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从赟墓位于大同市西南郊新添堡村南，东北距离明清大同府城南墙约6.5千米，西南距十里河约1.5千米。新添堡与相近的周家店、十里堡构成了一个三角带，是大同市西南郊古代墓葬遗存最多的地区之一，曾先后发掘过唐、辽、金、元历代古墓群，出土了很多珍贵文物。1984年许从赟墓被发现，考古专家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尽管该墓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仍然出土了为数可观的珍贵文物。本文以墓葬发掘资料为依据，以文献史料为辅，对许从赟墓的相关葬俗作简要剖析。

根据墓志记载，许从赟卒于辽应历八年（958），享年57岁，以此推算，许从赟应生于唐昭宗天复二年（902）。许氏家族世代为官，其“皇祖讳景亮，摄怀州别驾”，“皇祖”为已故先人的尊称，在这里应为曾祖父之意，许从赟曾祖父许景亮曾任怀州（今河南沁阳）别驾。“别驾”一职最早见于汉代，为州刺史的佐吏（即当时地方长官的僚属），唐初改郡丞为别驾，后改为长史，唐中期別驾、长史并置，但职权轻了很多。宋代以后废别驾而设通判，别驾一职就此退出历史舞台。由此来看，许景亮所任的别驾并没有太大的职权。因此关于许景亮也不见于文献记载。许从赟“王父讳廷秀，摄宪州长史”王父应为祖父之意，《全辽文·韩瑜墓志铭》中记载：“王父讳知古，临演府留守”，长史与别驾类似，为刺史佐吏。唐朝在亲王府、都护府、都督府等地均设有长史，其等级从三品至七品不等，依据所属机构而异。唐朝灭亡以后，宪州属晋王李存勖统辖，后归北汉，就许从赟的生卒年考之，其祖父许廷秀任宪州长史一职可能在唐末至晋王李存勖统治时期。许从赟父讳昭胤，任隰州都押衙，都押衙为五代藩镇下属的职官之一。由此可见，许氏家族虽非权臣显贵之族，却也是世代为官，酌享朝廷俸禄。

许从赟为昭胤长子，自幼“骨貌多奇”聪慧异常，墓志记载：“公讳从赟，字温毅……唐清泰初年，事云州元帅沙公”，后任马步使、武骑尉等职。到后唐末期，“会嗣圣皇帝提虎旅而越雁门，剪唐师而解晋难”，意指辽太宗耶律德光率领铁骑越过雁门，助石敬瑭灭后唐而建立后晋之事，“公遂率身而归焉”，在这次战役中许从赟极有可能被俘，而后“归焉”投降契丹。归辽以后，许从赟深受契丹统治者重视，历任大同军节度副使、尚书右仆射、大同军节度使等职，“应历八年九月六日薨于燕京肃慎坊之私弟”，死后赠太傅。许从赟虽为降官，但入辽后，即在云州、燕京等地先后出任重要官职，由此可管窥契丹政权在其建国初期所实施的用人策略，而这种积极的人才战略一直延续到辽圣宗时期，是辽王朝走向强盛、统霸一方的重要因素。

许从赟夫人为“长沙康氏，故云州都指挥使敬习之女也”，都指挥使在五代时为统兵将领的代称，故敬习应为当时云州地区权力较大的军事长官。康氏“姿容端丽，词语柔顺”，品德高尚，深受许家人爱戴。许从赟病逝以后，康氏悲痛不已，积劳成疾，后从燕京迁居至故地云州（今大同），于“保宁八年（976）三月五日薨于云州丰稔坊之私弟，享年六十五”。由此推测，许从赟比其夫人应年长十岁。景宗乾亨四年（982），在康氏病故六年后，许氏子孙“取公之神榇（灵柩）于燕（今北京市），与夫人灵柩合葬于云中县权宝里（在今大同市西南郊新添堡村南）”。许从赟夫妇生前伉偭情深、相敬如宾，一生育有七子、七女，七子除次子早卒外，其余皆在朝中为官；七女除四女出家、五女早卒、七女未婚配外，其他均适配朝中郎官，“孙男一十四人皆幼，孙女九人皆幼”由此可见，许从赟以后许氏家族依然秉承先辈衣钵，是云州地区重要的政治家族。

许从赟墓是晋北地区唯一的一座辽代早期纪年墓，同时也是大同市已发掘的30余座辽墓中规模最大、内涵最为丰富的一座墓葬，其墓葬形制、壁画内容以及出土器物都具有早期辽墓的典型特征。

