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按：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花剌子模州，有一大一小两个成吉思汗山丘，按民间传说，成吉思汗远征花剌子模旧都玉龙杰赤，往返都曾在这里渡过阿姆河。两个山丘分别是往返时士兵每人抓一把土聚合而成，这一大一小，说明来时人多，去时人少。罗新实地探访中亚遗迹，发现这两个成吉思汗山丘遗址都只不过是人工堆砌。民间传说只是要指出蒙古大军虽然成功征服花剌子 ...

按：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花剌子模州，有一大一小两个成吉思汗山丘，按民间传说，成吉思汗远征花剌子模旧都玉龙杰赤，往返都曾在这里渡过阿姆河。两个山丘分别是往返时士兵每人抓一把土聚合而成，这一大一小，说明来时人多，去时人少。罗新实地探访中亚遗迹，发现这两个成吉思汗山丘遗址都只不过是人工堆砌。民间传说只是要指出蒙古大军虽然成功征服花剌子模，却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文章由成吉思汗山丘关联到蒙古征服西夏的哈屯郭勒叙事，彰显这两个不同的故事所隐含的被征服者曲折幽微的情感和他们独特的历史记述方式。

《成吉思汗山丘》

文 | 罗新（《读书》2021年7期新刊）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我们一行四人——王一丹、罗丰、李肖和我去到乌兹别克斯坦花剌子模州考察遗址。陪同我们的是花剌子模州科学院考古所的巴赫拉姆 ·萨杜拉耶夫（Bakhram Sadullaev）和舒库赫（Shokhuh）。巴赫拉姆是资深考古学家，对花剌子模州的所有遗址都熟悉，而年轻小伙子舒库赫英语较好，可以做翻译。库姆布兹山丘（Khumbuz Tepa）遗址位于北流的阿姆河西岸，北边不远处是阿姆河大桥，西邻一个叫 Balyqchi（意为 “渔民 ”）的小村子，东南与一个古老的村镇 Pitnak相接。遗址所在的河岸高地名为库姆布兹山丘，遗址以此得名。源于波斯语的tepe/tepa或 tapa/depa（意为 “小山丘 ”）借入突厥语各语言，在突厥语地名中极为常见。出现在冲积平原或洪积平原上的这种小小的 tepe/tepa，通常是人造物，是古代建筑经岁月侵蚀后的遗迹。五月初在伊朗里海边考察戈尔干长城时，见到戈尔干平原上到处是这种被称为 tepe或 kala（城堡）的小土包。王一丹告诉我，当地人说这种小土包是 “密布在大地身上的小针刺 ”。

库姆布兹山丘遗址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由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考古学家塞尔吉·勃列洛夫（Sergey B. Bolelov）开始发掘，至今仍在进行，近年主持发掘的就是陪同我们前来的巴赫拉姆。他介绍说，这个遗址规模很大，绝大部分都在农田和附近村庄的覆盖之下，发掘只在河岸这一小片空地进行。目前调查与发掘所见，这个遗址涵盖时间自公元前七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是一个古代陶器生产中心。巴赫拉姆指给我们看发掘切出的堆积层剖面，深度超过一米的堆积，全是破碎的红褐色陶片，大概是一个堆放废弃品的灰坑。他说，在这个小小的区域，发现有陶器作坊、陶窑、火祆庙，还有拜火教信仰者陈放死者尸体的寂静之塔（Dakhma），狗葬遗迹，以及若干金属器物。可以确定的是，火祆庙是公元前五世纪的。

