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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城与大运河
原作者: 汪勃 |
来自: 大众考古 |
发布时间：2021-7-30 18: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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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遗址是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最具代表性的综合物证和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两者之间存在紧密互动关系的“扬州城遗址”和“大运河”早在 2008 年就被列入国家文物局等编制的《“十一五”期间重要大遗址名单》中，此后“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继续列入。扬州城的出现、发展及不同时期的城池与邗沟的开凿、长江北岸线南移带来的历代运河所选择的河线位置关系 ...
大遗址是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最具代表性的综合物证和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两者之间存在紧密互动关系的“扬州城遗址”和“大运河”早在 2008 年就被列入国家文物局等编制的《“十一五”期间重要大遗址名单》中，此后“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继续列入。扬州城的出现、发展及不同时期的城池与邗沟的开凿、长江北岸线南移带来的历代运河所选择的河线位置关系密切。尤其是隋唐时期，扬州城不仅是隋唐大运河乃至国内水运的一个关键节点，也是连接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国际贸易中转站，并因此成为国际大都会。
作为大遗址的扬州城遗址，包括邗城、广陵城、江都城、扬州城四个历史时期，分别对应着扬州城的始建、扩建、发展、形成四个阶段。广陵城又可分为战国楚广陵城、汉广陵城、东晋广陵城、南朝广陵城等，汉广陵城应即吴王濞城，南朝宋广陵城在战乱之后又一度被称作“芜城”。扬州城是唐至明清时期地区治所所在的统称，该名称在隋代当已有，其范围、形制在杨吴、两宋、明清等不同时期有所不同。 扬州城建与区域内运河关系颇深。春秋时期吴之邗城，是位于夫差所开凿邗沟节点处的重要堡垒。战国楚广陵城可能是在邗城的基础上向西扩建而成，亦因邗沟之重要性而成为当时的南北战略要冲。汉广陵城或在楚广陵城东北隅加筑了附郭东城，因运盐河的开凿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奠定了扬州作为盐铁转运枢纽的基础。东晋时期“引江入埭，六十里至广陵城”，并于其后修筑了广陵城。
