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北方的白高粱✪ 卫斯 | 山西 自由学者【导读】国内诸多有关考古发现证明：我国劳动人民栽培高粱有一部从史前到如今连续发展的历史。1943年日本学者高桥基生对荆村遗址出土的谷类炭化物的鉴定结论是基本可靠的。传统的“我国高粱从印度传入的说法”和“从元代以后才在我国大面积种植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本文征引的考古材料与一些外国学者的 ...

中国北方的白高粱

✪ 卫斯 | 山西 自由学者

【导读】国内诸多有关考古发现证明：我国劳动人民栽培高粱有一部从史前到如今连续发展的历史。1943年日本学者高桥基生对荆村遗址出土的谷类炭化物的鉴定结论是基本可靠的。传统的“我国高粱从印度传入的说法”和“从元代以后才在我国大面积种植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本文征引的考古材料与一些外国学者的研究结论，结合我国科研部门的试验报告看，中国高粱完全有可能是独立起源。荆村高粱的存在应属历史事实。我国华北地区栽培高粱的历史至少在4000年以上。荆村高粱的出土，向传统的、现行的高粱起源理论提出了挑战。

本文原载《中国农史》1984年第2期，蒙卫斯先生慨允，授权刊发。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一、“万荣荆村高粱”引发的学术讨论

高粱(Ｓｏｒｇｈｕｍ　ｖｕｌｇａｒｉｓ　ｐｅｒｓ)，又名蜀黍或蜀秫。见于古代农书和其它文献又有芦穄、芦粟、木稷、荻粱、秫秫、稻黍、茭子之称。高粱原是我国北方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东北各省栽培较多，其次在山东、河北、河南、四川、陕西、江苏、安徽、山西、内蒙古、湖北以及甘肃、新疆等地都有栽培。但是，关于高粱在我国栽培的起源问题历来有印度传入之说。高粱究竟是不是我国的原产作物，这是学者们仍在争论的问题。自从1943年日本人和岛诚一报告了1931年由董光忠主持发掘的山西万荣荆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谷类炭化物，“经理学士高桥基生鉴定为粟(Ｓｅｔａｒｉａ　ｉｔａｌｉｃａ)和高粱(Ａｎｄｒｏｐｏｇｏｎ　Ｓｏｒｇｈｕｍ　Ｖａｒ·Ｖｕｌｇａｒｉｓ)的炭化物(1)以后，就揭开了我国高粱栽培历史研究的新篇章。

建国后，考古学又为研究我国高粱栽培历史提供了一批宝贵资料，引起了中外许多著名学者的关注。“安志敏先生和佟柱臣先生、(黄其煦先生)都曾谈及中国种植高粱的问题，何炳棣教授在《东方的摇篮》一书中专辟一章讨论高粱；英国汉学家W.华生(Ｗａｔｓｏｎ)、美国考古学家张光直、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郑德坤、日本专治中国农史的学者天野元之助，以及H.多格特（Ｄｏｇｅｔｔ）、C.W.比肖普、K.W.巴策尔(Ｂｕｔｚｅｒ)、J.P.哈尔兰(Ｈａｒｌａｎ)等学者都曾对我国考古发现的高粱表现出很大兴趣。”(2)关于和岛诚一公布的高桥基生的鉴定结论，日本学术界涉及我国农业发展史的论文中，一般均采用此说，其它国家的学者也有采用此说的。

中国红高粱

我国学者一般持怀疑态度。安志敏先生在其所撰的《大河村炭化粮食的鉴定和问题——兼论高粱的起源及其在我国的栽培》一文中，引及这一材料时这样写道：“山西万荣荆村，1931年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黍稷及黍稷之壳皮’，但语焉不详。毕晓普认为有黍(Ｐａｎｉｃｕｍ　ｍｉｌｉｃｅｕｍ)和高粱(Ｓｏｒｇｈｕｍ　ｖｕｌｇａｒｅ)两种。后经高桥基生的鉴定，则认为有粟(Ｓｔｅｔａｒｉａ　ｉｔａｌｉｃａ)和高粱（Ａｎｄｒｏｐｏｇｏｎ　Ｓｏｒｇｈｕｍ　Ｖａｒ·Ｖｕｌｇａｒｉｓ），故而作为已知最早的高粱，过去的一些讨论中曾予以引用。由于标本已不存在，而报道又只限于鉴定的结论，难以进行复核。不过这个遗址过去一直作为仰韶文化来对待，但其内涵并不单纯，也还包括龙山早期即庙底沟二期文化的遗存。这些炭化粮食究竟属于哪一文化，尚无从判断。至于是不是高粱，也只好存疑。”(3)?黄其煦先生在探讨我国高粱栽培的起源时亦指出：“尽管荆村的材料我们还提不出什么有力的否定意见，但由于大河村的材料我认为是靠不住的，因而荆村的发现目前至多还只能算是孤证。”(4)

