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玄武区板仓街明墓发掘简报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南京市考古研究院

　　内容提要：2009年9月，考古人员在南京市玄武区板仓街发现一座明代砖室墓。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遗物分析，该墓的时代应为明代早期，而且墓主人身份等级较高。墓葬虽遭盗扰，但墓中出土了一件完整的紫砂铫，为研究紫砂起源和明代早期紫砂制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关键词：南京 板仓街 明代 砖室墓 紫砂铫

　　2009年9月，南京市玄武区板仓街312-1号建设工地发现一座砖室古墓葬，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现南京市考古研究院）考古人员随即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表明，这是一座结构基本完整、墓主人身份等级较高的大型砖室墓葬（编号为09NXBM1，以下简称M1）。板仓一带是南京明代功臣墓葬集中分布的重要区域，明中山王徐达、岐阳王李文忠皆葬于此，M1与徐达墓直线距离约470米，距李文忠墓仅约110米（图一）。

图一 M1位置示意图

一、墓葬形制

　　M1平面呈凸字形，墓道方向220°，墓葬土坑长13.5、宽4.8米（图二；彩插四︰1）。

图二 M1平、剖面图

1.紫砂铫 2.铭旌钩 3.铜锁

M1全景

　　墓葬在施工过程中遭到破坏，墓室后部仅存2.1米长的券顶。墓道部分残长1、宽2米，底部青砖平铺，铺砖略向上倾斜。中部的隔墙把墓室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室长2.4、宽3.1米；隔墙宽0.5、厚0.4、残高0.5米；中间的门道宽2.1米。隔墙内侧底部各有一块灰白色的方形石质门础，距左、右墓壁均为0.4米，边长32、厚9.2厘米；础石顶面前端中央有方形石窝，边长10、深3.2厘米。后室长4.4、宽3.1米，中部有砖砌的南北向长方形棺床。棺床距左、右、后三壁均为0.8米，周围为两层砖平砌，中间无砖，上小下大，底部长2.48、宽1.45米，上部长2.26、宽1.32米，高0.2米。棺床中部的坑长1.88、宽0.76米，坑四角皆有一块边长18厘米的方砖。后壁左右两侧各有一砖砌的方台，紧靠后壁，距侧壁均为0.5米，由三层砖平砌而成，边长38、高32厘米。左右两壁各有一壁龛，其上部砌砖刻成火焰形，距后壁2米，距墓底0.7米，壁龛宽0.5、高0.58、进深0.6米。后壁中部亦有一壁龛，因遭破坏，形状不明，距墓底0.7、宽0.56、进深0.6米。前、后室墓底均无铺砖。墓壁为平砖错缝平砌，厚0.8米，两侧为平砖，中间为横砖。券顶为二券二伏的修筑方式，自距墓底1.4米处开始起券，券顶高3.65米。墓葬后室墓顶偏北有一近椭圆形盗洞，长1.1、宽0.8米，上口稍大，底部覆有一长方形青石板，置于券顶的第二层平砖之上。石板长68、宽40、厚10厘米。此外，在洞口上部的填土中发现大量的琉璃构件，如瓦当、筒瓦以及垂兽等。

　　墓砖规格可分为两种：墓壁砌砖长38、宽20、厚10厘米；券顶用砖长40、宽20、厚12厘米。砖与南京城墙用砖规格基本相同，但无纹饰和文字。

二、出土遗物

（一）随葬器物

　　M1被盗严重，墓室内仅发现三件随葬器物，即紫砂铫、铭旌钩、铜锁各一件。

　　紫砂铫 1件。M1︰1，出土于前室的东南角底部，紫砂质，内含有较多白色颗粒，暗红色，胎薄。器身为圆形，口微敛，矮直领，弧腹，大平底稍内凹。腹上部附有一短嘴，呈扁圆形，嘴的前端略低于器口。在与器嘴垂直一侧的上腹部，附有圆形端把，其与器身相接处为实心，后为中空的喇叭状，端把略高于器口。器嘴和端把为明接，与器身相接的痕迹明显。器内壁工具刮痕清晰可见，外壁有使用痕迹，器底火烧、烟熏痕迹尤为明显。口径10.8、底径8.8、高11厘米（图三︰1；彩插四︰2）。