刘宋广陵城或开设了南门，其原因当与长江北岸线南移而带来的需要加强城墙南侧的防御有关。萧梁广陵城修城甃砖的记载以及汉晋广陵城较多城砖的发现，结合唐宋时期扬州城城砖的研究结果来看，当时大量用砖包筑城墙除了与江淮之间多雨有关，或也和水运交通的便利相关。隋在此地先设总管府后置江都郡，随着隋邗沟的开通和使用，扬州经济迅速再次发达，并因江都宫城和东城等的营建一度具有了行都的地位。扬州在唐初始为广陵地区之专称，扬州城逐渐发展为由子城和罗城两部分构成，亦即后来的杨吴都城及南唐东都，此际的扬州城或被运河南北贯穿，扬州唐罗城的范围或为运盐河、欧阳埭、隋邗沟、唐代官（市）河一线（扬州城南门遗址至今玉带河段已被填埋，玉带河与其北的“邗沟”南北向段似在南北一线上）、宝带河一线（原蒿草河，与其北的瘦西湖至大明寺东南段或在南北一线上）、伊娄河、七里港河、曲江等运河的河线所框定。 后周时期就唐罗城东南隅改筑而成的周小城即后来的宋大城，南宋晚期的扬州城由宝祐城、夹城、大城构成，宋三城的城壕与壕田河、堡城河、魏家冲、潮（漕）河、二道河一线（原保障河，与其北的瘦西湖至长春桥段、再北的夹城西城壕即今之夹城河在南北一线上）、保障湖和邗沟等河道的关系较为明晰。明代扬州城进而向东南隅收缩，先后修筑了明旧城和明新城。清代则沿用明城无甚变化，明清扬州城与古运河、北护城河、小秦淮河等河道的关系一目了然。
唐宋扬州城遗址分为南、北两大部分，蜀岗之上的城址（蜀岗城址）可能始于春秋而废弃于宋元之际；蜀岗之下的部分或始筑于唐，范围逐渐缩小，沿用至明清。 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的结果来看，蜀岗古代城址可能始于春秋时期吴之邗城，战国楚、汉、东晋、南朝时期为广陵城，隋代营建了江都宫城和东城。从商周直至明清，由于长江北岸线的不断南移，蜀岗和长江之间自北向南开凿了较多的运河。从长江岸线、运河、五塘等方面梳理扬州历史水系的变迁，可以看出扬州城与春秋时期邗沟、隋代山阳渎与邗沟、唐代七里港河等运河、宋代大运河、江岸与湖泊水系等不同时期水道的关系。
春秋时期的长江口还是一个喇叭形河口，喇叭湾的顶点在今仪征附近，扬州以下还是开阔的海湾，扬州以上才具江型。当时的长江北岸就在蜀岗南缘，大致在今仪征西北的胥浦、扬州东北的湾头和江都东北的宜陵一线。由于江面宽阔，今扬州与镇江一带长江不能径渡，过江要到今扬州的上游，因此春秋末年夫差渡江北上，也要在江南沿江西行，至今南京栖霞的“江乘”附近渡江，然后沿江北东行至今扬州一带北上。在长江北岸，由于漫滩发育，夫差即在蜀岗之下开凿运河邗沟以便通行，由于蜀岗以南冲积平原还未完全形成，邗沟与江岸线距离不会太远。从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来看，我们推测古邗沟当是沿着蜀岗东南缘的河道，在蜀岗南缘呈东西向，在今天动物之窗东南（即扬州蜀岗古代城址东南拐角外）改为南北向的河道，即古邗沟或蜀岗城址的东城壕。现代地图上的“邗沟”西段应与古邗沟相关，而中段、东段或与古邗沟无关，此河道流经唐罗城的西水门和东水门，应该是唐罗城内重要的东西向河道。
夫差所开运河被称作“邗沟”，那么其在扼守邗沟河线的节点上所筑之城，既在邗地，又与邗沟关系密切，当然亦可称作“邗城”。至于吴之邗城的地望，从目前推测的邗沟河线与周围地形的关系来看，虽然尚不能完全肯定就在蜀岗古城的范围之内，然而夫差“城邗”无疑标志着扬州这座运河城市的诞生，也奠定了扬州此后作为沟通江淮的城市的重要战略地位。
由于邗城与邗沟以及蜀岗下长江的位置关系，战国楚广陵城只能向西发展，汉代也只是向北扩建，六朝广陵城基本沿用了汉广陵城。考古发掘的成果已经证明了楚、汉广陵城的位置关系，并且明确了扬州广陵城时期城墙保存最好的是汉广陵城，汉广陵城的基础始筑于汉初。 汉代广陵城经历了荆、吴、江都、广陵等时期，其中吴王刘濞改筑扩建广陵城，“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于汉文帝元年（公元前 179 年）前后开凿茱萸湾（今湾头）向东经海陵仓（今泰州海陵区）到如皋蟠溪（东陈家湾）的运盐河，大力发展盐、铁两大专营业，使得“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国用富饶”，发达的经济也成了吴王反叛中央政权的经济支撑。这是广陵地区在历史上的第一次繁荣，奠定了其后扬州因盐运、漕运业兴盛的基础。随着运盐河的开通，在汉广陵城与运盐河之间或许逐渐出现聚居区，为扬州提供了向东发展的动力。 东汉末建安二年（197 年）陈登任广陵太守期间在广陵之西所开的陈公塘，后来成为运河补水的水柜。陈登还对邗沟进行了改道（邗沟西道），从高邮直北经白马湖折向东北，由射阳湖入淮，消减了邗沟的弯度，改善了广陵由江入淮的航行条件。邗沟西道的开通，扬州得以向北发展。