为什么我国学者一般都对荆村遗址出土的高粱炭化物持怀疑态度呢?从他们的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出：首先，我国的一些权威学者受“高粱起源于非洲，史前传入埃及，后来到达印度，再以后传入中国”之说的影响太深。认为中国没有高粱的野生祖本，因而中国不可能是高粱的原产地。既然不是原产地，荆村高粱从其存在的年代上考察就很难使人相信。其次，他们还认为我国缺乏有关高粱的早期文献记载，否定前人对我国古代高粱名实的考证成果。例如：清代学者程瑶田考证我国古代文献的稷即为高粱，嗣后许多学者皆从此说，但我国一些农史工作者竭力反对，他们认为高粱在我国大面积的栽培则是元代以后的事。即使是魏张楫所撰《广雅》“□粱，木稷也。”与西晋张华所撰《博物志》卷四：“庄子曰：地(节)三年种蜀黍，其后七年多蛇。”这两条资料，许多学者亦认为不太可靠(5)。何况荆村高粱的炭化物已不存在，无从复核，好象这就更难使人相信其真伪了。由于荆村高粱的存在被否定，加之学者们对我国历代遗址发现的高粱标本鉴定意见上有分歧，权威学者就据此而全盘否定了考古学上一系列发现，从而也否定了我国劳动人民栽培高粱的连续历史，使史实原已清楚的荆村高粱却成了悬案，这不利于我国高粱栽培问题研究的深入开展。

二、高粱从印度传入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马克思主义的考古学家对考古资料的分析，是通过分析考古资料的彼此间的纵横关系来得出结论的。现有的考古资料向我们提供的事实表明：我国劳动人民栽培高粱有一部从史前到如今连续发展的历史。众所周知：继荆村遗址发现高粱炭化物之后，我国考古工作者又在郑州大河村新石器文化遗址(仰韶晚期)第三期的房子F2中发现了一瓮高粱和两枚莲子(6)；在江苏新沂三里墩遗址西周文化层中发现了高粱的茎叶(7)；在河北石家庄市庄村战国时代遗址里“发现了鸡蛋壳和炭化了的高粱各两堆”(8)；在辽宁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里发现了“被烧而炭化的高粱一小堆”(9)；在河南洛阳老城西北郊西汉后期墓地遗址81号墓中发现一陶仓中盛有高粱的朽屑(10)；在广东汉墓中发现有高粱(11)；在陕西咸阳马泉一座西汉晚期墓葬里，发现11个装满粮食的陶瓮，其中有两个装的是高粱(12)；在陕西西安西郊的汉长安城南郊的汉代建筑群中，发现有的墙壁里就是用高粱秆扎成的排架(13)；在新疆焉耆(Ｋａｒａｓｈａｈｒ)(今巴音郭楞蒙族自治州)唐王城、萨尔墩古城发现了高粱(14)；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的唐墓里还发现了随葬用高粱面做的饼 (15) 。

距今3400--3700年的高粱粒（甘肃民乐东灰山出土)

安志敏先生在《大河村炭化粮食的鉴定和问题——兼论高粱的起源及其在我国的栽培》一文中，对上述资料逐条加以分析之后，他说：“综观以上的考古发现，所谓高粱遗存的发现确实不少，它们的时代包括新石器、西周、战国、汉代和唐代，似乎高粱是我国产生较早的传统谷物。不过这里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因此，目前考古发现中的所谓高粱还不能作为肯定的证据。”(16)?如果说以上考古资料笔者都未曾实际接触，而是人云亦云地肯定或者随意轻信的话，那么，笔者亲手清理的汉代墓葬中出土的高粱遗物却是比较可靠的材料。1979年秋与1982年春，笔者先后在山西平陆西延村与盘南村汉墓出土的小陶罐和陶仓中分别清理出一碗朽了的高粱米和两枚当地称为草稻黍的外稃。高粱米与草稻黍外稃外观形态保存基本完好，凡见过高粱的人，一眼便能认出或直接唤出它们的名字(17)。

