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云冈石窟研究院征集到13件窖藏于大同新荣区的铙钹，具体出土位置和保存形式已无从知晓。本文对这批铙钹的形制和刻铭进行研究，希冀确定其年代、出处、用项，并对辽金时期大同佛教僧侣管理机构和铜禁政策进行粗略探讨。

一 大同新荣铙钹之形制

云冈石窟研究院征集到的这13件铙钹，根据其大小，依次编为1～13号，其中除5、6号残存钹面不见刻铭，其余钹面边缘均有刻铭，有些内容相同，可能为一对。由于铙钹锈蚀较大，部分刻铭模糊不清，难以辨识（表一）。

按照尺寸和铭文比对，11件钹可对成4副：2副大（1和2、5和6），2副小（7和8、9和10），3件单只（3、4、13）；铙可对成1副（11和12）。大铜钹直径56～62、碗径26～29.5、碗高9～10厘米。小铜钹直径均约26、碗径约15、高约6.5厘米。铙的铙面直径约26、帽径约8、高约4.5厘米。具体形制特征为：圆形，宽折沿，碗底部内敛，顶呈弧形隆起，顶心有一圆孔。所有铜钹的碗与钹面相连处几乎是垂直上升后外凸再内收成半球状，在半球状下形成一道明显的凸棱，这是其与现代铜钹的明显区别，现代铜钹的碗与钹面相连处直接呈曲线上升再内收成半球状。

这几件新荣铙钹上未见明确纪年，而窖藏中又无其他器物佐证。内蒙古博物院藏有几件铜钹，可为其断代提供参考。

一是征集于乌兰察布市凉城县的“西京都官山院钹”，黄铜质，宽折沿微翘，碗顶有穿孔，宽沿边缘錾刻一行铭文“西京都僧録司官……七峰山院”。通高11.3、直径61、碗径28.3、壁厚0.3厘米。与新荣2号铜钹形制和铭刻完全相同。

二是征集于乌兰察布市凉城县的“凉城铜钹”，黄铜质，形体阔大，宽折沿，碗顶有穿孔。素面。通高10.2、直径60.8、碗径28.1、壁厚0.3厘米。与新荣1、2号铜钹形制大小相仿，只是无刻铭。

三是征集于赤峰市巴林左旗的“临潢府比逍院官”铭铜钹。黄铜质，宽折沿，脐内敛，顶弧形隆起，有穿孔。沿边缘线刻一行铭文“临潢府比逍院官”。另一侧线刻一个“金”字。通高4.5，直径20.8、厚1.7厘米。据铭文推断，“此乐器应是上京临潢府下属掌管礼乐事务机构比逍院所属乐器，而比逍院可能是专管寺庙礼乐的基层管理机构”。在《中国音乐文物大系Ⅱ·内蒙古卷》中上述铜钹年代都定为辽代。

此外，1961年在内蒙古凉城县某庙宇内发现的一批辽代窖藏有7对大小不等的铜钹（现存呼和浩特市博物馆）。最大者直径61厘米,内刻蓝、金二色双龙纹，外面有“丰州富民县”字样,当为制造产地。丰州富民县辽时属西京道，故地在今天呼和浩特市东23千米，窖藏地凉城与大同新荣区属辽（金）西京同一辖地。1978年河北平泉出土7件铜钹，仅存的1对直径26.5、高6、厚0.3厘米，外沿刻有“铜院官金（押）”。1992年本溪边牛地区出土金代佛教密宗法器，包括铜钹9件，有6件背部边缘刻画文字并画押，内容为：“铜院官”及画押4处，“东京僧司”及画押2处，“□直院寺官”及画押1处。1996年瓦房店市台后村出土6件铜钹，铜钹的碗与钹面相连处几乎也是垂直上升后外凸再内收成半球状，在半球状下形成一道明显的凸棱。其中一件钹面刻有“铜院官（押）”，另一件钹面刻有“铜院官（押）”和“复州都纲司（押）”。河北平泉、本溪边牛、瓦房店市台后村窖藏的年代均定为金代。

从形制来看，新荣铜钹与以上所列铜钹极其相仿,初步对比基本可以确定其所属年代为辽金时期。

二 大同新荣铙钹之刻铭

新荣铙钹刻铭中，可见“西京”“宣宁县”“七峰山”“迭剌部”“西京都僧録司”等五种名称。这些名称可为铙钹所属年代和地点提供极为重要的指归。

1.“西京”

西京，原名云州，史载：“晋高祖代唐，以契丹有援立功，割山前、代北地为赂，大同来属，因建西京……”。辽实行五京制度，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升云州为西京，设西京道，大同府。金灭辽后，沿用除上京之外的其余四京，改西京道为西京路。大同、德州为西京路所辖二府，其中大同府辖大同、云中、宣宁、怀安、天成、白登、怀仁七县。

新荣铙钹中的1、2、4、13号都刻有“西京”字样，7、8号刻有“宣宁县”字样，宣宁县为金代西京路大同府辖县。据此可以判断，这几件铜钹为辽西京道或金西京路所属乐器，有可能是僧人日常课诵、礼佛或大型礼仪活动所用。刻铭时间上限为1044年，辽建西京以后。

