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伦先生（1929~1998年），是浙江文物界德高望重的前辈，也是毕生从事文物考古研究的学者、专家，对浙江文物保护事业贡献卓著。他先后供职于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保护室主任、副所长、所长、研究馆员，兼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文物保护学会理事、浙江省考古学会副会长、杭州大学教授和浙江省第五、六届政协委员等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一

　　王士伦先生出生于浙江黄岩，父亲是上海基督教伦敦教区麦伦书院教师。兄弟姐妹六人，唯其子承父业，入读温岭师范学校。1947年因父病逝，家庭陷入困顿，不得已辍学，遂虚报年龄，开始教书生涯。仅一年余，先生即失业。其时，恰逢新中国成立，先生报考绍兴地委公安署任秘书，加入革命队伍。未几，抽调至华东革命大学任政治教员。

　　1953年，国家建设百废俱兴，先生被组织从华东革命大学浙江分校调至省文管会，师从邵裴子、朱家济、陈训慈诸先生，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文物考古工作者中的一员，开启了其毕生从事的文物考古工作生涯。其时，浙江省文管会分为调查组与研究组，分别由沙孟海、朱家济负责。先生被分配在研究组，追随朱家济开展工作。1954年，先生参加由北京大学、文化部、中国科学院举办的中央考古培训班第三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受郭沫若、裴文中等名师教导。数月高规格、高标准的考古专业培训，启蒙了先生的专业知识，更培养了他多视角、深层次思考问题的能力。同年返浙，先生即主持了绍兴漓渚古墓葬的发掘工作。

20世纪70年代，进行古建调查

　　先生最初以中国古代铜器和甲骨文、金文为研究方向，同时涉猎古建筑、石窟造像、瓷器、钱币等领域，专业研究侧重考古学。1955年，先后在《考古通讯》《文物参考资料》上发表《绍兴漓渚考古简报》《谈谈我国古代铜镜》《五代吴越文物——铁券与投龙简》等论文，并参加由朱家济主编的《西湖石窟艺术》（浙江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的编撰工作，学术生涯由此起步。1956年，先生主持金华万佛塔塔基文物的清理工作，出版《金华万佛塔出土文物》一书，对出土文物年代和价值进行研究与考证。这一时期，先生开始对浙江历史文物遗存进行较全面的实地调查，涉及古墓葬、古建筑、瓷窑址、铜镜等及地方史与文物古迹的调查研究，发表了一系列与铜镜和浙江文物考古相关的论文。重要的有：1957年发表于《考古通讯》第2期的《浙江萧山进化区古代窑址的发现》，这是讨论浙江最早发现的战国时期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共存的窑址；1958年，在与著名青铜器专家陈梦家多次书信交流请教后，出版《浙江出土铜镜选集》一书，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考古工作开展以来，最早问世的铜镜图录，在国内产生较大影响，至今仍为研究古代铜镜的代表性著述。先生的学术理想与人生志向由此逐渐明晰，学术悟性初露端倪。

20世纪80年代，朱伯谦、牟永抗、王士伦合影（左起）

1986年，飞英塔维修竣工后合影（二排右一：王士伦）

　　1963年，先生与朱伯谦合作发表《浙江龙泉青瓷窑址调查发掘的主要收获》（王士伦为执笔者），对1956~1961年龙泉窑址调查与发掘的主要收获进行系统阐述，这成为该时期龙泉窑考古的重要成果和研究龙泉窑的重要文献。先生作为文物考古学家，深入考证问题，立论有据，辨析缜密，旁征博引，对考古遗存进行系统梳理，并以此为基础，结合历史文献，进行专题研究，为相关学术研究提供科学资料与依据。先生凭着超强的自修能力，学用结合并常年坚持写作，积累了扎实的学术功底和工作经验，为日后的学术成就与事业发展奠定基础。

二

　　20世纪60年代后，先生的研究重点转向地面文物保护工作，他以吴越国历史与地面文物调查研究和保护工作为切入口，对全省各地的文物史迹进行大量的实地调查与研究，并对浙江农民起义遗迹、太平天国史迹、杭州地区石窟造像等进行系统专题调查，发现众多重要文物。在此基础上，先生提出浙江省第一、二批重点文保单位名单100处，并形成“浙江文物史迹网”文保理论之雏形。

　　这一时期，先生开始思考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与利用问题，亦即如何体现历史遗存在当代社会发展、文明传承中的价值。具体提出了建立金华太平天国侍王府纪念馆、余姚梁弄四明山革命纪念馆、绍兴青藤书屋（徐渭生平及艺术作品陈列）等一系列文物保护单位的开放利用方案，为文保单位逐步过渡到具有文物特色的专题博物馆（陈列馆）提供了实践经验。这一开创性的工作思路，体现了先生的专业素养和责任担当。

