再版；究竟该保持原状，还是推翻重来，出版方和我都很踌躇。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修订版，就是我们斟酌再三的结果。

　　在过去六年间，我对东周之前青铜兵器的认识已经悄然改变。一方面，这得益于诸家考古研究所和博物馆慷慨给予我观摩田野出土或者库房收纳的大量样本的机会。尤其感谢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沈辰教授、芝加哥美术学院汪涛教授、哈佛大学美术馆杨妍女史，让我有机会一睹被《时惟礼崇》初版引用诸例的真容。沈辰教授邀请我系统研究皇家安大略博物馆馆藏中国青铜兵器，这成为我进一步思索青铜兵器乃至历史学、考古学和艺术史上的物质文化研究的突围之路的契机。另一方面，我对青铜兵器之外的其他物质文化的研究，以及对考古学和历史学理论的思索，也改变了我对青铜兵器的整体评估。四十多年前，在《走向社会考古学》（Approaches to Social Archaeology）中，伦福儒提到，考古学的进步，必须果决地冲击传统考古学的两大支柱——实证主义和功能主义，建立起六种过程理论：前埋藏、埋藏、后埋藏、获取、分析和阐释。姑且不论具体解决方案，伦福儒对于考古学研究的症结的分析是切中肯綮的。任何简单直白的由物及人、由物及文化的预设都是错误的。伦福儒提出了六种理论，这至少表明，当下的读者无法仅仅通过对形态和纹样的描述，对技术痕迹和合金成分的分析，就能还原过去的行为者对青铜兵器的功能、价值和意义的认知。如果这个流程的每一个环节都不仅仅只有一种声音，而是言人人殊，又将何其复杂！受到福柯的“断裂史”和“有效史”的影响，我阐发了物质文化的言前、言面、言下和言后之意的交错，用在铜鼓和金村器群等主题上。这个观察路径当然也适用于青铜兵器的研究，它将更系统地呈现在我未来的写作之中。

　　作为作者，最大的遗憾莫过于“写定离手”。罗兰·巴特提出“作者已死”，就道破真谛。作品一旦完成，作者在作品的生命史上的使命就终结了，理当鞠躬离场。未来无论毁誉，作者都无力左右读者如何阅读作品，而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重塑了作品。如果在作品出版之后，作者的认识也与时俱进的话，这种遗憾和忧虑将益发明显。因此，即使可以在其他图录或者专著中白纸重写对青铜兵器的整体认知，我也仍然期盼有机会重为作者，作出必要的修正和改进。本书修订版的最终出版，尤其需要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吴长青先生和缪丹女史的支持和投入。在修订版中，我添加了一些近年才得以公布的案例，调整了若干理论和方法，以及梳理了全书的表述。

　　其实，我没有罗兰·巴特那么绝望，相反，我相信利科所说的“作者不死”，甚至，我认为“作者永存”。金石上的铭刻、纸帛上的墨迹，都试图诱导读者的阅读，乃至情感和智力的冲决方式，《时惟礼崇》也不例外。即将迎来百年华诞的中国考古学在建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上已经大获成功，我们如何能在丰富的地层学和类型学经验基础之上更上一层呢？在我看来，本书的初版和修订版略有差异，但是初衷从未改变，它们都是漫长探索中寻找锚定的一次又一次尝试。

2020年7月于宝山葑村

　　责编：韩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