图三 M1随葬器物

1.紫砂铫（M1︰1） 2.铭旌钩（M1︰2） 3.铜锁（M1︰3）

紫砂铫（M1︰1）

　　铭旌钩 1件。M1︰2，铜鎏金，整体为圆弧形，横截面为圆形，前端为实芯，顶端上弯成钩状，后端呈中空喇叭形，末端残留有木柄。末端孔径3.6、顶端直径0.6厘米（图三︰2）。

　　铜锁 1件。M1︰3，铜鎏金，保存较差。整体呈长方形，为栓销制栓锁。残长6.3、宽2.3、厚0.8厘米（图三︰3）。

（二）建筑构件

　　在墓室顶部盗洞内发现许多琉璃建筑构件，其中以绿釉琉璃器为主，胎质细腻，呈灰白色，火候较高。

　　龙纹瓦当 2件。形制基本相同。M1D︰18，瓦当为圆形，当面外廓有宽厚的边轮，内区模印有团龙图案，龙纹局部高于边轮。龙作欲奔腾状，龙首位于内区中央，目视前方，龙嘴紧闭，其鼻上有两条向前的长须，双角向后微上翘，鬣毛向后平飘，龙身环龙首盘绕，龙身粗壮浑圆，遍布鳞纹，两个前腿一前一后，有肘毛，轮形五爪。龙尾位于龙首上方，从上扬的后腿下绕过，另一后腿则未完全表现。瓦当表面遍施青绿釉。直径17.6、边轮宽1～1.8、厚1.2～3.2厘米（图四︰1；图五︰1；彩插四︰3）。M1D︰19，直径17.2、边轮宽1.4、厚1.4～4厘米（图四︰2）。

龙纹瓦当（M1D︰18）

龙纹滴水（M1D︰15）

　　龙纹滴水 3件。形制基本相同。M1D︰15，三角连弧缘尖滴水，正面近三角形。端面内区模印龙纹图案，作引颈回首戏珠飞翔状。龙首颌下有一束须，余均与瓦当纹样相似。龙身粗壮浑圆，遍布鳞纹，形态较为舒展，一腿前伸，一腿后蹬，另两腿在身下，腿上有肘毛。龙体的两端均饰有一朵如意云纹，端面遍施青绿釉。残宽27.6、高14.8、边轮宽 1.2、厚 1.4～3.6厘米（图四︰3；图五︰2；彩插四︰4）。M1D︰17，残宽24.8、高 14.6、边轮宽 1.2、厚 1.6～3.4厘米（图四︰4）。

　　垂兽 1件。M1D︰22，整体中空，后端下部有一圆孔，兽双目平视，眉上有一束卷毛，鼻孔向上，嘴闭合，颌下四缕髯须垂胸，面后有六束卷毛，耳向后紧贴头部，脑后鬃毛飘扬，头顶两个圆孔，为插兽角之用。躯体和腿部皆刻划鱼鳞纹，膝处有爪毛，轮形四爪。器表通施青绿釉，双眼前部施黑釉。残长49.6、残高42.8、宽18厘米（图四︰5；彩插四︰5）。

