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7世纪前后，日本飞鸟地区（今奈良南郊明日香村一带）迎来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文化盛世──飞鸟时代（592-710）。举凡最古老的寺院、最早期的佛像、最原始的规章制度、最原创的文字等，均诞生在这块被誉为“日本人精神故乡”的土地上。而这一切，恰缘于此前不久的538年（一说552年），佛教甫随百济（位于朝鲜半岛西南部）国王派使者赠送佛像和

图1：释迦三尊像，日本飞鸟时代（7世纪），奈良法隆寺金堂供奉。日本国宝

7世纪前后，日本飞鸟地区（今奈良南郊明日香村一带）迎来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文化盛世──飞鸟时代（592-710）。举凡最古老的寺院、最早期的佛像、最原始的规章制度、最原创的文字等，均诞生在这块被誉为“日本人精神故乡”的土地上。而这一切，恰缘于此前不久的538年（一说552年），佛教甫随百济（位于朝鲜半岛西南部）国王派使者赠送佛像和经论予钦明天皇，而首度传入日本。其后，支持崇佛的苏我氏，在夺权政争中击败了维护传统神道教的物部氏，由推古女帝即天皇位，圣德太子摄政，下诏大兴佛法，日本正式迈入飞鸟时代。自此，随着佛教文化的兴起和广传，中国文明亦藉由人员交流往来而大量传入，从而使日本的文化、艺术、政治等各方面为之一新，奠定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

飞鸟佛教之初

止利样式

那么，日本最早的飞鸟佛教艺术，究竟呈现何种面貌？今日飞鸟寺（前身为日本首座伽蓝法兴寺）虽存有609年开眼供养的本尊大佛，只可惜其于1196年遭大火毁损，仅余眼部周围和部分手指为原物。要说起保存最好、且能得知年代和作者的最古老飞鸟造像遗品，就属法隆寺金堂所供奉的日本国宝释迦三尊像（图1）了。由佛像光背的阴刻铭文可知，此组一光三尊像乃623年出自“止利佛师”、即佛雕师鞍作止利之手。主尊坐佛面容含笑，身形修长扁瘦，袈裟下摆于台座前层叠垂布，外展如翼，线条流畅婉丽。造像整体呈左右对称的端正格局，连同二胁侍菩萨之蕨类状垂发和鱼鳍状天衣，俱与中国北魏晚期以降的造像风格颇多共鸣，可谓飞鸟雕刻之一大特色。

图2：菩萨半跏像，日本飞鸟时代（7世纪），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日本重要文化财

类此之“止利派”作风，亦见于展品菩萨半跏像（图2），呈现佛教艺术中极其优美且富于个性的半跏思惟菩萨。此类造像一般采敛首倾身坐姿，左足下垂踏地，右足翘抬置于其上；左手垂放在翘起的足踝上，右手则举至胸前，伸一指或数指微触面颊，作支颐状，举手投足无不散发出若有所思之沉静、神秘情状。唯此像右手改施无畏印，殊为少见。半跏思惟图像早在2世纪前后即出现在印度贵霜王朝，至迟于3世纪左右随佛教东渐而传入中国，6-8世纪间频见于朝鲜半岛和日本等地，诞生出如韩国国宝78号金铜半跏思惟像、日本奈良中宫寺藏国宝木造半跏思惟像等经典名作，诚是此特定时期中、日、韩文化交流之独具意象。

文化革新的前驱

圣德太子

可想而知，单凭佛教，实不足以推动日本国家更新，更关键的在于飞鸟时代最重要的文化推手──圣德太子（即厩户皇子，574-622）。其自推古天皇即位后，便以皇太子身份辅政，除了大力支持佛教发展，创建法隆寺、四天王寺等名寺，更在国家内忧外患中推动一系列改革：603年，先制定“冠位十二阶”，以个人功勋授官赐爵，打破氏族门户世袭；604年，又颁布《宪法十七条》，撷取儒、法、道、佛诸家思想，以德治、礼治、法治规范官僚贵族；607年，更以和隋朝建交为目的，派小野妹子率学者、沙门等首度出访中国，之后又至少四度派遣隋使出行，致力吸收中国文化，于日本贵族间埋下改革种子，为不久后建立起律令制国家、影响日本历史发展深远的大化革新（645年）奠下了根基。

图3：圣德太子坐像，江户时代（18-19世纪），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圣德太子其人其事是否为真？虽存在若干质疑，但历来与之相关的诸多记事和文物遗存，无疑昭示其人在日本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尊崇地位。前述法隆寺释迦三尊像，便是为生病的太子祈福而造；中宫寺藏7世纪天寿国绣帐和1069年秦致贞笔《圣德太子绘传》（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各是与太子身后、生前事迹相关的古老国宝图像；而展品圣德太子坐像（图3）之太子像，虽是较晚18-19世纪江户时代之作例，其神龛却带有永仁三年（1295）纪年，龛门内侧并绘有供养僧众，其上书有出自《圣德太子传历》“敬礼救世大慈观音菩萨，传灯东方粟散王”等榜题，反映太子信仰于镰仓时代之流行。甚至，连近代C版一万日元（1958-1983年发行）（图4）等纸钞上，也印有取自最古老8世纪唐本御影的圣德太子像呢！

