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鲁中齐盘（图一）

鲁中齐盘，浅盘，折沿。附耳外折，上饰卧牛。牛昂首向外，作嘶鸣状。圈足上饰三人蹲坐，五官、双乳、肚脐清晰，头顶盘底，背靠圈足，双手作抬盘状。盘外壁饰窃曲纹，圈足饰垂鳞纹，盘外底部有菱形格纹。内底铭文三行十五字，文曰：“鲁司徒中（仲）齐肇乍（作）盘，其万年永宝用享”（图二）。口径38.7厘米，底径28.1厘米，通高15.5厘米。

鲁中齐盘出土于鲁故城乙组墓（周族墓）M48之中，其时代约为两周之交或者春秋初叶，与盘同出铜礼器尚有鼎3、盨2、簋2、匜1、壶1、簠1、甗1。因该墓中所出鼎、盘、甗、盨上所铸铭文皆有“中齐”之名，故可以推断该墓主为仲齐。该墓所出鼎与甗铭文仅称“鲁中齐”，而盘与盨铭文称“鲁司徒中齐”，可知仲齐最后官至司徒。

鲁中齐盘形制大体与中原周文化一致，但在圈足上附加裸体人像则罕见于中原，反在莒文化中有类似者。沂源姑子坪周代墓葬M1时代大体与鲁故城M48相近，其中所出铜盘M1∶13圈足外侧亦附有三个裸人（图三），与中齐盘饰裸人像的作风一致。中齐盘上附加兽形钮亦罕见于中原，但在莒文化中较为常见。如沂源姑子坪M1∶13盘、沂水刘家店子M1∶41盆（图四）、M2∶11罍（图五），其器之上皆附有兽形钮。中齐盘在圈足上加裸人像，器耳上附饰卧牛，显然是受莒文化影响。

沂源姑子坪与沂水刘家店子墓地皆为莒国贵族墓，其中所出器物多为莒文化产物。根据史书记载，莒为东夷之国，其国力在春秋时代的山东半岛上仅次于齐、鲁两国，故其周边诸侯国贵族如遇变乱，常常选择奔莒避难。鲁国东部与莒接壤，在春秋早期，即鲁惠公至鲁桓公在位时，鲁、莒两国关系一度较为友好。《左传·隐公二年》记载，“冬，纪子帛、莒子盟于密，鲁故也”。纪、莒两国在春秋初不知何故关系恶化，鲁国遂在中间调停，令两国会盟于密地。《左传·隐公八年》记载，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来，以成纪好也”。鲁隐公因调停纪、莒争端之故，与莒人在浮来会盟。《春秋·桓公十二年》记载：“夏六月壬寅，公会杞侯、莒子，盟于曲池。”《左传》解释鲁桓公此举为“平杞、莒也”，即调停杞、莒冲突。因隐公四年（前719），莒国曾伐杞，攻占杞之牟娄，两国因此交恶多年。鲁桓公会盟杞、莒君主，调停两国冲突，而鲁人亦曾于桓公二年有伐杞之举，此次调停不排除鲁有偏向莒的可能性。

鲁故城M48时代下限约为春秋之初，恰是鲁、莒交好之时。墓主仲齐曾任鲁之司徒，为鲁国高级官员，或曾参与过鲁、莒会盟。仲齐为鲁司徒后，为纪念鲁、莒会盟之事，遂自铸铜盘，并在盘上添加莒文化因素，见证了鲁、莒之间的友好往来。

二 鲁伯者父盘（图六）

鲁伯者父盘，折沿，附耳。耳与沿之间有双梁，圈足里侧铸有八个楔状卯用以加固圈足，盘壁饰夔纹，圈足和两耳饰环带纹，盘底有对角形几何纹，盘内底铸铭文两行共十字：“鲁白（伯）者父乍（作）孟姬嫞媵盘”（图七）。器通高11、口宽37.8、腹深4.7厘米。

此盘出土于鲁故城甲组墓（商族人或商化夷人）M202之中（图八），时代约为春秋早期。该墓早年遭盗掘，与盘伴出铜礼器仅余盆1、舟1、匜1，仿铜礼器有陶罍两件。M202形制为一棺一椁，并且还有殉人一名，结合其中所余礼器，表明该墓主生前地位颇高，应当属于贵族阶层。

根据《竹书记年》《尚书》等史料记载，商王南庚曾迁都于奄，即今日曲阜或其周边地区，为商人经营东方的重要据点。自盘庚迁殷后，奄亦未被毁弃，而是由商王朝的东方盟友继续经营，并在奄都基础上建立奄国，其势力范围大致与后来的鲁国相仿。考古资料表明，曲阜所在的汶泗流域为商文化遗存较为密集的区域之一，尤其是在商代晚期更是出现如滕州前掌大、泗水窖堌堆、邹城西丁、兖州李宫、曲阜西陈等较高等级聚落，与史书所载相符。燕生东即指出，古泗水以东地区成为商王朝重点经营的区域，东方地区的晚商文化与殷墟文化较为密切。伯禽作为初代鲁公，如何治理境内众多的商族人及其夷人盟友，成为他首要考虑的目标。《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伯禽认为治理殷、夷各族，首先需要对其进行文化、精神改造，即所谓“变其俗，革其礼”，以周文化全盘取代本地的商文化。其父周公旦作为一名老练的政治家，对伯禽的社会改造不以为然，告诫他“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根据此段记载来看，伯禽后来治理鲁国以“启以商政，疆以周索”的原则，即在尊奉周人统治的前提下，殷遗民及土著居民皆可沿袭旧日礼俗。