　　筒瓦 3件。M1D︰4，瓦唇部分残缺，瓦身厚重，前端较后部略厚，顶部中央有方形卯孔，表面通施青绿釉。残长29.6、宽18.4、厚4.6厘米（图四︰6）。

　　正当沟 2件。M1D︰9，瓦身顶部平直，下部中央有铲形凸出部分，横截面呈镰刀状。整体较厚重，外侧通施青绿釉。残长21.2、宽23.4、厚2.8厘米（图四︰7）。

垂兽（M1D︰22）

压当条（M1D︰6）

　　通脊 1件。M1D︰12，一端残，另一端顶面呈倾斜状。两侧的器表通施青绿釉。残长27.2、宽18.8、高14.3厘米（图四︰8）。

　　压当条 3件。M1D︰6，三端平直，一端残，横截面呈镰刀形，器身下部外侧施青绿釉。残长20、宽14.2、厚3.2厘米（图四︰9；彩插四︰6）。

　　云朵形饰件 1件。M1D︰11，为装饰性构件的局部残块，塑成卷云状。残长17.2、宽9.6、厚4.8厘米（图四︰10）。

三、结语

　　板仓街M1虽未出土任何文字材料，但根据墓葬位置、形制、结构以及出土遗物的特征等，我们对其时代和墓主身份进行如下分析。

图四 M1顶部盗洞发现的琉璃建筑构件

1、2.龙纹瓦当（M1D︰18、M1D︰19） 3、4.龙纹滴水（M1D︰15、M1D︰17） 5.垂兽（M1D︰22） 6.筒瓦（M1D︰4）7.正当沟（M1D︰9） 8.通脊（M1D︰12） 9.压当条（M1D︰6） 10.云朵形饰件（M1D︰11）

　　M1的砌砖规格和明初建造南京城墙时用砖基本相同，但无铭文和纹饰。南京地区大部分明初墓葬所用的墓砖与城砖的大小基本一致，有的墓砖上还有铭文，如吴祯墓［1］、吴良墓［2］、俞通源墓［3］、张云墓［4］、长兴侯夫人陈氏墓［5］等。M1的左、右、后三壁均设有一壁龛，其中左、右两壁为火焰形壁龛，后壁因遭破坏，壁龛形状不明。墓壁上修建壁龛是明代墓葬的一大特色，设有火焰形壁龛的还有吴良墓、吴祯墓、薛显墓［6］、俞通源墓、长兴侯夫人陈氏墓和铁心桥东向花村明墓［7］等，这些墓葬的壁龛大多外凸，而此墓和薛显墓的壁龛一致，修在内侧，并不外凸，特点明显。墓葬的前、后室底部均无铺地砖，上述设有火焰形壁龛的墓葬中，唯卒于建文四年（1402年）的陈氏墓底铺一层大方砖。墓室底部无铺地砖的现象在洪武时期的墓葬比较常见，除上文所及墓葬外，还有卒于洪武三年（1370年）的蕲国公康茂才墓［8］和洪武四年（1371年）的东胜侯汪兴祖墓［9］。

图五 建筑构件拓片

1.龙纹瓦当（M1D︰18） 2.龙纹滴水（M1D︰15）

　　除没有发现石门外，此墓的形制结构和俞通源墓基本相同。墓葬为券顶砖室结构，前、后室之间设有隔墙，过道两侧底部发现有石门础，墓内没有发现石门迹象，推测应置木门。墓葬后室中央发现砖砌棺床，用砖砌成方框，框内填满黄土，棺床比较低矮，仅0.2米高，这种现象亦见于驸马都尉赵辉墓［10］。在M1后室底部紧贴后壁处发现两个砖砌的方台，明孝陵卫指挥使萧氏夫妇合葬墓西室棺床后亦见有砖砌的方台［11］，然用途不详。

　　在清理M1盗洞的过程中，发现较多的绿釉琉璃构件，当面纹饰为五爪龙纹，推测墓葬应有享殿或仿木门楼类的琉璃建筑。明初对琉璃制品使用有比较严格的等级制度，“亲王府制。……（洪武）九年（1376年）定亲王宫殿、门庑及城门楼，皆覆以青（绿）色琉璃瓦。”［12］“（洪武）十年（1377年）改定合祀之典。即圜丘旧制，而以屋覆之，名曰大祀殿……瓦皆黄琉璃。”［13］帝后之宫殿、陵寝，以及皇家礼制建筑可覆以黄琉璃瓦，而皇室宗亲和嫔妃住所、陵寝，以及皇家园林中的主要建筑可覆以碧瓦，即青绿色琉璃瓦。