按照勃列洛夫的判断，这个遗址的年代上限是公元前七世纪后期，公元前六世纪已相当繁荣。他还发现，遗址所见陶器的形制非常接近公元前第一千年中期的马尔吉亚那（Margiana）文化。在发掘库姆布兹山丘遗址之前，已经有学者提出，阿姆河下游灌溉农业与城市文化的发展大体同步，两者必相关联，南方的马尔吉亚那可能是一个重要推动力，当然东边的巴克特里亚也应该有所贡献。巴克特里亚和马尔吉亚那青铜时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中心城市商业与手工业的高度发展。库姆布兹山丘遗址的发现与发掘，证明花剌子模地区的城市发展走了差不多一样的路径。迄今为止，这是阿姆河下游已知最早和最大的制陶中心，更何况这里不仅生产陶器，还生产一定量的金属器物。勃列洛夫认为，从陶器形制看，这里的早期工匠来自南方，极可能来自马尔吉亚那，来自穆尔加布河（Murghab）下游那些城市。库姆布兹山丘遗址文化堆积的最下层，也就是该遗址的早期遗物中，多见圆柱形和圆锥形的大型陶罐，其下部常见类似徽标（Tamga）的刻画图形。研究者猜测，这些图形是工匠师徒们的个人标记，他们各有来历，所以标记异常多样化。而后来的陶罐上不再有这种标记，就与其他遗址所见基本一致了。

考古学家发现，库姆布兹山丘遗址的起始时间，与古代本地的最大城市千马城的起始时间相一致。这并不是一个巧合。千马城作为中心城市的发展，与附近陶器制造业中心的发展，二者是相互依存、彼此促进的。可以作为比较例证的，是粟特地区古代中心城市、古代撒马尔罕地区的古都阿夫拉西阿卜（Afrasiab）。阿夫拉西阿卜的发展，也与它附近（八公里之外）的一个制陶中心的繁荣完全同步。这个制陶遗址名为黄丘（Sary Tepa），位于古老的水渠达尔古姆（Dargom）两岸，遗址范围大约三万平方米，已发现至少二十个窑址和八十座灰坑。这个制陶中心显然是为阿夫拉西阿卜城服务的。库姆布兹山丘遗址和黄丘遗址都靠近中心城市，其大规模陶器生产都是为了满足农业绿洲的大型市场需求。反过来说，正是绿洲城市的市场规模，才支撑起如此大规模的专业制陶中心。花剌子模地区与粟特地区的情形一样，城市、陶器制造业和灌溉农业，这三者是同时兴盛繁荣的。

巴赫拉姆和舒库赫介绍库姆布兹山丘遗址时，罗丰和李肖听得很专注，不时点头、提问，还在地层上抠出陶片跟他们讨论。我这个考古外行不免东张西望开小差，张望得最多的就是从遗址旁边静静流过的阿姆河。其实也不怪我不专心，我们离阿姆河这么近，冬天的阿姆河又是如此碧绿清澈，我怎么做得到不去时时看它呢？阿姆河的水量当然是夏季远远大于冬季，但由于沿河各绿洲农业区夏季用水量大，冬季用水量小，在阿姆河下游会出现冬季水量不比夏季小的反常现象。不过就我目前在河岸上所见，河上露出三四个很大的沙洲，与我见到的照片上夏季一片汪洋的景象很不同，也就是说，夏季河水上涨，多数沙洲会被淹没，说明水量比现在大得多。不过从观景的角度，冬季蓝绿色的河水比夏季浊黄的河水好看得多。自铁尔梅兹以下，阿姆河大致上是从东南向西北流，只是进入花剌子模时有一个较大的回旋，之后再一路向西北的咸海奔去。库姆布兹山丘遗址这一带，正是古来渡口所在，或许这也不是一种巧合。

遗址北侧就是考古队的营房，铁皮屋前三棵大杏树，一排生锈的机器。考古队春季回到这里，秋末撤出，冬季是在考古所进行室内整理的季节。从铁皮屋前的小院子有条小路向下，可以下到河边。我们都是热爱阿姆河的，自然要一直走到可以手触河水的地方。除了干枯的芦苇，还见到一种不认识的藤蔓植物，吐出比大朵棉花更柔软更蓬松的、雪白的绒花，河岸上东一团西一团。天空不疏不密地铺着碎碎的云彩，映在蓝绿色的河面上，有一种闪闪烁烁的光影效果。站得稍远，感觉河水几乎静止不动。到河边才知道，河水流速比表面上看起来要快得多。越过眼前这个较小的沙洲，可以看见稍南的大沙洲上有一片树林，说明这个大沙洲到了夏季涨水时也不会全都淹没。再远处的河对岸，影影绰绰的一带灰色，是树叶落尽的林子，林地背后偶一露出的黄色斑纹，就是克孜尔沙漠了。

