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出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年：2021-5页数：790页定价：188元装帧：精装系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所谓“乡里制度” 所谓“乡里制度”，简言之，就是由“乡”“里”构成的乡村控制制度，是王朝国家立足于统治的需要而建立的、县级政权以下的、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乡村民户与地域，以最大程度地获取人力与物力资源，建立并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控制制度 ...

出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21-5

页数：790页

定价：188元

装帧：精装

系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所谓“乡里制度”

所谓“乡里制度”，简言之，就是由“乡”“里”构成的乡村控制制度，是王朝国家立足于统治的需要而建立的、县级政权以下的、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乡村民户与地域，以最大程度地获取人力与物力资源，建立并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控制制度。这一界定包括如下三方面内涵：

（1）乡里制度是王朝国家为主导建立的、自上而下地控制乡村资源的、社会与文化的制度，其目标在于控制民众的人身与物质财富、建立并保持王朝国家的统治秩序。在这个意义上，乡里制度乃是王朝国家诸种统治制度的组成部分。因此，无论乡里制度采用怎样的方式，是官府设官置吏，采用层级制的行政管理方式（所谓“乡官制”），还是征发或召募职役、各任以职事，即主要采用征役以任事的管理方式（所谓“职役制”），它都是国家基层控制制度的一部分，是王朝国家（“官”）的制度，而不是民间社会（“民”）的制度。因此，以各种乡村社会的力量（包括不同类型的乡村豪强、乡绅以及“边缘群体力量”）为主导的乡村社会的“自治”制度（包括血缘的、地缘的、业缘的以及以信仰或仪式相联系的诸种社会组织及其制度性安排）不包括在内。

研究中国乡村的学者，往往立足于不同的学科（主要是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及历史学）背景，在不同的学术体系与语境中，使用乡村制度、乡村控制制度、乡里制度等概念，而一般未予以清晰的界定。所以，这里需要对这三个概念略作辨析。

一般说来，乡村制度（或农村制度）乃是相对于城市制度而言的，是指在乡村（农村）区域建立并运行的诸种制度，包括乡村（农村）的经济制度（包括土地制度、赋税制度等）、社会制度（包括社会组织、社会控制特别是行政管理与治安制度）、教育与文化制度（包括社会伦理与礼仪制度、教育文化体制）等。乡村制度的研究者主要立足于城市社会与乡村社会的二元分划，将城市及其制度性安排作为乡村、乡村制度的参照系，展开对于乡村及其制度的探讨。因此，研究者虽然也把国家（其不同层级的统治中心，主要在城市里）在乡村地区建立并实行的诸种制度包括在乡村制度中，但往往更倾向于强调对乡村、乡村制度与乡村社会“特性”的“发掘”与揭示，所以特别着意于乡村“自生的”或“内在的”、具有“自治性”的诸种制度，如村庄组织、宗族组织等。这种研究的出发点，一般是将帝制时代的中国界定为农业国家，认为乡村经济、社会与文化乃是传统中国经济、社会与文化体系的主体，故而研究乡村制度乃是深入探究中国经济、社会与文化制度的入手点。

乡村控制制度研究的出发点则是国家政权（在中国古代史的背景下，则主要是王朝国家）及其在乡村的代理人，是站在国家、政府以及乡村权力的掌握者的立场上，探究国家权力和权力集团通过怎样的制度性安排，控制乡村地区与乡村民众，建立并维护乡村社会的秩序。因此，乡村控制制度，既包括国家权力控制乡村民众与乡村地区的各种制度性安排，如乡村行政管理组织、治安监控体系、赋役征发系统、文化与思想控制体系以及救荒等社会救济系统等；也包括乡村权力的掌握者，如何通过国家“授予”或“委托”的权力，并利用其自身的经济社会地位及其拥有或掌握的武力、财力与文化权力，在诸种形式的“乡村自治制度”及其传统的基础上，构建并维护乡村社会及其秩序。萧公权先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讨论19世纪中华帝国对于乡村的控制的。在其名著《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第二编“乡村控制”中，萧先生用“治安监控：保甲体系”“乡村税收：里甲体系”“饥荒控制：社仓及其他粮仓”“思想控制：乡约及其他制度”等四章的篇幅，主要讨论王朝国家的乡村控制制度；而在第三编“控制的效果”中，则着意分析村庄领袖、宗族等乡村组织在乡村秩序的建立与维护中的作用。

