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李永宪在考察岩画　　如今旅行者都将阿里作为寻访西藏的极西目的地，也许他们并不知晓阿里还是西藏岩画发现最早、数量最多的地区。早在上世纪之初，就有一些热衷于亚洲探险的西方人士在那片荒凉如“月球景观”的高寒之地发现过众多岩画。1900年，斯文·赫定在《亚洲腹地旅行记》里记述了“雕刻着几个拿弓的猎夫追赶着羚羊”的图像。1907年，奥古斯特·弗兰 ...

李永宪在考察岩画

　　如今旅行者都将阿里作为寻访西藏的极西目的地，也许他们并不知晓阿里还是西藏岩画发现最早、数量最多的地区。早在上世纪之初，就有一些热衷于亚洲探险的西方人士在那片荒凉如“月球景观”的高寒之地发现过众多岩画。1900年，斯文·赫定在《亚洲腹地旅行记》里记述了“雕刻着几个拿弓的猎夫追赶着羚羊”的图像。1907年，奥古斯特·弗兰克发表了他对阿里和拉达克地区岩画的临摹手稿。1937年，图齐在《穿越喜马拉雅》一书中提到在拉达克、西藏西部、后藏及东部都发现在岩石上雕刻的“大角野山羊，还有骑在马背上的人，进行战斗的武士，晚期还有塔的雕刻物。”
　　值得一提的是，弗兰克和图齐还是最早注意到阿里岩画与印度河上游岩画具有相似性的研究者。他们都认为，从印度河上游的拉达克到巴基斯坦北部分布的大量古老岩画，与阿里岩画在内容和风格上都有明显的一致性。而且，从阿里日土县的班公湖向西北沿印度河上游及其支流直至巴基斯坦北部的吉尔吉特，是西藏西部岩画的主要分布区。这对于探寻西藏阿里岩画的文化地理意义，无疑是一种有益的提示。
　　1950年之后，西藏岩画的发现研究进入了中国主掌话语权的时期。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内极少有人知道西藏岩画的情况。直到1985年的秋天，参加了当年西藏西部考古调查的摄影师梁宝成，向我提到他们在阿里日土县发现了三处岩画点，调查成果于1987年发表在《文物》上，那是由考古学者张建林等人撰写的《西藏日土县古代岩画调查简报》、《日土岩画的初步研究》两篇文章，这才第一次将人们的目光引向了高原的最西端。
　　此后我读到马丽华的《岩画的故事》，发现她所描述在古象雄故地的藏北尼玛县发现的加林山岩画，与阿里岩画有一脉相承的特点。1991年，我又听马丽华提到“齐吾普”这个班公湖北岸的岩画地名。我终于在1992年踏上了西行之旅，开始了为期数年的西部岩画调查。多年野外的艰辛换来了丰厚的成果：在阿里的日土、革吉、改则、札达等县，我们发现了20多处岩画，此外还有张建林、布赖查、顿珠拉杰等在阿里调查发现的多处岩画。据不完全统计，阿里地区发现的岩画已超过30个地点，记录的单体图像有数千个，阿里北部的日土县是岩画最为密集的地区。
　　西藏发现的古代岩画一般认为可以分为早、晚两个时期，早期岩画属于吐蕃王朝建立之前的早期金属时期（大约距今3000 ～ 2000年），晚期岩画一般被认为是佛教传入西藏之后的遗存。研究西藏历史的学者一般都认为，所谓早期金属时期这个时代概念，正好与西藏历史上的象雄时期大致吻合，而阿里岩画从图像内容和制作方法上分析，大多都属于西藏的早期岩画。
　　早在吐蕃王朝建立之前，象雄作为一个部落或部落联盟就已雄踞西部高原，它代表着比吐蕃时期更早的一个本土文化时期。把象雄作为区域性文化的代名词，则是因为象雄据信是西藏本土古老宗教苯教的最早流行区。而沃摩隆仁这个听起来遥不可及、且在当今藏、汉文献中都难以准确明证的地名，则是古老苯教的发祥地，在佛教传入之前，它无疑具有西藏本土宗教文化的重要代表性。