《扬州水道记》认为《汉书·地理志》中的“江都有江水祠，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阳入湖”之河道，乃“春秋时吴国及后建安以前邗沟通淮之故道也”；《水经注·淮水》中的“又东过淮阴县北，中渎水出白马湖东北注之”的河道，是“汉建安后邗沟达淮之故道也”。 另外需要提及的是，东晋永和年间（345—356 年）“江都水断，其水上承欧阳埭，引江入埭，六十里至广陵城。”欧阳埭至广陵城的水道，使得扬州有了向西发展的可能。
运盐河、邗沟西道的开通使扬州运河网初现端倪，广陵城的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奠定了扬州盐铁转运经济基础，也为后来隋江都宫城的营造、唐淮南大都督府和盐铁转运使的设置、杨吴在此定都奠定了物质基础。运盐河的开通，是扬州城走向兴盛的重要标志。
隋代以前，受地理、人口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扬州城的范围基本局限在蜀岗东南缘。到了隋代，由于伐陈的需要和隋炀帝对扬州的挚爱，特别是隋邗沟（淮南运河）的开通，扬州开始迅速发展。据《隋书》，开皇七年（587 年）夏四月，文帝为征伐南陈，“于扬州开山阳渎，以通运漕”，北起山阳，东南经射阳湖接邗沟，再次沟通了山阳、江都之间的运道。杨广继位之后，迅速完成了营建东京、巡历淮海、开凿邗沟、修江都宫、建造船只等一系列“大业”。《通鉴》载大业元年（605 年）“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扬子入江。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此邗沟由江都茱萸湾入高邮樊汊，以达于淮之始。扬州自此作为水运枢纽尽显优势，隋邗沟的开通，为扬州城跃升为隋行都——营建江都宫城打好了伏笔。
隋炀帝挚爱扬州，其诗《泛龙舟》：“舳舮千里泛归舟，言旋旧镇下扬州。借问扬州在何处，淮南江北海西头”，明确说明了“扬州”的地理位置在淮南、江北、海西，诗中用“扬州”而非“江都”，反映出在隋炀帝的内心深处，扬州就是总管府时期他率军南征灭陈的“扬州”。《资治通鉴》记载：大业四年（608 年）“帝无日不治宫室，两京及江都，苑囿亭殿虽多，久而益厌，每游幸，左右顾瞩，无可意者，不知所适。乃备责天下山川之图，躬自历览，以求胜地可置宫苑者。”《隋书》《大业杂记》等文献中，关于东京与江都的记载有很强的关联性。如“大业元年春 , 迁都未成 , 救内史舍人封德彝于此置宫（指东京西苑）。又敕扬州总官府长史王弘大修江都宫 , 又于杨子造临江宫 , 内有凝晖殿及诸堂陛十余所”；（大业）五年春正月丙子“改东京为东都”；大业六年“制江都太守秩同京尹”，明确江都太守的品秩俸禄与东、西二都的长官尹相同。 隋邗沟的开凿，使得扬州位居长江与江南、江北大运河的交汇点，成为全中国南北经济交通的枢纽，也是南粮北运、南方钱粮输往北方的重要中转站。然而隋邗沟（淮南运河）过扬州城段的位置尚未确定，宝带河一线、二道河一线、唐代官河一线、古运河等现在与扬州城遗址相关的南北向河道的前身或均有与唐代官河相关的可能性。从相关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的综合比较结果来看，我们倾向于认为汶河一线可能就是隋邗沟过扬州城段。