乡里制度或乡里控制制度则是乡村控制制度的组成部分，它主要指以赋役征发和治安监控为目的的乡村行政管理制度，是国家权力通过不同的行政方式，控制、管理乡村民众与乡村地区的制度性安排。征发赋役和监控治安虽然都是乡里制度的主要功能，但二者的制度性规定（如赋役的种类、税则，邻保连坐的法律规定等）并不包括在乡村行政管理制度之内。同样，户籍制度虽然在很多时候表现为乡里制度的前提，甚至包含在乡里制度之内，但户籍制度本质上是一种人身控制制度，而乡里制度却属于行政管理制度。实际上，历史学者更倾向于以特定时段具体的乡村基层管理组织的名称，指称特定时段乡村行政管理的制度性安排，如秦汉乡里制、北魏三长制、隋唐乡里制、宋代都保（图）制、金元社制或村社制、明清里甲制与保甲制等，只是在综论历代王朝的乡村行政管理制度时，才概括性地将之总称为“乡里制度”。本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乡里制度”这一概念的。

（2）乡里制度由乡、里、邻等县级政权以下、不同层级的地域性管理单元组成。其中，乡包括若干村落，是县以下、里以上的地域性行政管理单元，或户口赋役籍帐汇总的单元，或人文地理单位；里以村落和居住地域为基础，是基本的基层行政管理和赋役征发单元；邻以五家互保连坐为原则，是最基层的治安监控单元。

在王朝国家理想的设计中，比邻而居的五家民户“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又相互伺察，互相监督，荣辱与共，赏罚相延及，故上级管理者于各户之出入、存亡、臧否、逆顺皆可得到了解与把握。清人陆世仪说：“治天下，必自治一国始；治一国，必自治一乡始；治一乡，必自五家为比、十家为联始。”在这个意义上，以五家（或十家）民户为基本编组单位的邻、比（伍、什、保、甲）等，乃是王朝国家控制乡村的最基层的单位。“比邻而居”是邻比编排的原则，换言之，邻比是以民户的居住状态为根据编排的管理单位，在本质上是地缘性的组织单元。

里、闾之制，也起源于居住单位。《说文》释“闾”，谓：“闾，侣也，二十五家相群闾也。” 则闾之本义，即指群侣而居，亦即整齐的聚落内部分划为若干规整的居住区。《说文》释“里”，谓：“居也，从田从土。” 故里乃是指带有田地的居住区。里大抵有土垣围绕，内部分划也较为规整。故无论制度规定以二十五家、五十家，还是以百家、百一十家为里（闾），而在实际的编排中，里必然以村落为基础，或以一村为一里，或合数村为一里，或将一大村（包括城邑）编排为若干里。里编定之后，则当相对保持稳定，不必因户口增加而频繁地重新编排。质言之，百家之里是以村落为基础编排的。

乡在起源上就是一种地域单元，指包括若干村落的乡村区域。秦汉时期的乡是县级政权之下的行政区域，所统户口一般在千余户至数千户，规模较大；在乡部的中心聚落设有乡廷，以啬夫或有秩主管乡政。魏晋南北朝时期，乡的户口规模逐渐减小，至隋唐时定制为五百户，远较汉代的乡为小。唐代的乡政由所属五里的里正主持，诸乡里正到县衙当值，处理本乡事务，故诸乡不再有乡司驻地。因此，中唐以迄北宋前期，乡遂逐渐向以赋役征纳为核心的籍帐汇总单元和人文地理单元演变。在乡逐步退出乡村事务的具体运作之后，管、都保等相继成为县与里（耆、大保）之间的、统领数村的地域行政单元，其所领户数在250户至千余户不等。明代里甲制下，县直辖各里，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乡级”行政管理层级。到了清代，随着保甲制的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