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说，一八七三年，考夫曼的远征军在克孜尔沙漠艰难行进两个多月、经历了断水断粮的折磨之后，终于在五月二十二日，率参谋总部的军官们走在前面负责侦察的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爬上阿姆河东岸一片被称为乌奇乌恰克（Utch-Uchak）的石头山，“在山岭之巅他们望见了远处左方蓝色缎带般的阿姆河 ”。五月下旬，帕米尔的大量融雪使得阿姆河水量大增，河水上涨，冲刷河岸，裹挟泥沙而下，河水怎么会是 “蓝色缎带般”？我自己半年前从土库曼阿巴德（即古之 Amul，阿姆河由此得名）过河时，眼见河水浑浊如泥，是一种暗黄色。我怀疑捷连季耶夫所据的材料出于追忆，难免把经历浪漫化。乌奇乌恰克北边是一个由夏季河水溢出形成的大湖，俄军在这里得到极为珍贵的休整。很可能这个大湖才是澄净湛蓝的，记忆中会把这一印象移植到阿姆河身上。

结束在库姆布兹山丘遗址的参观，巴赫拉姆和舒库赫问我们，想不想去看看附近的 “成吉思山丘 ”（Chingiz Tepa）？当然，我们说。成吉思，指成吉思汗，中亚以成吉思汗命名的地方通常省去 “汗”（Khan），只用他的汗号 “成吉思 ”，成吉思甚至成为一个常见的突厥语人名。我此前只知道一个成吉思山丘，是在铁尔梅兹的阿姆河岸边，紧邻著名的佛教考古遗址 Qara-Tepa，二〇一八年夏天我和王一丹跟随李肖的考古调查队，遍访苏尔汗河州考古点时，曾非常靠近它，但因在边防线上，不能过去。不知道铁尔梅兹的成吉思山丘因何得名，很可能是因为成吉思汗在此渡过阿姆河。那么花剌子模的成吉思山丘，又是怎么回事呢？

巴赫拉姆和舒库赫解释说，花剌子模的成吉思山丘一共有两个，一个是大成吉思山丘（Katta Chingiz Tepa），一个是小成吉思山丘（Kichik Chingiz Tepa）。为什么会有两个呢？民间传说，成吉思汗远征花剌子模旧都玉龙杰赤（Gurganj, 今土库曼斯坦之库尼亚-乌尔根奇），在这里渡过阿姆河。他下令，过河后所有士兵每人抓一把土扔在一处，聚成一座山丘，是为大成吉思山丘。次年蒙古大军撤离时，还是在这里渡河。成吉思汗再次下令，过河前每个士兵抓一把土扔在一处，另聚一座山丘，结果比前边那个小得多，是为小成吉思山丘。很显然，这个传说就是要指出蒙古大军虽然成功征服花剌子模，却并非毫无代价，其实是大受损失。

小成吉思山丘就在公路旁边，不过早因建筑和耕种取土而萎缩成一个小小的凸起。我们在这里稍稍走了走，看残留部分的土石堆积，显然是人工而非自然的。之后开车到前面提到的那个叫 “渔民 ”的村子附近，看保存状况好得多的大成吉思山丘。我们爬到山丘顶部，四下眺望，平原景观尽入眼底，阿姆河如一条玉带，河东不远就看得见黄白闪烁的克孜尔沙漠了。而南望只见农田和村庄，卡拉库姆沙漠远在数十公里之外。巴赫拉姆说，两个成吉思山丘都是人工堆砌的，建筑时间都在伊斯兰时代之前。他指着南边看起来有点模糊的、一片略略隆起的地方说，那里是一座古城遗址，跟两座成吉思山丘同时代，它们之间应该有密切关联。很可能，两座土台是古城的防卫设施，主要是守卫阿姆河渡口的。