隋代大运河的开通，确立了扬州在水路交通转运中的枢纽地位，揭开了唐扬州城鼎盛的序幕。随着唐帝国的建立与兴盛，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扬州城因其地利以及唐在扬州设立管理漕运的江淮转运使等原因而一跃成为仅次于两京的经济城市及国际都会。长江北岸线的南移给扬州城的发展带来了必要的空间，安史之乱造成的北人南迁则为扬州带来了经济发展所必须的大量人口。
唐代文献中对唐代官河、漕河、市河的概念不十分清楚，如杜亚所述的官河亦称漕河，王播所开的官河又称市河，但总的都称漕河，这些河道都和运河相通，应是运河的一部分。唐代运河主航道的流向，据《广陵通典》所记，大体上在开伊娄河后，由瓜州进入，自南而北过扬子桥，到大明寺蜀岗之下 ( 即子城南壕 ) 沿邗沟故道折向东，贯唐罗城，到禅智寺南桥接湾头通扬运河，再折向北上，因此它的北端向东一段和《通鉴·隋纪》“邗沟，贯今扬州城中”、《方舆胜览》引《元和郡县志》“漕河贯城中，即邗沟也”、《旧唐书·杜亚传》“濬渠蜀岗，起堤贯城”等所言是符合的。唐代运河是贯城而过，并非绕城而过，现存城南向东绕城的古运河应是宋以后才另开的。不过唐罗城东城墙外应当也有唐代城壕，在盐阜路和泰州路（明清东城墙，其东侧即古运河）交汇口西侧的考古发掘中，在泰州路西侧找到了一条不晚于元代的河道，扬州唐宋城东门遗址的东台地（其东即为泰州路）的西侧也有城壕。 唐罗城的形成是先市后城，因市而城。子城东城壕向南延伸的河道（即唐代官河一线）成为唐罗城的中轴线，蜀岗下淤积出的大片土地，加之安史之乱带来的大量南迁人口，使得扬州经济继续繁荣发展，继而在蜀岗之下出现了城址——唐罗城。唐罗城的平面形状、各段城墙的位置与包含运河在内的河道关系甚为密切，而其中轴线或以隋江都宫城以南的淮南运河段规划，故呈西南—东北方向。
唐罗城在子城的南、东南方向形成，而未在子城的北、东西两侧发展，究其原因，除了传统的城市选址“相地”理论之外，还受到了蜀岗和长江之间实际地形的影响，尤其还受到了航运和漕运经济以及与之相关的运河位置的强烈影响。唐罗城的规划空间被包含运河在内的多条河道所制约，它的出现与当时经济的迅速发展密不可分，其位置、平面形状的构成（即城池范围）与其前后开凿的运河河线关系密切，唐罗城除了因地制宜规划之外，更是一个因运河而生的城市。 唐代官河沿线或有较多与漕运相关的卸货码头，故而才在唐罗城内的官河沿岸形成了“十里长街”的景象。王建（生卒年不详，大历十年，即 775 年进士）在《夜看扬州市》中提到：“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是平时日，犹自笙歌彻晓闻。”张枯（约 785—849 ？年）所作《纵游淮南》诗中说到：“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圆仁（793—864 ？年）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描绘唐开成三年 (838 年 ) 除夕之夜的扬州为“道俗共烧纸钱，俗家后夜烧竹与爆，声道万岁。街店之内，百种饭食，异常弥满”。9 世纪初的扬州城沿运河商业街之繁华程度，通过这些诗歌文献可见一斑。 唐扬州城既受到了京城规划的影响，又非常具有地方城市特色，有以运河为中心围筑城池、城内桥梁众多、交通水陆并行等诸多南方城市特色。经济社会的发展为扬州城带来了城市形制的转变，扬州城在唐代中晚期迅速发展，罗城具有从中古封闭型里坊制城市向以经济生活为主的开放式城市格局过渡的特征。 