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科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文献史学，即通过历史文献了解历史发展的规律；二是田野考古学，通过人类活动实物遗存的研究来了解历史发展的规律；三是文化人类学，是对现存民族、社会进行考察，从而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

文化人类学(CulturalAnthropology)，又称“社会人类学”，属于广义人类学的一个部门，大体上相当于欧洲各国的民族学(Ethnology)。文化人类学是对世界各民族及有关群体的文化过程和人类的天习行为方式进行比较研究，并探讨其异同和发展规律的学科。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学者霍姆斯于1901年提出，一般认为其创始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和荷兰等，这些国家在海外探险、殖民的过程中，对美洲和澳洲的土著社会进行观察、记录和研究，了解到即使是发达国家，也同样需要经历一定的发展阶段。

美国民族学家、原始社会历史学家摩尔根(L.H.Morgan，1818~1881)是研究文化人类学的大家，他所著的《易洛魁联盟》(LeagueoftheIroquois，1851)，详细介绍了联盟的生活环境、社会经济活动、生产工具、氏族家庭、婚姻习俗、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化，并对联盟的结构和联盟的精神作了具体的分析；1865年，他又研究了人类亲属称谓制度，认为随着人类社会从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发展，人类的亲属称谓制度也随之变化，写出了《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一书；他在《古代社会：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AncientSociety)一书中将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个时代，系统论述了氏族组织是原始社会的基本细胞、母权制的存在及其向父权制的过渡、婚姻和家族形态的历史演变等内容，为原始社会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外，英国民族学家、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K.Malinowski，1884~1942)于1913年发表了《澳大利亚土著家族》(TheFamilyAmongtheAustriaAborgines)一文，认为“文化不过是有组织的行为”，主张人类学的知识应具有应用的价值，“根据野蛮人的文明来了解现代文明的野蛮性”，强调从总体上研究文化并探讨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李济先生是最早把民族学、社会人类学列为历史学科三个构成部分的历史学家。我们作为后来之人，深切地怀念、敬仰李济先生为这一学科做出的重要贡献。

李济先生(1896~1979)是湖北钟祥人，原名李顺井。11岁时，随父亲李权去北京，改名李济。先入中学，15岁时入清华留美预备学堂。21岁时，从上海登“南京”号远洋客轮赴美入克拉克大学，学习心理学，获得学士学位。24岁时转入哈佛大学人类学系，27岁时获得博士学位，是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他以中国4478个城市的兴衰、4657个大姓的迁徙作博士论文，题为《中国民族的形成》。回国后任清华国学研究院人类学特约讲师、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并在南开大学、清学大学等学校任教。

在专业工作上，李济先生曾提出两个任务：“刨坟掘墓”和“量脑袋”。

“刨坟掘墓”即田野考古。1926年李济先生主持发掘了山西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除陶片外，有一半割开的蚕茧，检测属于家蚕(Bornbyxmori)。这次发掘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标志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正式建立，也奠定了李济先生作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的历史地位。1928年起，他15次主持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1930年，他又主持发掘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

“量脑袋”指做国人的体质人类学调查，他在《中国民族的形成》一文中说到：“我的志向是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他对111名旅美侨民进行过多次的体质测量，由测量结果认定构成现代中国人的共有五大民族单位，分别为短头狭鼻型的黄帝子孙、长头狭鼻型的通古斯族、长头阔鼻型的藏—缅语诸民族、短头阔鼻的孟—高棉语民族以及掸语族群，并从时间、空间两个方面十分详尽地勾画出五个族群的迁徙情况；次要的族群则有三个：匈奴、蒙古和矮人(即“侏儒”)。黄帝后代在地理上的中心是中国东部，通古斯人是北部，藏—缅语民族在西部，孟—高棉语民族在南部，掸语民族则在西南部。穿插在这5个主要族群之间的，是北方的匈奴人、南方的小矮人和遍布中国本部各地的蒙古人。

李济先生的旧学根柢好。1924年他在西安讲学期间，曾和蒋廷黻、鲁迅、孙伏园、陈中凡、王桐龄等12人，共同赠送给陕西秦腔的老剧团易俗社一块题名“古调独弹”的匾。1925年，他在《清华学报》上发表过一篇关于中国古琴的文章《幽兰》，根据日本藏敦煌唐人卷子而写。他自进中学以后，就学习弹七弦琴，《幽兰》一文是他试图从学理上探讨中国音乐中究竟有无和声问题的论文。