1.墓葬形制与葬式特点

许从赟墓为仿木构砖砌单室墓，呈坐北朝南向，由墓道、甬道以及墓室组成。甬道南口上部用砖砌出墓门楼，墓室平面呈圆形，穹隆顶。这种墓葬形制在大同地区辽代墓葬较为普遍，从辽早期一直持续到辽晚期，如2004年在大同机车厂发掘的一座早期辽墓，其墓葬形制和壁画特点与许从赟墓基本相似。另外以马家堡辽墓、东风里辽墓为代表的晚期辽墓同样为砖砌单室，墓室呈圆形、墓顶为穹隆顶的形制。换言之，大同地区的辽墓形制基本以砖砌单室、圆形墓室、穹隆顶这样的形式出现，只是随着墓主社会身份、财富地位的变化，墓葬大小有些许区别。到了金代，仍然以砖砌单室、穹隆顶为主流，但墓室平面皆为方形，且这种形制对后世丧葬习俗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外，与契丹人“尚左”“以东为尊”的习俗不同，大同地区的辽墓承袭唐宋旧俗，呈坐北朝南状。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这里所谓的南北向并非纯粹的正南正北向，而是正北偏西或偏东向。如属早期的许从赟墓墓室北偏西约15°至20°，机车厂辽墓北偏西约,15°左右，南关辽墓北偏东10°左右；晚期的东风里辽墓北偏西约5°至10°，马家堡辽墓北偏东约15°至20°，这显然与契丹腹地“辽俗东向而尚左”“东向拜日”的习俗不同。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辽早期大同地区主要受中原唐文化影响颇深，而北方契丹文化对该地的浸融略显甚微。然而奇怪的是大同地区辽代的葬式风俗似乎并没有延续唐风，如表一所示，该地区发掘的唐代墓群，包括一些唐晚期的墓葬基本都为尸骨葬，而辽代以后，不论是早期还是晚期墓葬都实行火葬，那么燕云地区的火葬习俗是否受契丹早期火葬的影响呢？《北史·契丹传》中记载：“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上，经三年后，乃收其骨而焚之。……”尽管契丹族早期经历了先树葬再火葬的葬俗形式，但事实上，就目前发掘的辽代墓葬，尤其是契丹腹地大贵族的纪年墓均有尸骨葬的痕迹，如耶律羽之墓、驸马赠卫国王墓、陈国公主墓、库伦1号墓等。此外，大量无明确纪年的辽代贵族墓葬诸如温多尔敖瑞山辽墓、察右前旗豪欠营6号墓，同样都采用土葬。由此来看，自契丹建国到灭亡，上层贵族十分热衷土葬。也就是说在辽上京及中京地区火葬与尸骨葬并行。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火葬依然是辽代的主要葬式之一。

２.出土器物

许从赟墓在发掘前，墓室顶部已坍塌，墓室内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但依然出土了20余件珍贵文物，包括陶器、铁器、铜镜、木俑、瓦当和墓志等（表二）。其中尤以３件塔形器为最，是大同地区辽墓中体型最大、纹饰最精的塔形器物。

就许从赟墓的随葬器物、葬俗特征以及壁画布局等方面来分析，与同时期其他地区的辽墓以及大同地区晚期辽墓有明显区别，比如随葬铁器，这在大同地区早期甚至中晚期辽墓中极为少见。

1.关于随葬铁器的探究

许从赟墓共出土了15件铁器，全部为铸造成型，从器物表面的铸造痕迹以及器身大小来分析，应该专作明器之用，从器类上可分有釜、臼、碾、鏊盘、锁、铃、灯盏和钩等。

釜３件，根据形制可分两型（表二），Ａ型１件（图一），敛口、鼓腹、寰底，腹中部有６个。腹上部有宽带状凸弦纹六周。与其他２件不同是，该釜无足，器外壁至底部寰状，形似于现代圆底铁锅。因其无足，需安置在炉灶之上或其他支撑物上使用。Ｂ型２件，盘口，沿外侈，沿上有双耳，底略下凹，一件腹部较深，三扁足修长；另一件腹部较浅，足部瘦高，足端为兽头。与前述的寰底无足釜相比，这种类型的铁釜，在腹底皆铸有瘦高型三足，可直接架在火上煮炖食物，常见于少数民族地区，是游牧民族的主要炊具。

图一 铁釜

臼１件（图二），敛口，圆唇，鼓腹，寰底，其形与Ａ型釜上半部分较为相似。腹部有不甚清晰的横弦纹数周，下有粗壮的十字形空心底座用以支撑器身。臼是古代重要的生活器皿，形制一般为圆唇、鼓腹，中部下凹，器周壁凸起，平底或支撑力较强的足底，用以去壳或碾碎硬类食物以及研磨草药。

