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建立之初，面对中国大量古迹古物被肆意盗掘、疯狂盗窃、贩运出境而严重流失的不堪局面，袁世凯政府于1914年6月发布了《大总统限制古物出口令》，指出“中华文化最古，艺术最精，凡国家之所留贻，社会之所珍护，非但供考古之研究，实关于国粹之保存”；1915年6月，袁政府重新颁定了一份教育纲要，提出“国立文科大学宜注重研究中国文学哲学史学，并佐以考古院，以发扬国学之精神”，指出在京师组织考古院，对于所有考古之数据广为搜集，勿使散失，再用科学研究法研究之后，中国数十纪之文化可藉此表彰，所以，设立考古院对于保存国粹、发明国学精神，所关匪细。[1]可见这一时期，随着中西文化日渐交融，尤其克列缅茨、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桑志华、鸟居龙藏、安特生等西人在中国的历次田野调查与考古发掘，一方面无疑导致了中国文物的诸多损毁与流失，另一方面又使中国丰富的考古资源得以问世，古代文物的价值与作用日益引起国人的关注，“考古”的概念逐渐被人所认知，相关的论述、资讯也开始不断见诸报端：1905年，观云撰《中国之考古界》一文指出“对于中国古代文明发达史，国人应当博考详搜、钩玄发微，以显扬古人之光华，此非独学界当为之事，也是子孙对于祖宗之义务；”[2]1907年，刘师培撰文论述金石对于考古学的重要性，点明“考古学莫备于金石”；[3]1909年《图画日报》第75期、1910年《地学杂志》第1卷第1期刊相继登发了一则法国考古学会发掘古代人骨和犀牛牙齿的消息；1912年《教育杂志》第4卷第7期刊载了德国考古学家发现发掘古代都城遗址的信息，并称之为“考古学上大发明”；1922年3月，美国考古学家凯尔教授来中国考察，并到各高校进行演讲，其中六次到南京高等师范做题为“地中海东南岸诸国文化”的学术报告；美国学者禄普洛、威利斯、阿斯保恩、安竹氏等也曾多次组织亚洲考古队来华考察；而早在1908年，由美国亚洲文艺会秘书（书记）马克密发起的中国古物保存会（亦称“中国文艺会”，附属于美国亚洲文艺会）在北京成立，成员多为各国驻华使馆人员和学者，董事包括英使朱尔典、俄使库朋斯齐、法使康德、美使芮恩施、意使葛尔、日本公使山座圆次郎，会计为汇丰银行的熙礼，会员多为世界各国的中国学家，总人数超过了200人，活动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并和国人一起促成袁世凯政府颁布了上述保护文物的相关法令，等等。这些可以说都为中国现当代考古学的应运而生准备了足够土壤与环境。

民国时期可谓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最初阶段，但收获颇丰、成果甚巨，集中表现为“一是建立了中国考古学特别是以田野考古为代表的基本知识体系，探索并获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知识积累；二是造就和培育了一支中国早期的考古学队伍，为后来考古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4]从这个角度讲，民国时期又是中国考古事业和中国考古学发展过程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阶段之所以能为中国考古做出不菲贡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当在于普遍建立的考古社团组织及其明确的目标与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