　　当然，还有研究认为，象雄有更为古老的象雄文和象雄语，象雄代表着远古游牧文明的实体。不过说到古象雄的地域，曾经请教过多位研究古象雄的藏族专家，都说古象雄还有里象雄、中象雄和外象雄之分，但关于象雄三地的具体域界则各说不一。
　　依据格桑丹贝坚赞的《世界地理概说》，大致可以为古象雄的地域勾画一个轮廓：象雄的最西端是汉文文献所称的大、小勃律，即今天巴基斯坦北部的吉尔吉特一带，后来称为巴尔蒂斯坦；象雄的南界则沿喜马拉雅山脉向东南方向延伸，包括今印度和尼泊尔的小部分地区；象雄的北界与葱岭（昆仑山、喀喇昆仑）及新疆和田地区相邻，向东包括西藏北部羌塘地区。
　　如果以上述象雄的地界为据，古象雄的中心区域正是今天的阿里地区，而在阿里北部的日土县，从西端的班公湖向西与印度河上游流域的岩画区连成了一个东西向的条形分布带；日土岩画向东则与革吉、改则等藏北羌塘各县的岩画也连接成了一个条形的延伸分布区。这样一个东西向的条形岩画分布带，正好与横贯藏北高原的班公错-怒江断裂带基本重合，在地理特征上，这是一个连绵不断的宽谷湖盆区，它使高原部落的东西向流动迁移有了畅通无阻的通道，千年来制作岩画的活动和那些制作岩画的人群沿此地形留下了呈条形分布的岩画遗存区，或许可以让我们窥见昔日象雄部落的些许身影。
　　在日土塔康巴等地点的岩画中，结队而行的侧身人物形象，被现今牧民称为“一条腿的人”。这些背负行囊、躬身向前的队伍往往排列成十余人或二十余人，他们应该是有组织的远足团队，其中有的人拄杖而行，大概是为了支撑长途旅行的疲惫。他们是往来于藏北高原与喜马拉雅南坡之间的商队？还是用高原湖盐和羊毛交换青稞等农产品的藏北牧人？或是用大、小勃律所产珠宝和粮食到高原来交换畜牧产品的域外商人？可以想见，象雄的文化是建立在一种十分丰富和开放的游牧经济基础之上的，长远距离的“贸易”则是游牧经济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
　　在现属巴基斯坦高原盆地的巴尔蒂斯坦仍有懂藏语的人，近年有学者认为其藏语中保存有一些藏北地区的安多方言，这是否表明早期高原与印度河上游乃至更远的中亚地区的文化接触，正是经由印度河上游和帕米尔高原而发生的？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与晚期岩画的佛教内容明显不同，阿里岩画具有高原原始宗教的很多特征。日月崇拜、生殖崇拜、动物崇拜等神灵崇拜的图像在日土岩画中十分常见，而在那些身形特异、身首披挂羽饰、手持圆鼓的“巫师”身上，我们很容易联想到苯教的早期形态。在岩画动物的鹿、鹰、牦牛的神格化、装饰化等表现手法上，则与中亚草原文化的动物风格相当接近。可以说，阿里岩画与早期苯教的关系、与中亚岩画的关系，比起任何一类迄今已知的西藏考古资料都要密切得多。
　　著名的象雄史、苯教史研究者才让太先生曾认为，古老的祆教（亦称拜火教）作为西藏西部的近邻大食（今伊朗地区）的强势文化，对古象雄的苯教产生过重要影响,随着古象雄“穹”部落后裔的东迁，以及由此产生的曲折历史和传说,那个遥远而模糊的象雄苯教发源地沃摩隆仁逐渐成为藏族先民对中亚历史地理的整体记忆。假若如此，是不是阿里岩画还有更多的信息等待着人们去探寻和解密？这应该是值得期待和努力的。

　　来源：华夏地理杂志（2013-0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