鲁故城甲组墓，属于殷遗民及土著夷人，其墓地形制仍保留有商代遗风，常见有腰坑、殉狗，器物组合以酒器为主。根据20世纪70年代末以及2017、2018年的发掘资料来看，甲组墓一直从西周早期延续到战国初期，表明鲁城内的商、夷族群文化传统长期没有断绝。据《礼记·檀弓》记载，孔子告诉子贡：“夏后氏殡于东阶之上，则犹在阼也；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则与宾主夹之也；周人殡于西阶之上，则犹宾之也。而丘也殷人也。”孔子言语中透露其希望死后能以殷礼下葬，可见鲁国境内的商人族群仍保留旧日礼俗。《左传·定公六年》记载:“阳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诅于五父之衢。”亳社为商人祭祀之所，从中可知鲁之国人主体为商人和商化夷人，即文献所称“殷遗”，他们的信仰基本保留下来，而且其在鲁国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根据历年来对甲组墓的发掘情况来看，鲁城内的殷遗民族群聚族而居，基本沿袭旧日生活方式。曲阜老农业局东周遗址内存在商族人墓地，在2017至2018年的发掘中，发现墓地南部有车马坑（图九），为墓地的祭祀区，其中即有驷马一车者，其所附属的墓主生前或为高级贵族，表明鲁国的商族人拥有较高的政治地位。

M202早年被盗，器物流失严重，但仍能从劫余遗存中看出墓主生前的显赫。该墓与其附近的M201、203、204、205、206、208、211、213等构成一个墓群，显然它们同属于一个家族或宗族。此墓群中多一棺一椁者，并随葬有青铜礼器、仿铜陶礼器、玉器等高规格器物，表明该家族或宗族在鲁城内颇有实力。鲁伯者父盘做器人为姬姓贵族，属于鲁国统治阶层成员，其将女孟姬嫁于M202墓主，既有笼络墓主所在族群之意，或许亦有借嫁女之机“移风易俗”，以求商、周两族的和谐共处。

三 双环耳三钮盖长颈壶（图一○）

标本M58∶108，小口，环腹，圈足，肩部两铺首衔环，盖饰三兽形环钮，高33、口径10.8、腹径20厘米。该壶出自鲁故城乙组墓M58之中，大约为战国中期之物。

江陵拍马山楚墓M18亦出土有同类型壶（图一一），其形制侈口有盖，盖顶有三兽形环钮，圆腹圈足，腹部有铺首衔环，颈部有三周凸弦纹。鲁故城M58∶108铜壶应当为楚国制品。

至战国之世，江淮之间的诸侯国多为楚国吞并，其北境一度与鲁接壤，“若夫泗上十二诸侯，左萦而右拂之，可一旦而尽也”。此时的楚国忙于与齐、秦对抗，泗上十二诸侯虽被楚人视为囊中之物，或出于战略平衡的考虑，以鲁为首的泗上诸国未遭吞并，成为齐、楚之间的缓冲地带。

鲁国在这一时段开始大量吸收楚文化内容。1972～1973年，曲阜董大城连续发现两批蚁鼻钱，其中尤以第一批最多，共计19.2千克，15978枚。无独有偶，1980年，在费县石井发现一枚战国金币。该金币厚0.5厘米，上边长1.3、底边长1.6厘米，有阴文篆字“郢爰”戳记，含金量94%。1982年，费县探沂又发现一枚“陈爰”金币，其略呈方形，长6、宽5.3、厚0.35厘米，含金量98%。董大城在曲阜城北，东周时所筑，为鲁都北部卫星城。费县曾为鲁国控制，鲁国在这里设有鄪（今费县上冶镇）、东防（今兰山方城镇）、武城（今平邑郑城镇）等城邑。蚁鼻钱、郢爰、陈爰皆为楚系货币，鲁国故地出现大量楚币，表明鲁人在经济领域与楚人存在密切关联。

鲁顷公二十四年，楚考烈王灭鲁。楚人在治理鲁故地时采取较为温和的手段，基本保存鲁人原有的礼俗文化，并入乡随俗，以示亲民。1954年，泰安发现一组楚国器物，有铜罍6件、铁盘1件，这组器物排放有序，应当为楚人祭祀泰山所用。泰安为鲁地，鲁人曾有祭祀泰山的礼仪。楚灭鲁后，祭祀泰山的仪式由楚人继承，只是以本国礼器取代鲁器而已，表明楚人对鲁文化持尊重态度。汉五年，楚汉战争已进入尾声，天下皆定，唯有鲁城拒绝降汉。“鲁为楚坚守不下。汉王引诸侯兵北，示鲁父老项羽头，鲁乃降。遂以鲁公号葬项羽谷城”。鲁人为项羽守节，从侧面表明，楚人与本地鲁人关系较为和睦。