图4：印有圣德太子像的旧版一万日元纸币

寻访他山之石的勇者

遣唐使与求法僧

自7世纪初圣德太子派遣隋使拉开中日交流序幕，至9世纪末废除遣唐使止的300年间，络绎不绝的使节们与求法僧众以其携回之隋唐流风，深深影响着日本的文化更新、都城规划、律令制度整备、佛教理念等各个层面。令人好奇的是，迢迢路途上，这些赴唐人员实际经历过哪些甘苦呢？对此，中国的《旧唐书》《新唐书》，或日僧圆仁（794-864）《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等撰著中尽管有详简不一的文字描述，但显然另一名日僧圆珍（814-891）曾贴身携带的《福州公验》（图5）《台州温州公验》等传世几稀的文物实例，更具有身历其境的冲击力，无愧入列日本国宝。

图5：《福州公验》，局部，唐大中七年（853），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日本国宝

何谓“公验”？简言之，就是由唐朝官府发放、钤署的法定通行公文，功用有些类似今日的签证、入境登记表等。圆珍入唐的大中七年（853），已是遣唐使遭废之后，亦值唐武宗灭佛（841-845）不久，当时对境内僧众之通关管理甚严，更遑论域外僧人。以《福州公验》为例，由第一纸可知，圆珍抵达福州欲前往台州时，得先交付身份及行程等资料，取得当地官府发行的证明书；接着在第二、三纸，则见一行七人要前往天台山等地参拜时，还需取得福州录事参军平仲等颁予的证验通牒。总计此份公验上共钤有“福州都督府”朱印四处，其后并附有福建官员所发放的通行许可证及过境证明书，足见当时行路之不易，却也幸运地让后人欣赏到唐朝地方官吏各具特色的书学展演。圆珍后来于858年返日，868年任天台宗第五代座主，卒后追谥为智证大师。他所携回的佛经图籍千余卷及十余种文物，载录于《开元寺求得经疏记等目录》《日本比丘圆珍入唐求法目录》等，其中不乏三论宗、法相宗、律宗、俱舍宗等日本奈良至平安时代的佛教主要宗派典籍。

密法传承

空海与日本真严宗

日本赴唐人员才俊辈出，除了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即晁衡，698-770）入仕唐朝，与李白、王维等交往唱和一事至今仍传为美谈，早于圆珍且亦入列“入唐八家”之一的求法僧空海（774-835），更由于在绍续正统密教法脉上取得空前的成就，而被尊称为“弘法大师”，其影响迄今达千余年。

密教本源自于印度，透过唐玄宗时期“开元三大士”金刚智（671-741）、善无畏（637-735）、不空（705-774）等三位印度法师相继入华宏法，而于8世纪初正式传入中国。彼时唐都长安青龙寺有惠果（746-805），先从不空受金刚界密法，又从善无畏弟子玄超受胎藏界密法，最终融金刚、胎藏二法，创“金胎不二”学说。然而，此盛极一时的密宗法脉，却因唐武宗灭佛之故而未能于中国传续。反倒是空海于804年随第16次遣唐使入唐求法后，便亲炙惠果学习密宗佛法，进而得其授予灌顶，于两年后（806）携正纯密教及大量经论、法具等返国，开创了以密教为基础的日本真言宗。此宗派以重视念诵真言（即咒语）得名，复因其以京都东寺（原称教王护国寺）为根本道场，故又称“东密”，有别于日本天台宗始祖最澄（世称传教大师，767-822）所开创的“台密”。

图6：《真言八祖·空海像》，日本镰仓时代（14世纪），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信奉东密的寺院往往奉祀“真言八祖像”，即空海所列举之龙猛、龙智、金刚智、不空、善无畏、一行、惠果这七位由印度至中国一步一脚印传续密教法脉的“传持七祖”，另加上将密教由中国迎至日本的空海，藉此八祖之图像来系统性地诠释该宗的核心教义与传承脉络。京都醍醐寺的下醍醐五重塔内，即绘有现存最古老的空海画像（951年）。展品《真言八祖·空海像》（图6）亦为此例，呈现空海脱鞋坐于榻上，右手持金刚杵、左手数念珠的修法模样。