李济先生早年关于象形文字与西方拼音文字的重要区别也有他自己的观点，即中国象形文字是一种图像式文明，西方拼音文字是一种检索式文明。他的这个观点曾被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Russell，1872~1970)在1922年出版的《中国问题》(TheProblemsofChina)一书中大段地引用。费正清(JohnKingFairband，1907~)的夫人费慰梅(WilmaFairband)说这使李济“一下子出了名！”

此外，李济先生曾在《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一文中表达了十分重要的观点。他认为“两千年来的中国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这就是说，中国史学家把中国古史看作长城以南的事”，这是一个大大的错误，我们应该觉悟了！“我们更老的老家——民族兼文化的——除了中国本土以外，满洲、内蒙古、外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一带，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栖息坐卧的地方，到了秦始皇筑长城，才把这些地方永远断送给‘异族’了。因此，现代人读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一类的古史，反觉得新鲜，是出乎意料以外的事了。”

黄河流域的殷商文化是中国最早的文化，“如果进一步寻求殷商文化的来源，则所找到的范围不是长城以南、长江以北可以满足的，而必须向四面辐射，包括了太平洋群岛，南北美洲，从北极到南极。”中国民族在西北边疆打了一仗，“这一战奠定了殷商时代200年的文化生活，为东亚及太平洋区域建立了一个伟大文明的新基础；在这一基础上后起的周代，更发挥了形成时代的中国民族之建设精神，为人类创造了人本主义的人文社会一系列最早的模式……这些精神，这些品德，是我们做子孙的中国人，应该加倍地努力，作更进一步发扬光大的。”殷商人建筑的青铜文化引出了“青铜刀子引出的问题”——即公元前3000~前1000年，黄河流域的若干文化活动，与西伯利亚的额尔吉斯河流域、叶尼塞河以及勒拿河流域的人类迁徙的关系究竟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们以研究中国古史学为职业的人们，应该有一句新的口号，即扑倒以长城自封的中国文化观；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腿，到长城以北去找中国古代史的资料。那里有我们更老的老家。”

李济先生主张“文物国有，任何私人不得私藏”。这种职业操守，和郑振铎(1898~1958)、曾昭燏(1909~1964)先生等一直坚持的主张保持一致。他的大女儿凤徵，1942年早丧于四川李庄，骨灰一直存放在南京博物院库房地下室的外面，和一些尚未正式入藏的石刻放置在一起。

李济先生是一座学术丰碑，1933年，应蔡元培(1868~1940)先生之约，组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任主任。计划建立自然、人文、工艺三个馆，分别由翁文灏(1889~1971)、李济和周仁(1892~1973)任主任。1938年，被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推选为名誉会长，成为中国学者中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人。1948年7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赴台湾。1949年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及考古人类学系教授兼主任，同时建立人类学系，做了瑞岩的泰雅人体质调查，招收了李亦园、唐美君、张光直等学生。1950年后任台湾“中央博物院”、“故宫博物院”共同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及清点“故宫博物院”存台文物委员会委员。1953年任出席第八届太平洋科学会议及第四届远东史前会议台湾代表团团长。1954年后多次赴墨西哥、美国讲学。1955年8月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57年12月代理“中央研究院”院务。1959年任“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委员。1965年8月，任台湾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1969年6月任“中央研究院”第七届评议员(人文组)。1979年8月1日在台北病逝。

作为中国第一位考古学家，他个人的研究取向与成就产生深远的影响。他坚持以第一手的材料作为立论依据，并主张考古遗物的分类应根据可定量的有形物品为基础。同时，他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诠释考古资料，并不以中国的地理范围限制中国考古学的研究问题。正如张光直先生所说，“近六十年的岁月里，一开始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随后又作为中国考古学掌门人的李济，为人文科学和历史科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学术思想一直在中国这门学问的发展中占据着支配地位。就中国考古学而言，我们仍活在李济的时代。”“迄今为止，在中国考古学这块广袤土地上，在达到最高学术典范这一点上，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越他。随他的过世，一个巨人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