2.“宣宁县”

宣宁县，古县名，即现今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东北淤泥滩村区域，现新荣区拒墙堡西南仍有古宣宁县城遗址，是辽、金时代汉蒙边贸城。史载：“宣宁城，府西北八十里。……辽德州昭圣军治宣德县，金州废。大定八年，改县曰宣宁，属大同府。元因之。明初废。”到嘉靖二十四年，废宣宁县改名拒墙。因此，宣宁县名起于金大定八年（1168），止于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7、8号铜钹上刻有“宣宁县慈氏院官……”字样，其刻铭年代上限至少应为1168年，属于金代。

另外，《山西通志》载：“慈氏院在西北三里重门山，金大定二年勅建慈氏清凉二院，山因名慈氏焉”。《云中郡志》载：“清凉山，在怀仁县城西二十里，山有砖塔及有利国铁冶。”清凉院在清凉山上，怀仁县与宣宁县相邻。慈氏院建于金大定二年（1162），在其不远又有专门冶铁的机构。据此可基本考定，7、8号和刻有“官……慈氏院”字样的4号铜钹，皆可能出自慈氏院。加之慈氏院的建置时间也在金代，与刻铭年代上限1168年相符。

3.“七峰山”

七峰山，这一地理名称在古籍中所见甚多，其中《读史方舆纪要》载：“七介山在府境。宋元嘉十六年，柔然闻魏主焘伐姑臧，乘虚深入，至善无七介山省……今府西南四十五里有七峰山，或以为即七介山也。善无见前代州”。以此可以确定位于“西京”的七峰山的地理位置在今山西大同市口泉峪南侧、市区西南26千米处。七峰山上曾有一座名为禅房寺的佛教寺庙。据《云中郡志》载：“禅房山，城西南六十里，上有寺塔，皆创自辽。”该寺在辽代应曾有过一次规模较大的重建。到了清朝道光时，禅房寺已圮废，只有禅房寺塔保留至今。

铙钹在佛教典仪中的运用非常普遍。陈旸《乐书》载：“铜铙，浮屠氏所用浮沤，器小而声清。”在佛教典仪中铙钹既是乐器也是法器，寺院僧侣常会在宣传佛教教义的宗教仪式中使用铙钹和其他乐器伴奏以渲染气氛。新荣2号铜钹上刻有“七峰山院”铭文，所以，1、2号这对铜钹，应是辽金时期专门用于禅房寺法事法会的佛教乐器。

4.“迭剌部”

迭剌部，契丹遥辇氏八部之一。916年迭剌统一邻部，建立契丹国。天赞元年（922），耶律阿保机为加强中央集权，“分迭剌夷离为北、南二大王，谓之北、南院”，“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迭剌部的建制以及名称，到金代一直在使用。据《金史》记，大定二十三年（1183），“迭剌、唐古二部五糺，户五千五百八十五……”；“大定二十七年（1187），……户部遣官询问……西京路西京酒使司、白登县、迭剌部族、天成县七处，除税课外，愿自承课卖酒”。金代迭剌部作为独立的部族依然存在。

新荣1号铜钹上刻有“官……京南院何荣和造”，何荣和推测应是迭剌部南院制造铜钹的工匠名字。3、9、10、11、12号铙钹上皆刻有“迭剌南[庙]官匠”，推测这5件铜钹属于迭剌南院掌管的庙宇工匠所锻造。以上7件（含与1号成对的2号铜钹），都与契丹族迭剌部南院对于铜钹制造的管理和监督有关。契丹迭剌部南院为中央政府管理庶务的机构，据此，可以初步认定这7件铜钹为辽代佛教乐器。

辽与金均属于塞北前后迭代的民族王朝，其政治制度方面有极其相似且相继传承的关系。由“西京”和“迭剌”的历史建置时间和在史籍中的记载，至少可以说明有“西京”和“迭剌”刻铭的铜钹其所属年代的上限在1044年，即辽建西京以后。同时考虑到北、南院的设置为辽朝核心部族迭刺部中央级别的管理机构，这7件铜钹有可能为辽时制造。

5.“僧録司”

辽朝大兴佛教，境内佛寺林立，僧尼众多，辽的僧官制度也非常完备。辽的各级僧署及僧职名号，自辽圣宗朝多因唐制，或有损益创革。以燕京为例：设有管内左右街僧录司，相应职位有都僧录、僧录、僧判等，该机构为掌管某一区域僧务的地方僧司。辽国的上京、中京和东京皆设有管内僧録司，主官有都僧录、僧录判官、僧录等。西京比东部各京晚建近百年，缺乏直接资料，但应相差不多。各京僧司互不统属，分理诸京各路之佛事。金统治者也设置了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僧官。《大金国志》载：“在京曰国师，帅府曰僧録、僧正，列郡曰都纲、县曰维那……僧録、僧正帅府僧职也。”金代僧録司主要设置在五京及路一级行政机构中，可以佐证的资料有：宣宁县古城西约5里有一座石造和尚灵塔，在石幢西侧有“大金西京宣宁县开佑寺故都僧录侍菩萨戒成慧大师。金大定十六年”题刻。1996年，辽宁瓦房店市台后村的金代窖藏出土有一件铜锅，口沿上刻有“东京僧司（押）”的字样。石造和尚灵塔、内蒙古博物院藏铜钹和新荣铜钹上明确刻有“西京都僧録司”，说明辽与金在“道”“路”的僧官机构设置上都有“僧録司”。