　　南京地区出土琉璃构件的明墓不多，其中明孝陵出土有龙纹瓦当和滴水，均施黄釉，还有筒瓦、板瓦和斗拱等黄、黑、绿釉琉璃制品［14］；明东陵出土有黄釉和绿釉的龙纹瓦当、素面瓦当，以及龙纹、凤纹、西番莲纹滴水，彩釉的螭吻、套兽等，釉色以绿釉为主，凤纹滴水为绿釉［15］；驸马都尉赵辉墓出土许多琉璃瓦和垂兽等建筑构件，表面均施绿釉［16］，后清理的宝庆公主墓周围也发现大量的绿釉琉璃瓦和凤纹瓦当与滴水［17］；福清公主墓和驸马舍人墓出土大量绿釉琉璃瓦，亦有绿釉凤纹滴水［18］。这也符合《明史》的记载：“百官第宅。明初，禁官民房屋，不许雕刻古帝后、圣贤人物及日月、龙凤、狻猊、麒麟、犀象之形。”［19］从上述的资料分析，因公主和驸马墓共用享堂，故明墓中使用龙、凤琉璃构件的墓主人皆为皇室成员。

　　从以往明墓出土的琉璃构件来看，若墓主人为女性，则所出土的瓦当和滴水纹饰均为凤纹，施绿釉；而明孝陵和东陵发现有龙纹和凤纹两种纹饰，且其龙纹形态与M1出土器相同。综上所论，板仓街明墓的墓主人应为明初男性皇室成员。

　　板仓街M1因盗掘严重，出土随葬品较少。铜锁和铭旌钩均为鎏金，此亦证实了墓主人身份等级较高。在前室的东南角底部出土一件紫砂铫，胎质较薄，颜色均匀，做工精细，同类器还发现于宜兴羊角山古窑址，报告中称之为紫砂带把罐。执笔者认为，羊角山窑址的年代上限不早于北宋中期，南宋时期盛行，下限则可延至明代早期［20］。亦有学者认为，羊角山窑址紫砂器的时代应为明代［21］，更有不早于明代中期之说［22］。

　　《说文》：“铫，温器也。”段玉裁注：“今煮物瓦器谓之铫子。”［23］可见，铫只作为煮茶或煮水之用，而非泡茶或几案上的陈设用具。M1中出土的紫砂铫，底部火烧及烟熏痕迹明显，器内壁无茶垢，实为煮水器，而非煮茶所用。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高濂著《遵生八笺》时，在“茶泉类·煎茶四要·四择品”中提及砂铫，“茶铫、茶瓶，磁砂为上，铜锡次之。磁壶注茶，砂铫煮水为上”［24］。这种现象是饮茶方式改变使然。唐代盛行陆羽始创并倡导的煎茶法，茶铫在这时期既已出现，如黄堡窑出土的唐代早期的黑釉瓷茶铫［25］，其主要为烹茶之用。宋代则在煎茶法的基础上又发展出点茶法，即将少量茶末置入茶盏，注入少量水调匀，再根据茶末的多少灌注开水，边注入边用茶筅击拂，然后趁热饮用［26］。由于点茶有技巧性，加之茶叶的品质和制作也有高下之分，遂产生了宋代盛行的斗茶，为满足斗茶的需要，宋代煮水器普遍使用茶铫和茶瓶［27］。苏轼在《试院煎茶》中即云：“且学公家作茗饮，砖炉石铫行相随。”［28］

　　明代的制茶技术得到迅猛发展，明太祖废团兴芽，即下令废除专门制造团茶的旧制，确立了叶茶的地位。《明太祖实录》卷二一二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九月“庚子诏……上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惟采茶芽以进”［29］。由此明代社会的饮茶方式也随之而变。明代早期，朱权在所著《茶谱》中载：“予故取烹茶之法，末茶之具。崇新改易，自成一家。”［30］饮茶方式的改变亦导致了茶具的变革，茶铫逐渐成为饮茶的必备用具。

　　明代文人雅士对煮水茶铫的材质则各有所好。明万历屠本畯的《茗笈·第十·辨器章》：“鍑宜铁，炉宜铜，瓦竹易坏。汤铫宜锡与砂。”［31］但朱权的《茶谱》“以瓷石为之”［32］。而许次纾《茶疏·煮水器》则载“金乃水母，锡备柔刚，味不咸涩，作铫最良”［33］。