　　文物建筑与地方史迹也是先生的重点研究领域。数十年来，先生走遍浙江，凡发现重要文物，必与历史文献进行比照研究；每遇实物与文献记载存在差异，必究其缘由。每次野外调查，无论白天多么劳累，夜晚必是整理资料或笔耕不辍。他经常说：“我们的专业研究必须将文物本体与实地调查、历史文献相结合，既要有文物方面的专业素养，也要有研究地方历史文献的能力，这样才能体现出文物史迹研究的专业特长。”为此，先生研究问题，不仅仅来自书斋，不是文献到文献、资料到资料，还必与研究对象的现存实物紧密相连，所述问题皆有史料依据，并尽力从不同的层面复原历史真相。正是这样的亲力亲为，先生形成了丰富的著述与研究成果。该时期代表作品有：《杭州史话》《江山仙霞黄巢起义遗迹纪略》《岳飞墓地考》《古都杭州》《西湖石窟探胜》《浙江出土铜镜》《浙江文物简志》《中国历代名人名胜录》（浙江部分）、《金华天宁寺大殿的构造及维修》《湖州飞英塔的构造与维修》《古都杭州》等，可谓著述丰厚。

　　在开展地面文物保护研究的同时，先生还着力发展浙江文物保护事业架构，全面提出与实践“浙江文物史迹网”概念，从理论与实践方面探索具有深远意义的文物保护学科体系。先生提出，文物遗存调查和推荐公布文物保护单位，都必须与浙江历史发展的整体脉络相关联。他认为，所谓“文物”“文物保护单位”，并非孤立独立的存在，保护文物也并非对文物进行单纯、机械的保护，而是以中国历史为基础，结合地方历史的实际，以各类文物遗存为对象，把众多反映各个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军事及社会生活诸方面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汇集起来，形成系列，交织成网络，通过科学研究，生动形象地反映我省乃至我国的历史发展轨迹，为社会发展服务。唯有如此，中华文明的历史，才是全面的、生动的、直观的，才可能长久地保存下去，持续地发挥文物的价值。而保护的方法，就是必须以文物保护单位的形式，代代相传。

　　1984年，先生出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1985年，先生发表《关于建立文物学的探索》，1988年发表《试论文物史迹网的建立》等相关论文，对浙江文物史迹网的建构进行理论总结。正因为先生的身体力行，浙江才成为国内最早践行文物史迹网建设的省份之一。这一理论与实践，正是其文物事业使命感的突出表现。

三

　　20世纪60~70年代，浙江从事文物保护工作的专业人员极少。先生甘于寂寞，孤军奋战，躬身力行。改革开放后，基于事业发展之需要，先生对专业人员的培养充满紧迫感。1980年，先生主持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绍兴县开展的“四有”工作试点，探索文物保护单位建档工作经验，培养了一批专业干部。1982年，先生主持湖州飞英塔维修工程，有意识地整合省内的力量，并将其作为培养和锻炼浙江文物保护工程队伍的重要实践。这是浙江首个以自身力量组织维修工程测绘、方案设计与施工的大型文物保护工程。通过这些项目的实施，培养了一批文物保护设计、施工力量。在先生的努力之下，浙江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基础性工作迅速恢复并发展。1984年，先生创办了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前身——浙江省古建筑维修技术服务部，这是浙江首个从事古建筑维修设计的专业机构。如今，浙江省古建筑研究设计院已是国内文物系统重要的文物保护专业技术队伍。

　　先生极为重视人才培养。对本单位的职工，无论人员多么紧缺，工作任务多么繁重，都千方百计给予学习、深造机会，积极选派职工赴南京大学、清华大学、东南大学以及各类专业培训班学习。在日常工作中，诸多晚辈后学和市县文物干部，都曾得到先生的悉心指导和工作支持，先生甚至重病之时，仍对学生耳提面命。在文保人才培养方面，先生可谓呕心沥血，诲人不倦。许多受到先生教诲的文物干部逐渐成长为浙江文物保护领域的中坚力量。

　　先生对浙江文保队伍的建设与发展功不可没。先生毕生献身于浙江文物考古的研究和保护事业。四十多年来，在地面文物保护领域开展了艰苦卓绝、具有开拓性的工作。四十多年来，先生始终笔耕不辍，勤奋著述，在考古、古建筑、文物史迹、山水名胜、历史遗存考证、地方文献研究等方面都留下了自己的论著，成就斐然。他是浙江地面文物保护与研究领域的奠基者和引路人。

　　先生离开我们已二十余年。捧读文集之余，其音容笑貌、师长风范，犹历历在目。此值先生学术文集出版之际，谨以上述文字，表达我们对先生的景仰之情。

　　李小宁 黄滋

　　2020年11月17日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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