笔者认为：上述考古材料绝大部分是可靠的，因为其中不少材料经过专家的鉴定。比如：大河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高粱经过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李璠先生的鉴定；三里墩西周文化层中发现的高粱茎叶经过南京农学院农学系主任李扬汉教授的鉴定；三道壕出土的西汉炭化高粱经过沈阳农学院徐天锡教授的鉴定，如此等等。这样的事实，即使黄其煦先生不承认荆村高粱的确实存在和又提出中国高粱有二次输入之说(18)，他在分析上述考古资料时也还说：“如果说荆村的孤证问题颇多，那么三里墩的发现却看不出什么破绽，汉代的多起发现也不得不认真对待。这样看来，至少在历史时期的早期高粱已在我国有所植。”(19)?安志敏先生持完全怀疑的态度是应该慎重考虑的。高桥基生对荆村遗址出土的谷类炭化物的鉴定结论是基本可靠的。我国高粱从印度传入的说法和从元代以后才在我国大面积种植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三、中国有可能是“中国高粱”的原产地

从荆村高粱栽培的发展历史来看，联系以上多起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我国先秦史籍中定有高粱的栽培记载。我国有可能是高粱的原产地，下面我们就谈谈这个问题。众所周知，截止目前，在我国境内还没有发现哪一种野草被肯定为中国高粱(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ｒｇｈｕｍ)的野生祖本(Ｗｉｌｄａｎｃｅｓｔｒｇ)(20)。只是在我国的华南地区的山坡地发现了一种多年生的野草，它秆高60～150厘米，节上密生白色长毛，叶片条形，宽4～6毫米，圆锥花序疏散，长10～30厘米，分枝不再分小枝；总状花序，1～4节生于细长枝端，穗轴逐节断落；小穗成对生于各节，或顶生者三枚，无柄小穗长3～5毫米；颖革质；变黑，下部光亮无毛，上部及边缘有棕色柔毛，第一颖上端二脊；芒自第二外稃裂齿间伸出，膝曲；有柄小穗不孕，颖革质，不变硬。这种野草叫做光高粱(草蜀黍)（Ｓｏｒｇｈｕｍ　ｎｉｔｉｄｕｍ〈Ｖａｈｌ〉Ｐｅｒｓ）(21)和另外一种生于河岸或湿地，秆高1～3米，节上生短毛；叶较宽大；圆锥花序有小分枝；无柄小穗无芒的野草——拟高粱(Ｓｏｒｇｈｕｍ　Ｐｒｏｐｉｎｇｕｕｍ〈Ｋｕｎｔｈ〉Ｈｉｔｃｈｅ)(22)。笔者认为：“光高粱”和“拟高粱”这两种野草虽然不是我国华南高粱(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Ｓｏｒｇｈｕｍ)的野生祖本(23)，但至少与华南高粱的野生祖本有一定的亲缘关系〔按：荆村高粱代表的是华北高粱(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ｏｒｇｈｕｍ)（24）的种属，它的起源应当有其自己的祖本，因为从植物栽培的传播速度上看，真正的“蜀黍”——华南高粱在新石器时代是不可能传播到华北地区的。显然中国古代北方的劳动人民和南方的劳动人民是分别各自驯化栽培高粱的。虽然目前在我国境内还没有找到高粱的野生祖本，但是我国有高粱野生祖本的可能性仍然很大。

东汉提桶及高粱（广州郊区出土）

在此，笔者郑重补记：2019年《山西农业科学》1期，刊发了樊喜庆先生一篇题为：《野生高粱的发现、观察与源考》一文。文中详细叙述了他2018年7—10月在运城市禹都公园里，历时70多天，对先后发现的100余棵野生高粱所进行的观察与研究经过。他感叹：“这一发现应该使学术界关于高粱及原产地的争议是否可以休矣？”继樊文发表半年之后，《运城日报》7月下旬，择日又派记者赵卓菁进行了实地采访，并于2019年7月30日以《运城禹都公园又发现近50株疑似野生高粱植物》为题进行了专题报道。

上图：樊喜庆在运城禹都公园所拍的野生高粱单株图片

再看看一些外国学者对我国高粱的研究意见以及我国学者的试验观察结果的情况：

早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俄国驻华使馆医官、植物学家布列彻奈德尔(Ｂｒｅｔ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就认为中国的高粱不同于其它的高粱，是另一起源的（25）。瓦威洛夫亦认为，我国的高粱与非洲—印度的高粱未必同源，他把中国高粱称为“Ｋａｏｌｉａｎｇ”（26），哈尔兰(Ｊ．Ｒ．Ｈａｒｌａｎ)亦说：“从植物学角度看，中国高粱据之与其它Ｓｏｒｇｈｕｍ颇为不同。”（27）?据李扬汉教授的研究，中国高粱与非洲南部和西部的高粱从茎秆上比较：中国高粱秆上下粗细均匀，非洲的下粗上细（28）。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品种资源研究室高粱组的同志提供的实验结果表明：通过杂交实验，“中国高粱(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ｒｇｈｕｍ)几乎所有品种与印度高粱(Ｉｎｄｉａｎ　Ｓｏｒｇｈｕｍ)的杂交后代结实率都很低，有的根本不结实。”（29）?由此看来，中国高粱与印度高粱并不存在遗传进化关系，我国的高粱极有可能有自己的祖本，否则，为什么与印度高粱杂交的后代结实率都很低，或者有的根本不结实呢?主张中国高粱是由印度传入的学者又如何解释这一现象?难道这还不足以启迪我们去思考中国会不会是高粱的原产地的问题吗?

