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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新疆 ｜白马顿红缨，梢球紫袖轻——唐代球星风采毫不逊色于当代C罗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馆藏的“打马球俑”，1972年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187号墓，长38厘米，高29.2厘米。马背上的打马球者蓄八字短须，身穿圆领紧身绛色窄袖长袍，头戴幞头，骑一匹白马飞奔，脚穿黑色皮靴，足踩马蹬，两目注视地面，右臂前伸内折，手臂挥杖，做击球状。马俑躯体浑圆，前胸宽阔，四肢强健，充分展现了西域骏马的风采。此俑和马均被刻画得形神兼备，观后令人深感震撼，不禁对唐代的马球运动的盛行程度遐思一番。
说到马球运动便要谈到马球、球杖、球场、马、技巧技术及服饰等。马球多用熟牛皮为面，内塞柔软的毛发等物，彩绘其面，球大若拳。该项运动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球类运动之一，关于其起源，至今尚无定论。
但学界现普遍认为，它始于小亚细亚、中国、印度次大陆，迄今已有2000余年的历史。在我国古代，打马球又称击球、击鞠、打球，是骑在马上以球杖击球入门的一种运动形式。除此以外，还有步鞠和驴鞠。步鞠，顾名思义，就是在地面上徒步或跑步持杖打球，这项运动后来发展为曲棍球。驴鞠即骑驴打球，因为驴与马相比，体型较小，性格又温顺，好控制，所以较适合女子乘骑。
马球自汉代起就有，到唐代达到极盛。唐朝时期，马球成为了皇室贵族最喜爱的运动，并得到了大力的推广和发展，曾发展到以球技高低决定藩镇官吏的选拔和升迁。一时间，全国上下球场林立，从宫廷到民间都有广泛的开展，打球成风。
据《封演》记载，唐朝马球运动是唐太宗李世民倡开风气。此后，唐中宗、玄宗、穆宗、敬宗、宣宗、信宗都是拥有不凡马球技艺的皇帝。史料记载，景龙四年（公元710年），金城公主下嫁吐蕃“（唐）中宗于梨园亭赐观打球”。比赛打得难分难解，结果是“玄宗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给大唐争了面子。唐玄宗即位后，还经常与“诸王每旦朝于侧门……宴饮、斗鸡、击球……”。
以后各代，虽不断加以继承和推广，但都不及唐代盛行。球杖的制作从文献中得知在取材、装饰上更为精细，一般尾端取惬月之状，正所谓“球似星，杖如月，骤马随风直冲穴”。敦煌莫高窟晚唐第144窟中可见到执球杖的供奉官。
球场是开展马球运动的基础，据《资治通鉴》等历史文献记载唐代丝绸之路上筑有许多马球场地。如陕西长安(西安)、甘肃敦煌、新疆塔什库尔干等地区都筑有马球场，且球场规模非常宽广、规范，一般能存兵数千，并用油料来筑球场，使球场平滑如镜，既可防雨又可防马踏之后飞扬尘土。
此外《资治通鉴》卷271记载：“渥居丧，昼夜酣欢作乐，燃十围之烛以击球，一烛费钱数万”。说明在当时已具备有照明条件的马球场，满足夜间马球比赛的需要。由此可见，马球运动当时在我国流行之盛况。
马球比赛主要分为单、双球门两种赛法，竞争激烈，危险性系数也较高，“有碎手折臂者”，“击鞠坠马死”，“以球丧一目”等。单球门是在一个木板墙下剖出一个小洞，洞的尺寸大约一尺见方，洞后结有网囊，以击球入网的多寡决定胜负。此法简单易行，在百姓中间比较盛行。双球门赛法与现代马球相似，参赛甲、乙双方在规定时间内，以得筹数的多少决定输赢。高水平的球员对赛场、球杖和骏马都十分讲究。
唐代马球运动已有专用马和专用球衣。《旧五代史唐书》中有记载：“天成元年，西都知府张篯，进魏王继岌打球马七十二匹”；《旧唐书敬宗纪》记载：“长庆四年，西川节度使杜元颖进罨画打球衣五百”。
击马球者所戴幞头在唐代文物和墓葬壁画中都常见，是当时男性普遍装束；所穿圆领紧身绛色长袍及脚登高筒皮靴的样式都与中原出土的墓葬壁画中的打马球服装相似；窄袖是西北民族长袍，鸟皮靴也是，即所谓胡服，这是便利于骑马而穿，这件“打马球俑”就充分证明了这点。
章怀太子墓壁画《打球图》中的球衣也是如此装束。马的装束也与中原地区一致。这些反映出古代马球运动一直有专用的马和球衣，同时也看出唐朝时期马球运动发展之盛况。
唐代不论上层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热衷于马球运动，这与唐朝的崇尚武力、重视军事及统治者的大力提倡有很大关系。马球是军队训练的手段，骑兵是唐代军队的重要兵种，打马球是训练骑兵的最好手段，纵马奔驰是练习骑术，挥杖击球类似于砍杀，所以唐代各驻兵的驻地都修有马球场，以打马球练兵。唐代鼎盛时期，国家安定统一，民族团结，经济繁荣，文化交流频繁。这一时期开明的政策使民间习武风气兴盛，摔跤、柔道、相扑、武术、射箭、马术等各种能够强身健体的体育形式都得到了蓬勃的发展，马球也就借助了这股东风。
吐鲁番出土的这件“打马球俑”不仅展现了驰马挥杖强体魄的大唐雄风，也是多元文化交流的见证。它为研究唐代马球运动的各类规则及唐代服饰文化提供了详实的实物资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张紫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