　　《茶谱》著者宁献王朱权为明太祖第十七子，生于洪武十一年（1378年）五月，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封王，随明成祖朱棣起兵，成祖即位尽夺其兵权［34］，遂悉心茶道，所著《茶谱》反映了明初饮茶方式，也是上层社会乃至皇室的茶道写照。《茶谱》中煮水器崇尚“瓷石”，而紫砂制品则为“瓷石”中的上品，M1出土的紫砂铫是为佐证。

　　目前学界对紫砂器的起源仍有争论，而现存实物中，迄今已知有纪年可考的最早紫砂器，为南京中华门外马家山明司礼太监吴经墓出土的紫砂提梁壶［35］。据墓中砖刻墓志所载，墓葬的时代为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这也是墓中出土紫砂壶的下限年代。而板仓街M1出土的紫砂铫，胎薄质密且做工精细，为研究紫砂起源和明代早期紫砂制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领 队：王志高

　　发 掘：姜林海 陈钦龙 王海平

　　绘 图：董补顺

　　拓 片：李永忠

　　摄 影：王泉 陈钦龙

　　执 笔：陈钦龙

　　［1］南京市博物馆：《南京明代吴祯墓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9期。

　　［2］南京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南京太平门外岗子村明墓》，《考古》1983年第6期。

　　［3］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市戚家山明墓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10期。

　　［4］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市唐家凹明代张云墓》，《考古》1999年第10期。

　　［5］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市南郊两座大型明墓的清理》，《考古》1999年第10期。

　　［6］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两座明墓的清理简报》，《华夏考古》2001年第2期。

　　［7］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南郊两座明墓》，《南京文物考古新发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8页。

　　［8］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市蕲国公康茂才墓》，《考古》1999年第10期。

　　［9］南京市博物馆：《南京明汪兴祖墓清理简报》，《考古》1972年第4期。

　　［10］同［5］。

　　［11］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南郊明墓清理简报》，《南方文物》1997年第1期。

　　［12］清·张廷玉等：《明史》卷六八《舆服四》，中华书局1974年，第1670页。

　　［13］同［12］卷四七《礼一》，第1227页。

　　［14］南京市文物研究所：《明孝陵陵宫门址的发掘收获》，《明孝陵志新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0页。

　　［15］贺云翱、邵磊：《明东陵考古纪实》，《明孝陵志新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44页。

　　［16］同［5］。

　　［17］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内部资料。

　　［18］南京市博物馆：《南京邓府山明代福清公主家族墓》，《南方文物》2000年第2期。

　　［19］同［12］，第1671页。

　　［20］宜兴陶瓷公司《陶瓷史》编写组：《宜兴羊角山古窑址调查报告》，《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59－63页。

　　［21］张浦生：《关于宜兴紫砂研究的几个问题》，《东南文化》2007年增刊。

　　［22］杭涛：《紫砂器起源的几个问题》，《2007年国际紫砂研讨会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第153－159页。

　　［23］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04页。

　　［24］明·高濂著、王大淳点校：《遵生八笺》，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733页。

　　［25］王仓西：《从黄堡窑出土陶瓷茶具谈唐代烹茶与点茶》，《文博》1996年第3期。

　　［26］孙机：《唐宋时代的茶具与酒具》，《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2年第4期。

　　［27］冯先铭：《从文献看唐宋以来饮茶风尚及陶瓷茶具的演变》，《文物》1963年第1期。

　　［28］清·朱梓、冷昌言编，徐元校注：《宋元明诗三百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3页。

　　［29］“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明太祖实录》卷二一二，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第3143－3144页。

　　［30］明·朱权、田艺蘅著，黄明哲、吴浩编：《茶谱·煮泉小品》，中华书局2012年，第5页。

　　［31］阮浩耕等点校：《中国古代茶叶全书》，浙江摄影出版社1999年，第256页。

　　［32］同［30］，第72页。

　　［33］明·许次纾：《茶疏》，中华书局1985年，第6页。

　　［34］同［12］卷一一七《诸王传二》，第3591页。

　　［35］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南京市文物志》，方志出版社1997年，第378－379页。

　　原载《东南文化》 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