西京都僧録司是总管西京佛教诸事的机构。据此推断，新荣铙钹中带有“西京都僧録司”字样的1、2、4号铜钹，应是辽金西京统辖范围内僧録司所属寺庙的佛教乐器。金代曹衍《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载：“西京大石窟寺者，后魏之所建也……”，西京大石窟寺即为始建于北魏平城（今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辽金统治时期，云冈石窟是皇家礼佛的重要场所，会举行法事法会等活动，典礼仪式、梵呗唱诵必然少不了伴奏乐器。所以，刻有“西京大石窟寺”铭文的13号铜钹，当是辽金时期专门为云冈石窟佛教法事法会制造的乐器。

三 新荣铙钹刻铭反映的铜禁问题

通过与同类出土器物比对，对新荣铙钹刻铭进行断识之后，可以确定这13件铙钹为辽金时器物。一般铙钹上没有刻铭，新荣铙钹上的刻铭其实是辽金铜禁政策的实物见证，反映了辽金时代的铜禁问题。

辽代随着贸易的发展和手工技术的进步，铜钱与铜制品的需求与日俱增，辽政府适时加强了对于铸铜锻铜所用原材料的限制与管理。开泰年间（1012～1021），“诏禁诸路不得货铜铁，以防私铸，又禁铜铁卖入回鹘，法益严矣”。西夏拱化元年（1063），“灵夏产铁少铜，凉祚遣人私与契丹民市易，契丹主下诏禁之”。可见禁止铜出境，是辽国的基本国策。金代是中国历史管控铜资源最严的时期，铜是国家重要的战略物资，非常稀缺和贵重，故金朝屡颁铜禁令。如：正隆二年（1157），“冬十月，初禁铜越外界，悬罪赏格”。大定“八年（1168），民有犯铜禁者，上曰：‘销钱作铜，旧有禁令。然民间犹有铸镜者，非销钱而何？’遂并禁之。十一年二月，禁私铸铜镜。旧有铜器悉送官，给其直之半。惟神佛像、钟、磬、钹、钴、腰束带、鱼袋之属，则存之。十二年正月，以铜少，命尚书省遣使诸路规措铜货。能指坑冶得实者，赏。”当时有这样的评说：“正隆而降，始议鼓铸，民间铜禁甚至，铜不给用，渐兴窑冶。凡产铜地脉，遗吏境内访察无遣，且及外界，而民用铜器不可阙者，皆造于官而鬻之。既而官不胜烦，民不胜病，乃听民冶铜造器，而官为立价以售，此铜法之变也。”由于铜禁严格，铜器不能随便使用，铜钹的铸造也自然受到了管制，无论是官府还是民间用铜，都必须经过相关管理机构审核、批准。内蒙古博物院铜钹和新荣铜钹，反映了辽金的铜禁情况，上面的刻铭，相当于批准使用的“许可证”和已“记录在案”的实物。

另外，新荣铙钹集中窖藏，也可能是辽金统治者为了增加铸钱，公开收铜，禁止私藏所致。金“大定间定制，民间应许存留铜鍮器物，若申卖入官，每斤给钱二百文。其弆藏应禁器物，首纳者每斤给钱百文，非器物铜货一百五十文，不及斤者计给之。在都官局及外路造卖铜器价，令运司佐贰检校，……钹钴铙磬每斤一贯九百二文，铃杵坐铜者二贯七百六十九文”。官方大量收铜，铜器可以变卖钱财。到了泰和四年（1204），“命百官议所以足铜之术”，一位宰臣想出办法：“铜冶听民煎炼，官为买之。凡寺观不及十人，不许畜法器。民间鍮铜器期以两月送官给价，匿者以私法坐，限外人告者，以知而不纠坐其官。寺观许童行告者赏。”国家已强制规定不允许私自隐藏铜器，否则就是犯法。铙钹持有者或是为了保留铙钹免入官府，或是为了储蓄谋利、集中收聚而有意掩埋。

四 结论

通过上述对新荣铙钹的形制分析可知，这批铙钹与内蒙古凉城县、赤峰市巴林左旗、辽宁本溪、瓦房店、河北平泉等地出土的铜钹特征相似，已鉴定为辽或金佛教乐器。新荣5、6号铜钹残损严重，在现存钹面上无刻铭，依形制判断为辽金乐器，且因与另11件为同一窖藏，亦可确定为辽建西京后制造的器物。另外，结合刻铭内容，这13件新荣铙钹都属辽金乐器无疑，它们的发现为辽金西京僧録司的建置提供了实物佐证，丰富了辽金僧官制度的史料，同时也印证了辽金实行铜禁政策的历史事实。

本文刊登于《文物天地》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