图二 铁臼

碾１件（图三），由长方形空心座与舟形碾槽组成。舟形碾槽两端尖而浅：中间宽而深，口部较宽，底部渐收呈尖底。碾和臼虽形制不同，但作用基本相似，皆为碾碎硬物或去壳之用，如碾磨药材、茶叶等。只是两者的研磨器不同，臼的研磨器多为柱状，且带圆状柱头；碾用碾轮研磨硬物，碾轮形似车轮，但没有辐条，只有一个轴穿在中间，以便手握碾磨食物。不过，在许从赟墓中并没有发现类似的研磨器。

鏊盘１件（图四），盘面鼓，下有三足，两足扁而宽，一足残，沿下足两侧各有一半圆形耳。盘外缘有一周很浅的凹弦纹。鏊盘面上有一块直径３厘米的疤，应为铸造时留存。鏊盘是辽代重要的饮食炊具之一，《正字通》记载：“鏊，今烙饼平锅约饼鏊，亦约烙锅鏊”，《玉篇·金部》中写道：“鏊，饼鏊也”。由此可见，鏊盘应为古时烙饼的一种工具。其做法是先将鏊置于馕。除上述６件铁制炊具外，许从赟墓还出土了锁、铃、灯盏等多件生活器具。

图四 铁鏊盘

许从赟墓出土的铁器种类较多，保存完好，尤其是６件形制不一的炊具。此类成套的随葬铁器的出土在大同地区尚属首例，而在同时期的辽墓和晚期辽墓均不见相似器物出土。究其原因：首先，历经唐末战乱，辽代初期大同地区经济凋敝，百业待兴，反映在丧葬习俗方面则是随葬品较为单一，大多以陶器为主，铁器较少，瓷器基本不见，而中晚期的个别墓葬中出土了数十件精美瓷器，陶器相对减少，这是辽升大同为西京后社会经济发展的直接结果。简言之，随葬器物的多寡与器类的变化是随着社会风、生活习惯、经济条件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其次，与墓主许从赟的节度使身份有关。形式多样的铁制炊具既蕴含北方游牧民族特色，又具有鲜明的中原汉族风格，从墓主许从赟来讲，其先为后唐官员，再降契丹辽国，官至大同军节度使，其本身便是中原文化与契丹文化的传递者、融合者，而具有明显时代特色的铁质炊具亦充分说明这一点；最后，从西京大同来讲，该地区冶铁业十分发达，入选“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云冈石窟窟顶辽金冶铁铸造遗址充分证实了这一事实。冶铁业的兴盛催生了各种铁制炊具的生产，也使这类炊具成了当地人们的主要生活器具，而随葬物又往往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是古人事死如事生的一种体现。因此许从赟墓出土的成套铁制炊具明器便合情合理了。

2.关于塔形器随葬习俗的解读

塔形器是塔式罐的统称，又称带座罐或塔形罐，是唐代中期至辽初流行于北方地区的一种随葬明器，主要见于陕西、河南、甘肃、河北、山西以及内蒙古等地区的部分唐墓与辽墓中，在山西主要集中于大同地区的唐中晚期和辽初的墓葬。其中以许从赟墓出土３件塔形器最具代表，其硕大的体型、繁复的纹饰、庄重的气魄足以让其成为塔形器之最。

彩绘魂塔（图五），该器由莲花盆、中部器身及底座组成。底座呈圆形覆盆状，底座外壁以两道凸弦纹分隔为上中下三层：上层以对称的形式均匀地贴塑着8个身躯健壮、手作承托之姿的力士，四周彩绘卷云、花瓣等纹饰；中层等距离贴塑4个兽面纹，兽面纹之间以镂孔间隔，四周彩绘卷云纹及花卉纹等；下层则等距离贴有四个作承托状的力士，力士中间同样以镂孔间隔，周围彩绘花朵及卷云等纹饰。

塔形陶壶（图六），由塔顶、塔身、塔座三部分组成，塔顶为一枭首壶，壶口一侧捏成枭首状，另一侧呈卷叶状。长颈，颈部饰有两道凸弦纹。垂鼓腹，腹部装饰镂孔及凹弦纹。塔身为一罐状，侈口、直颈、鼓腹，腹外壁刻划凹弦纹，腹部内收与底座相连。底座上小下大，为倒置喇叭状，座下端雕花形镂孔４个，划三周凹弦纹。