我感兴趣的是，古花剌子模人如何把成吉思汗的大名用在这两座古堡上。成吉思汗并没有到这里来，前来攻击玉龙杰赤的是成吉思汗的三个儿子术赤、察合台和窝阔台。他们的确在这里吃了几个败仗，这使得他们后来以更血腥的屠杀来泄愤。不过对花剌子模人来说，这三个儿子都不足以代表蒙古，只有成吉思汗的大号胜任——让他自己演示蒙古人在花剌子模所吃的苦头。花剌子模人不只是坚持了历史真相，而且是以这种幽默和嘲讽的方式。蒙古征服之后七百多年里，花剌子模的统治者都号称自己是成吉思汗的子孙后裔，不过正是在成吉思汗血统代表着政治统治合法性的时期，对成吉思汗和蒙古大军的嘲弄凝固在阿姆河边这两座土台上。

我想起在东方的鄂尔多斯，也有至少一个类似的故事。在那些被征服的国度，人们当然没有能力对抗那不可一世的征服者，不过，俯伏在成吉思汗马蹄之下，并不意味着拥戴敬爱、心悦诚服。被征服者竭力隐藏的真实情感，总有一些会在适当时机涌动而出，其中某些会通过传说，通过地名，穿透历史凝固至今。在鄂尔多斯，在被蒙古征服的西夏人及其后裔的情感世界，这个类似花剌子模成吉思汗山丘的地名，就是蒙古语对黄河的称呼。

黄河中上游很长一段流经蒙古人游牧区，特别是河套内外。蒙古语称河流有木伦（m. ren）和郭勒（gol）两个词。那么蒙古人怎么称呼黄河呢？今蒙古国的蒙语与中国内蒙古的蒙语有不同的称呼。蒙古国蒙语称黄河为沙拉木伦（Shar M. ren），意即 “黄色的河 ”，应该是从汉语直译的，并非蒙古语旧称。内蒙古的蒙语称黄河为哈屯郭勒（Qatan Gol），意思是 “皇后河 ”。Qatan即突厥语的 Qatun，中古汉语音译为可敦，是游牧政治体首领可汗之妻的称号。

在蒙古崛起时代，蒙古人对黄河的称呼本来是哈剌木连（Qara M. ren），见于《元史》等文献。哈剌木连字面的意思是 “黑河 ”，也许就是指 “大河 ”，可能是沿用了黄河流经的地区比如西夏的叫法。后来（大概是明代）哈屯郭勒之名代替了哈剌木连。这个哈屯郭勒的名称是怎么来的？成书于清康熙元年的蒙古史书《蒙古源流》记载了一个凄美的故事，以解释这个名称的来历。《蒙古源流》的作者是世代生活在套内（鄂尔多斯地区）的蒙古贵族萨冈（Saghang，乾隆时误译为萨囊），现有汉译本中，最好的是蒙古学家乌兰的译本（乌兰：《〈蒙古源流〉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版），以下皆引据乌兰译本。

据《蒙古源流》卷三和卷四，西夏国君派使臣朵儿统向成吉思汗表达款附之意，得成吉思汗恩准，返回时对蒙古的牙不哈说，你们合罕（可汗）的哈屯们都不美，远比不上我们西夏国君失都儿忽的哈屯古儿别勒只·豁阿，她脸上的光泽可照亮黑夜。那时成吉思汗 “正带着那个牙不哈的妻子出游郊野 ”（似乎有更深的意思），牙不哈就向成吉思汗报告西夏国君有个绝美的哈屯，“（在她）美丽绝伦容貌的光彩之下，灿烂的太阳也会黯然色浑。……请您务必娶她作为哈屯 ”。不久成吉思汗征伐西夏，失都儿忽被俘杀之前，告诫成吉思汗：“如果你要娶我的古儿别勒只 ·豁阿，应当仔细搜查她的全身。”