忿怒与慈悲

密教美术

诚如前述，密教自唐武宗灭佛后元气大伤，相关文物亦于中国佚失殆尽。相对于此，日本所留存的密教造型与图像则可谓相当丰富，特别是空海主持过的几座寺院，更堪称是密教美术的宝库，信手拈来俱是国宝。如京都神护寺即保存了据信经空海指导、以紫绫金泥绘制的最古老《两界曼荼罗图》（即高雄曼荼罗，约829-834年），此乃密教灌顶等修法仪式中极其重要的用具之一。京都东寺同样藏有不少与空海有关的密教佛具，包括其师惠果请唐朝画家李真等人绘制的《真言五祖像》及现存最早且完整的彩色《两界曼荼罗图》（即西院曼荼罗，约9世纪末）等；寺内讲堂更贮藏有存世最悠久的纯密雕刻遗品，即839年开眼、将曼荼罗图予以立体化的廿一尊造像，其庄严壮观的场面和细腻传神的木雕绝技，着实动人心魄，观之而流连忘返。

图7：不动明王立像，日本平安时代（12世纪），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日本重要文化财

在种种密教形象当中，尤以不动明王最受人尊崇，亦最为普见。其乃大日如来之应化身，拥有坚固不动的慈悲心，常住火生三昧，焚烧内外障难及诸秽垢，摧灭一切魔军冤敌。日本初期的不动明王像，双目圆睁，露出上面一排獠牙，至平安时代后期，则多见左眼半睁、嘴唇上下各露獠牙之相，展品不动明王立像（图7）即为其中一例。该像以整木雕刻，身形圆润厚实，具块量感，衣纹规整流畅，表情及形体流露大方得体的诙谐意味，虽呈忿怒相，却予人安详之感。双手分持剑和索，身后熊熊烈火则为拼接结合而成的构件。佛光上墨书“南□西来寺”，唯不详该寺之来历。

图8：《孔雀明王像》，日本平安时代（12世纪），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日本国宝

相较于诸多示现忿怒相、易予人距离感的明王，能袪除鬼魅、毒害、灾厄，并具有护国性的孔雀明王，则罕见地以优雅、可亲的慈悲相示人。其一般装饰严丽，有头冠、璎珞、耳珰、臂钏等，四臂分持莲华、俱缘、吉祥果、孔雀尾（各代表敬爱、调伏、增益、息灾），盘坐在代表摄取慈悲的白莲座上，以颇具诗意的金色孔雀为坐骑。展品《孔雀明王像》（图8）为日本现存最古老的孔雀明王像，布局规整，色彩明快，线条遒劲自如，充分展现12世纪密教绘画特色。

乐园之憧憬

净土美术

若说密教信仰是在现世中消灾灭罪，那么，净土信仰便是对往生后永恒喜乐之企盼。日本的净土信仰，可溯至飞鸟时代，在607年圣德太子首派的遣隋使中，有僧人惠隐于中国求法30余年，后携回大量净土经典，并在宫中开讲《无量寿经》，使弥陀信仰渐渐在皇室贵族间萌芽。法隆寺大宝院藏7-8世纪橘夫人念持佛厨子，为装贮国宝阿弥陀三尊像的厨柜，其上装饰有精美莲华化生浮雕，正体现出当时上层阶级对于净土之憧憬。然而，净土信仰在日本真正兴盛，则要到10-12世纪平安时代后期。尤其藤原氏专权时期，政治专制、律令崩坏，加之10世纪中叶起天灾、瘟疫频仍，社会混乱，仿佛预告着1052年佛经所称的末法之世即将成真，笼于末法思想的人们只得寄望于命终后的极乐世界，净土信仰一时蔚为风潮。

图9：京都平等院凤凰堂，日本平安时代（11世纪）

相对于下层社会流行称名念佛，财力雄厚的贵族阶层则竞相兴造阿弥陀堂等各种佛堂，并发愿制作阿弥陀像与来迎图等。京都宇治川旁，权倾一时的藤原道长（966-1027）之子赖通（990-1074）于1053年改建别墅而成的平等院凤凰堂（图9），便是集建筑、雕刻、绘画于一堂的净土美术空间。座落于莲池间的佛堂，犹如弥陀净土之宫殿，两端上翘的屋脊装饰着长尾凤凰。当中供奉的木造阿弥陀如来坐像本尊，是当时名家定朝（？-1057）唯一存世的作品，其周壁横木上并悬挂有千姿百态的52尊云中供养菩萨像。此外，堂内门板还装饰《九品来迎图》扉绘，描绘阿弥陀佛坐在天众间欢迎往生者投胎西方净土的情景。值得一提的是，《来迎图》的表现内容，至镰仓时代之后一变而成为立姿如来乘踏祥云、率众迎接亡者的场面，展品《阿弥陀三尊来迎图》便是类似作例（图10）。另有描绘阿弥陀佛自层层山峦后方现身的《山越阿弥陀图》（京都国立博物馆藏），此般富于戏剧性和临场感的表现，无疑更丰富了日本净土美术的内涵。

图10：《阿弥陀三尊来迎图》，日本南北朝时代（14世纪），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欢迎有共同兴趣的朋友留言、投稿，感恩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