彩绘陶罐，由罐盖和罐身两部分组成，盖上端捏塑两周外敞的莲瓣，下端至上而下装饰团花、兽面、菱形纹及火焰纹，均为模制成形后贴附于器表再入窑烧制而成。罐身为圆唇、鼓腹、平底，罐外壁纹饰繁复，自肩部到下腹部以模制的形式自上而下贴塑着团花、小兽面、大兽面和火焰纹，每组纹饰各４个且排列均匀，纹饰周围彩绘莲瓣及团花纹。

塔形罐兴起自盛唐气势雄宏、包容万象的社会环境中，因此从一出现就走向成熟，其繁复的纹饰、复杂的造型、宏大的形体亦是大唐容纳四海、国力强盛的象征。塔形罐是盛唐佛教流行的产物，然而颇有趣味的是，其流行的区域十分有限，仅限于陕西、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等省份的部分地区，由此来看随葬塔形罐的习俗并不广泛，也没有被绝大多数的人群接受，只是在佛教较为盛行的地区得以推崇，并从盛唐一直流行到辽初。后来，随着唐末社会动荡以及佛教遭受上层统治的严重打击后，与之相关的塔形器也随着社会变迁、经济发展以及丧葬观念的变化逐渐由原来复杂的纹饰造型向简约朴实的丧葬器过渡。

3.关于墓葬壁画特征的考释

除铁器及塔形器外，许从赟墓出土的壁画同样精彩。从壁画布局与内容来看，主要分上、中、下三个区间，上层绘于穹隆顶的四周，有星宿、北斗七星、云朵、残月等图案。关于古代墓葬中配备天文图，大约起源于秦代，《史记·卷六·始皇本纪》中记载，在秦始皇墓中“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河南洛阳市西北郊的一座汉墓壁画中，发现了现存最早的星象图，绘有日、月、星等图案，后来在唐、宋、辽墓等均有星象图的出现，表现了逝者星辰陪伴、事死如生的生活场景。中层绘于穹隆顶与立壁上端，墓室周壁彩绘仿木结构的梁架、斗拱以及屋檐等，这种仿木结构的绘画形式与北宋境内出现的壁画墓极为相似，充分体现了大同地区辽早期墓葬习俗深受中原汉文化影响的事实。下层位于墓室的立壁至近墓室地面处，画面皆以人物图案为主，如墓门西侧的挑灯侍女，墓室东北角的守门侍官等。

与辽上京、中京等地出土的墓葬壁画相比，大同地区辽代壁画墓呈现如下特点：一，大同地区的辽早期壁画墓中未见契丹人物形象，且壁画中的侍女或侍官身着中原汉族服饰，面容丰腴，颇具唐代侍者像特征（图七、图八）；二，早期辽墓以人物形象为主，并无辽腹地常见的“出行图”和“归来图”，内容相对单一，各自成幅。到辽晚期，壁画内容相对丰富且内容固定，一般南壁为守门侍者图；西壁为出行图；北壁为起居图；东壁为宴饮图，但与辽境内其他地区壁画不同，大同地区的晚期辽墓没有“归来图”，在北壁画面中也隐去了墓主人形象，仅以侍从侍奉的画面隐含墓主人的存在。

总体而言，许从赟墓壁画不论是画面布局还是绘画内容都充分呈现出汉文化因素，究其原因：其一，墓主许从赟虽为契丹官员，但其曾就任后唐监察御史、马步使等职，祖上也多为汉官出身，许从赟本身便是汉文化的代表；其二，许从赟时期的大同地区尽管已归契丹辽国管辖，但由于长期受唐文化影响，该地区的文化面貌仍然以汉文化为主流。直到1044年辽兴宗升云州为西京，此后西京大同的地域文化逐渐向契丹化倾向，2011年大同市东风里发掘的辽墓壁画中出现了契丹人形象以及内容丰富的出行画面，便是这一倾向变化的重要实物见证（图九、图一〇）。

图一〇 东风里辽墓“出行图”局部

许从赟墓既有大同辽代早期墓葬的特征，又有其与众不同之处，就葬俗而言，许从赟墓并没有继承唐宋或契丹本土贵族墓葬流行的土葬形式，而是选择了辽代该地区常见的火葬，而这种葬式从辽代一直持续到元代。尽管金元时期已有为数众多的土葬墓出现，但不可否认的是，火葬依然是该地区的重要葬式之一。此外，随葬器物受社会环境影响，呈现出种类较少、陶器为主的随葬特征，这与辽代后期出土的精美瓷器形成了鲜明对比，包括墓葬壁画亦是如此。总之，作为辽代早期纪年墓，许从赟墓无论是墓葬形制、随葬器物，抑或壁画内容都具有大同早期辽墓的典型特征。

本文刊登于《文物天地》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