从以上我们所征引的考古材料与一些外国学者的研究结果以及我国科研部门的实验报告看，中国高粱完全有可能是独立起源的，荆村高粱的存在应属历史事实。我国华北地区栽培高粱的历史至少在4000年以上（30）。正如美国学者戈登W.休斯所说：早在纪元前２５００年前后新石器时代的华北已开始种植高粱了（31）。

四、程瑶田“考稷为高粱”言之有理

下面我们再从古文献记载中考察我国劳动人民栽培高粱的历史。我国农史界、考古界的权威学者矢口否认我国早期文献中有高粱的记载，不承认清代学者程瑶田的“稷为高粱说”。我国古代的早期文献中究竟有没有高粱，稷究竟是不是高粱，这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搞历史与考古的研究，我们应当是既重实物资料，又重文献记载，而更重前者。因为考古所发现的实物资料往往能修正文献记载中的错误，反过来说，文献根据却绝对不能修正考古发掘所获得的实物资料。它们之间虽然存在一种相互印证的关系，但绝不能把文献中有的东西说成没有，轻率否定考古所获得的实物。前面，我们已经从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方面，论证了我国早在4000多年前即已开始栽培高粱，并作出我国早期文献中一定有高粱栽培记载的推论。

清代学者程瑶田考稷为高粱究竟对不对，笔者是倾向同意他的考证结论的。他在《九谷考》中说：“稷， &大名也。黏者为秫。北方谓之高粱，或谓之红粱，通谓之秫秫，又谓之蜀黍。盖穄之类而高大似芦。故元人吴瑞曰：‘稷苗似芦，粒亦大，南人呼为芦穄也。月令孟春行冬令，首种不入。’郑氏注：‘旧说首种谓稷。今以北方诸谷播种先后考之，高粱最先，粟次之，黍糜又次之，然则首种者高粱也。管子书日至七十日，阴冻释而艺稷，百日不艺稷。余闻之风阳人云，彼地种高粱最早。谚云：九里种，伏里收。

《九谷考》的作者——程瑶田

及余至丰润。其俚谚亦有九里种高粱之说。管子之书，适符谚语高粱为稷，而首种无疑矣。秦汉以来，诸书并冒粱为稷，无论稷梁二谷，缺一不可。即以管子书日至七十日艺稷之说言之，日至七十日，乃八九之末，今之正月也。余足迹所至，旁行南北，气候亦至不齐矣。所见五方之士，下及农末，辄相谘询，曾未闻有正月艺粱粟者。至吾徽艺粟，迟至五六月，乌在其为日至百日不艺也?而高粱早种於正月者，则南北并有之。故曰稷为首种。首种者，高粱也。”这是他对“稷为高粱”从播种季节先后方面所作的考察。对于高粱与诸谷的形态比较，他说：“诸谷唯高粱最高大，而又先种，谓之五谷之长，不亦宜乎。”进一步他又说：“稷为五谷长，故司农之官曰后稷。”关于高粱为何称“蜀黍”，程瑶田提出：“且种来自蜀之说，考之传记，未有确证，知其为臆说，不足凭矣。”尽管程氏是依元人吴瑞之说，以稷为高粱，若仔细研读全文，觉得程氏的考证毕竟是有一定根据的。不然，清代杰出的文字训诂学家段玉裁为何称赞“程氏《九谷考》至为精析，学者必读此而后能正名。其言汉人皆冒粱为稷，而稷为秫秫。鄙人能其语者，士大夫不能举其字，真可谓拨云雾而见青天矣。”（32）比程氏稍后的一些学者象《广雅疏证》的撰者王念孙、《尔雅义疏》的撰者郝懿行、《毛诗传笺通释》的撰者马瑞辰、《释谷》的撰者刘宝楠、《诗毛氏传疏》的撰者陈奂、《周礼正义》的撰者孙诒让、《诗三家义集疏》的撰者王先谦以及《说文通训定声》的撰者朱骏声等在其各自的著作中为何皆从程氏之说呢?安志敏先生不同意程氏的考证结论，他说：“齐思和同志曾列举程瑶田关于稷的考证有十大错误，认为以稷为高粱的说法不但与古训不合，而且与华北的实际经济不合，毕竟是无法成立的。”（33）?尽管农史界、考古界的学者多数也不同意程瑶田的考证结论。但是，只要他们接受和承认上述考古发现，他们就不得不回头重新考虑这一问题，即高粱既然是我国劳动人民栽培的传统谷物，那么早期文献中就不可能没有记载，若有，何为高粱呢?与程氏的考证结论有没有某种巧合呢?事实上最早认为高粱是我国劳动人民栽培的传统作物者并非元人吴瑞，宋之朱熹在解释《诗经·王风·黍离》中的“彼黍离离，彼稷之苗”时就认为我国西周时曾有高粱。《朱熹集传》云：“黍谷名，苗似芦，高丈余，穗黑色，实圆重，离离垂貌。”18世纪70年代日本汉学家冈元凤在其所著的《毛诗品物图考》时采用了此说（34）。虽然朱熹以黍为高粱是错的，但他认为西周时代我国就有高粱却是对的。程瑶田为什么发元人吴瑞之说而不从宋人朱熹之说呢?正说明他在考证上颇下了一番功夫才得出了“稷为高粱”的结论。不然明朝人为何还用高粱祭祀?李时珍说，用高粱代替稷来祭祀是错误的。对于这个问题，程氏说：“彼自考之，未审今人以为稷，乃故老相沿之旧名不误也。”我国早期文献中对稷的记载十分丰富，据笔者初步统计，我国的第一部诗集《诗经》中提到的粮食作物名称，其中稷出现的次数就有16次，黍稷并称的还有16次，先秦其它史籍中有关稷的记载也比比皆是。