五代后梁到南唐时期敦煌僧人范海印和尚瞻礼各地佛寺和名山胜迹所撰《诸山圣迹志》中，说扬州“都城周围六十余里，四面十八门。南北一连，十字江水穿过。东西十桥，南北六桥。凡一桥上，并是市井。林园地宅连翼甍，战桡楼船窥翳渚”。可见扬州的城、水、桥、市井等南方城市的特征，给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后周、北宋时期的扬州城只是一个地方小城，宋大城（即周小城）筑于唐罗城东南隅。宋大城北为潮（漕）河，西城壕利用了二道河，东、南则沿用了唐城。宋大城东侧的城壕，或与唐罗城东城壕、明清古运河都有关联。 据《宋史·河渠志》记载，天禧二年（1018），“江淮发运史贾宗言‘诸路岁漕，自真、扬入淮、汴，历堰者五，粮载烦于剥卸，民力罢于牵挽，官私船舰由此速坏。今议开扬州古河，绕城南，接运渠，毁龙舟、新兴、茱萸三堰，凿近堰漕路，以均水势，岁省官费十数万，功役甚厚。’明年，役既成，而水注新河，与二堰平，漕路无阻，公私大便。”又《宋史·真宗纪》记载，天禧三年（1019）六月，浚淮南漕渠，废三堰。四年（1020）春正月丙寅，开扬州运河。此扬州运河废三堰，开新河，即今城南有运河之始。说明北宋时期的真扬运河开在城南，不再贯穿城市。换言之，从唐七里港河开通开始，漕运少走城内；从北宋真扬运河开始，加之宋大城城池的缩小，漕运已经基本不过城内了；而到了南宋时期，由于政治中心移至江南，江淮之间兵燹频仍，漕运衰微，使得隋唐大运河扬州段缺少疏浚整治。 南宋时期的扬州城有多次修建，并于南宋晚期形成了大城、夹城、宝祐城的三城格局。然而，与其前各代修城开河不同的是，南宋修建扬州城的目的基本上是为了防御金、元的进攻，而并非城市向外发展的扩张。因此，扬州的宋城与唐城相比显得城圈小而城墙相对较厚、城壕更宽。夹城为南宋晚期新筑，其东、西两侧的城壕均当为修城而新开挖的城壕；宝祐城则是在南宋宝祐年间收缩至堡城西半，其东侧城壕为新开挖城壕。
宋金、宋元战争时，江淮之间的河道成为水战的战场。扬州南宋时期城砖上的模印文字中，除了地名、人名之外，还有包含“水军”名在内的大量扬州及其周边地区的军名，如扬州的武锋军、精锐军、宁淮军、武定军、义士左军、水军，六合的忠勇军，仪征的“真州第一将”，高邮的忠胜军、中军、炮弩手，宝应的右军，镇江的武锋军、都统司左军和后军、游奕军、精锐军、敢勇军、水军，泰州的前军、后军，泗州的招信军，建康都统司的中军、后军，宣州的采石水军，池州的池司左军，其他还有殿司戍军、马司中军、禁军、御前后军、御前水军等侍卫军名类以及淮东水军、雄边军、雄胜军、强勇军、敢勇军、忠勇军、忠信军、炮弩手、精锐军、涟水军等地方军名。明清时期长江岸线及扬州城主要水系。
明代扬州城进而收缩至宋大城的东南隅，先后修筑了明旧城和明新城，清代沿用明城。明清扬州城的北城壕、小秦淮河贯通的时代可能较晚。明新城的东城墙东移至泰州路一线，南城墙则沿用了宋城，因此明新城的东、南城壕明确为今之古运河。“开自二里桥河口起入，西折而东，从姚家沟以入旧河”的“宝带新河”，或即扬州城南运河之新河湾。
明清时期的扬州城虽然再度繁华，却也今非昔比，与隋唐扬州城那样的大都会不可同日而语。漕运、盐业的发达只是朝廷赋予特权而带来的财富聚集，自创辉煌的成分甚少，特别是清代扬州盐商的繁荣之下浸透了奢靡与无奈。扬州城是个因运河而生、因运河发展、因运河繁荣、因漕运衰微而走向衰落的城市，扬州城建史与运河发展史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运河是造就扬州城的母亲河。
●（本文刊登于《大众考古》2018年08月刊，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副研究员、扬州唐城考古队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