该壶所在的M58中还出土有若干俗称“蜻蜓眼”的玻璃料珠（图一二），分别有球形料珠10枚、圆管型料珠1枚、六棱长鼓形料珠1枚。料珠常见于楚文化遗址、墓葬之中，学界据此大多认为料珠为楚文化的典型器物。科研机构曾对鲁故城出土料珠进行测验，测验结果表明：蜻蜓眼玻璃珠的化学成分和器形风格均表明，鲁国故城遗址出土的这几件蜻蜓眼玻璃珠应该是从楚国地区输入。M58虽遭盗扰，但其存留随葬器物仍较为丰厚，不仅有象征身份的礼器，还有诸如料珠、玉饰、牙雕等奢侈品，呈现浮华气息，此作风与同期的楚贵族墓颇为近似。M58浓厚的楚地色彩，表明墓主生前颇受楚文化影响，以至于死后也要将自己喜爱的楚地产品带入另一个世界享用。

四 有盖环钮铜鼎（图一三）

该鼎与前述铜壶同出于M58之中。标本M58∶95，子母口微敛，附耳，平底，腹下部微鼓，三凿形高足微撇，盖饰三环钮，有凸弦纹三圈，素面，通高14.5、口径12.5、腹深5.5厘米。

M58∶95形制罕见于中原与海岱地区，其作风与越国同类器物基本一致，即所谓“越式鼎”（图一四）。俞伟超先生首次归纳出越式鼎的特点，指出：“腹深，盖薄，附耳，三足瘦细外撇，盖上往往饰双线云雷纹。”此后，学界对越式鼎亦多加关注，并根据考古资料对其形制多有阐述，但基本认可鼎足外撇为越式鼎基本特征之一。

根据《春秋》记载，鲁国应在与吴国取得联系的时候即已了解到越国的情况，但因此时吴国强大，称霸于江淮之间，故鲁国未能与越国建交。鲁哀公二十一年，越国在彻底征服宿敌吴国后，即遣使访鲁，“夏五月，越人始来”。鲁、越正式确立外交关系。哀公二十三年，“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诸鞅来聘，报叔青也”。此时，三桓势力膨胀，鲁公室形同傀儡，故鲁哀公曾亲自访越，以借越人之力抗衡三桓，“闰月，公如越，得大子适郢，将妻公，而多与之地。公孙有山使告于季孙。季孙惧，使因大宰嚭而纳赂焉，乃止”。哀公此次访越，直至次年六月方返鲁。其间，哀公与越王勾践达成协议，越国一度出兵伐鲁，并在邾鲁边境争端中偏向于邾国，借此以威吓三桓，然哀公终究还是为三桓驱逐，终老于越。

越灭吴后，为巩固其霸业，一度将都城从会稽迁往琅琊，其势力范围扩张至淮泗、东海之间。“越灭吴，上征上国，宋、郑、鲁、卫、陈、蔡执玉之君皆入朝。夫唯能下其群臣，以集其谋故也”。越国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成为地跨南北的强国，“越王勾践劗发文身，无皮弁搢笏之服、拘罢拒折之容，然而胜夫差于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诸侯皆率九夷以朝”。据《竹书纪年》记载，越王朱勾一度灭滕、郯，其势力直达汶泗流域。后越王翳考虑到齐、楚势大，而吴越故地政局不稳，遂重返太湖流域。但越人始终未放松对北方的扩张，直到越王无强因伐楚失败，遭齐、楚夹击而败亡，越国陷入内乱，被迫放弃北进战略。

M58出土物品中有两件瓷罐，口微敞，领极矮，圆肩外鼓，收腹，平底，饰黄釉，釉色鲜艳，有细开片，胎呈红褐色。学界通常认为先秦原始瓷器出产于吴越之地，为当时中原地区贵族所喜爱的奢侈品。与M58紧邻的M52也同时出土有楚之料珠、越之瓷器，其墓制作风与M58近似。M58打破M52东侧墓壁，二者时代相近，两处墓葬皆有楚地浮华作风，然其随葬品仍多为鲁器，正好反映出战国时文化交流之频繁，列国之间俨然已是“水乳交融”之态，预示了未来的大一统趋势。

五 结语

莒为“东夷”，楚、越为“南蛮”，然其器物皆见于鲁，可见鲁人对外来文化有较强的包容心，《礼记·明堂位》曾谓“广鲁于天下”非虚言。而周礼多有承袭殷礼之处，孔子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即指周文化实为在夏、商两代基础上发展而来。鲁国的殷遗民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并长久保留其礼俗，证明商、周文化一脉相承。“凡四代之服、器、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君臣，未尝相弒也；礼乐刑法政俗，未尝相变也，天下以为有道之国。是故，天下资礼乐焉”。《明堂位》本为鲁人作，其意本在追述鲁国昔日荣光，但其所言各类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其实已预示秦汉大一统即将到来。

本文刊登于《文物天地》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