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赵城金藏》，从诞生至今近千年，历经战火纷飞,岁月磨砺。崔法珍断臂募刻近三十载，方有此书；蒋唯心冒险登舟，才有后来学界震动的《〈金藏〉雕印始末考》；史健率领八路军战士浴血抢救经卷，才有今日四千余卷《金藏》保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新中国成立之初，若非各方重视、捐助，部分经卷可能难以得到及时抢救，遭遇不可逆的毁损……几乎每一步都不容有 ...

▲《赵城金藏》经文

《赵城金藏》，从诞生至今近千年，历经战火纷飞,岁月磨砺。崔法珍断臂募刻近三十载，方有此书；蒋唯心冒险登舟，才有后来学界震动的《〈金藏〉雕印始末考》；史健率领八路军战士浴血抢救经卷，才有今日四千余卷《金藏》保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新中国成立之初，若非各方重视、捐助，部分经卷可能难以得到及时抢救，遭遇不可逆的毁损……几乎每一步都不容有失.幸好，每一步我们都未错过。

在惊心动魄的故事之外，研究《金藏》30余年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馆员李际宁说：“不要光凑热闹，光听故事。我们当用历史的眼光审视历史事件，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资料。”这或许是对故人以青春和生命,促成、保存、修复的这部古藏的最好回响。

《赵城金藏》是靠着一个又一个人的虔敬，才存留到现在的。

如果没有崔法珍和信众的虔诚发心，就没有之后历时近30年《金藏》（又称《赵城金藏》）的雕版刻印；如果没有范成和尚的求访，没有蒋唯心的冒险登舟坚持前行，就没有《金藏》的发现和关键研究；如果没有八路军驻晋将领史健的敏锐眼光，没有战士们的舍命相救，《金藏》也不能传承至今。

1949年，这些黄卷赤轴的经卷被运交当时的北平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保存时，它们已经千疮百孔。在国家百废待兴的时候，有关《金藏》的修复工作历时16年，才有可能为上世纪80年代重编《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提供主要底本。

“大藏经”，即佛教经典总集，《金藏》则是迄今为止尚存于世的唯一一部金代大藏经。由于《金藏》是第一部刻本大藏经《开宝藏》（从两汉之际到北宋间，历代佛教僧人翻译佛典的集大成者，宋太祖开宝四年开始雕造——记者注）的覆刻藏，有它的存在，后世才有机会一窥《开宝藏》的面貌。

这缕文脉飘摇千载。最终，在那些看似偶然的历史的眷顾中，亦脆弱亦坚韧地走到我们的时代。

诞生

《金藏》从诞生的那一刻，就蕴含着许多现代人难以理解的细节。比如，为什么会有崔法珍那样的人苦苦修行，从约1149年至1173年断臂募缘近三十载，只求印一部大藏经？

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馆员李际宁便开始将较多的精力放在对《金藏》的研究上。据介绍，传世文献中关于崔法珍刊雕《金藏》的资料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条。

《永乐大典》等文献都辗转引用了已经亡佚的元末熊梦祥所著《析津志》中的内容。其中是这样介绍雕造《金藏》发起人的身世和主要事迹的：“金大定十八年（公元1178年），潞州崔进女法珍，印经一藏进于朝，命圣安寺设坛为法珍受戒为比丘尼。二十一年（公元1181年）以经版达于京师。二十三年（公元1183年）赐紫衣宏教大师。以弘法寺收贮经板及弘法寺西地与之。明昌四年（公元1193年）立碑石。秘书丞兼翰林修撰赵沨记。翰林侍讲学士党怀英篆额。”

这些线索证实了《金藏》是由崔法珍发起雕造的。她曾刷印了一部大藏经进献给当时的皇帝金世宗完颜雍，并在圣安寺受戒为比丘尼，还因为这些献经板的行动得到了皇帝的嘉奖。可惜记载这条资料的原碑，在明代中期就遗失了。

1996年，李际宁从馆藏《碛砂藏》的题记中发现了一条资料，经过研究，其中有一个关键细节是：“潞州长子县崔进之女，名法珍，自幼好道，年十三岁断臂出家。尝发誓愿雕造藏经，垂三十年，方克有成。”李际宁认为，题记正是照录了赵沨碑的文字。赵沨，即是前文提到的金朝“秘书丞兼翰林修撰”。关于崔法珍的事迹，赵沨所记载的内容是一手资料。

2016年，李际宁又对山西绛县太阴寺发现的《雕藏经主重修太阴寺碑》进行研究，更详细地介绍了崔法珍出家的因缘，并提出经板雕造是与多家寺院合作，以及太阴寺一派法脉在雕藏中的作用。二者相互印证，丰满了《金藏》诞生年代的故事。

断臂，可能是当时民间为表虔诚之心而选择的一种修行方式，今天看来早已不是符合现代文明的做法。但这也可从另一个侧面理解，为什么崔法珍肯将人生中最好的时光，全部用来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