凯旋的蒙古大军在哈剌木连（黄河）岸边驻夏，成吉思汗纳古儿别勒只 ·豁阿为哈屯。当众人都惊叹她的美貌时，她却说：“我的容颜从前更美丽，现在蒙上你们军队的尘土，已经减色。如果在水里洗浴一下，就可以恢复从前那样的光彩。”成吉思汗让她去洗浴，她来到河边，看见父亲喂养的一只小鸟盘旋而至，就把它捉住，还对护送者说：“有你们这么多人陪从，我感到害羞，你们大家待在这里，我要一个人去洗。”护送者只好停步。

古儿别勒只 ·豁阿下到河里，写了一个字条，说“我将要落入这条哈剌木连河而死，不要顺流去找我的遗骨，要逆流去寻找 ”，把字条系在小鸟的脖子上，放它飞回去。然后洗浴一番，之后成吉思汗一看，果然容貌更加艳丽。“夜里入寝之后，（她）加害主上的御体，主上因此身上感到不适，古儿别勒只 ·豁阿趁机起身离去，跳进哈剌木连河身亡。从那以后直到现在，哈剌木连河就被叫作 ‘哈屯 ·额客 ’河。”额客（eke）是母亲，哈屯 ·额客河即母后之河。古儿别勒只 ·豁阿的父亲按照女儿的话来寻遗骨，可是只找到她的一只珍珠镶边的袜子。后来，因为人人都在那袜子上加上一锹土，形成了一个小山包，名曰铁木儿 ·兀勒忽（Temür ulqu）。值得注意的是，今呼和浩特南郊的青冢（俗称 “昭君墓 ”），在蒙古语里也叫 Temür ulqu， Temür的意思是铁，ulqu是小山包。

这个故事用西夏王后的个人遭际把蒙古灭夏、成吉思汗之死与黄河名称的改变联系在一起，同样成书于十七世纪的蒙古史书《黄史》和《黄金史》等，也都讲述了类似的故事。不过十三、十四世纪的文献都没有提到古儿别勒只 ·豁阿，十八世纪蒙古学者喇什朋楚克《水晶数珠》一书已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提出怀疑，认为是与成吉思汗有仇的斡亦剌、泰赤乌部的后人在元亡以后编造的。当然，现在的蒙古史研究者没有人把这个故事当作史实。从它特别流行于鄂尔多斯地区，以及当地蒙古人至今还把准噶尔旗境内的一座灵帐（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已迁入成吉思汗陵）视为古儿别勒只 ·豁阿灵帐来看，这个故事起源于鄂尔多斯，很可能是心怀故国的原西夏遗民所创。

乌兰据《史集》记成吉思汗灭夏后曾遍寻西夏王的美貌王后而不得，认为似乎 “十四世纪初已经有了一些这方面的风传 ”。不过，对于这个故事的性质，乌兰说 “是在对哈屯豁勒一名的俗词源学理解的基础上编造出来的 ”。也就是说，她认为是先有这个名称，后有解释这个名称的故事。所以她强调：“蒙古人改变对黄河称呼的真正原因，不得而知。”传说故事当然不是史实，但自有其起源流变的逻辑。就哈屯豁勒这个案例，也许可以说是加入蒙古治下、最终成为蒙古人的西夏遗民及其后裔，以如此曲折的方式，把自己的一部分记忆和情感，保存在新的蒙古文化之中了。

成吉思汗山丘，哈屯豁勒，都映射着古老的情感。如果历史真实被覆盖、被垄断、被改写，那些最平常的人，那些被征服被驯服的人们，也会有独特的办法，在征服者意想不到的一张纸上，写下自己的记忆和态度，无论是在阿姆河边，还是在黄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