未成熟的中国红高粱

山西新绛县稷益庙壁画中的后稷形象?

我国劳动人民种植高粱(稷)究竟始于何时，从远古神话中也可以找到一点蛛丝马迹。相传周之先祖后稷最先教稼于民，后稷与尧舜是同时代人，可见，我国劳动人民早在尧舜时代就开始栽培高粱了，这与考古发现的事实基本相符。有趣的是，荆村遗址就处在后稷当年教稼之地的稷王山附近——西侧20公里处。稷王山，“山有上稷陵、稷祠，山下有稷庙、稷亭。”并有诗云：“古墓荒祠峙远空，一湾螺黛叠千重。地因人重名偏著，德并山高祀应隆。田川亩勤劳资粒食，黍禾蓬勃想遗踪。年年社酒鸡豚会，为报当时教稼功。”（35）如果后稷当年确实最先在这儿教稼于民，传授栽培高粱技术的话，荆村地处稷王山附近，这儿的人民当是最先掌握。不然，荆村遗址为什么会出土新石器时代高粱炭化物呢?这大概也不是某种巧合吧?笔者认为：荆村高粱的出土，初步揭示了我国先民最早栽培高粱的秘密，澄清了中国高粱从印度传入的传统说法，而且向现行高粱起源理论提出了挑战。我们期待并相信今后的考古发掘中会有更多新的发现和收获。

稷山稷王庙正殿前额“拜谒后稷雕饰

注 释：

（1）和岛诚一：《山西省河东平原以及太原盆地北半部的史前调查概要》，《人类学杂志》58卷第4号，1943年。

（2）（4）（25）（26）（27）（29）?参引黄其煦：《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中的作物——关于农业起源问题的探索》，《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

（3）（16）（33）安志敏：《大河村炭化粮食的鉴定和问题——兼论高粱的起源及其在我国的栽培》，《文物》1981年第11期。

（5）参见（2）、（3）。

（6）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市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

（7）尹焕章、黎忠义：《江苏新沂县三里墩古文化遗址第二次发掘简介》，《考古》1960年第7期。

（8）孙德海、陈惠：《河北石家庄市庄村战国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9）李文信：《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10）贺官保：《洛阳老城西北郊81号汉墓》，《考古》1964年第8期。

（11）杨式挺：《关于广东早期铁器的若干问题》，《考古》1977年第2期。

（12）咸阳市博物馆：《陕西咸阳马泉西汉墓》，《考古》1979年第2期。

（13）唐金裕：《西安西郊汉代建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2期。

（14）黄文弼：《新疆考古的发现》，《考古》1959年第2期。

(15)张玉忠：《新疆出土的古代农作物简介》，《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

(17)平陆县博物馆陈列有实物标本。

(18)(19)参见(2)。黄先生在经过多方考证之后说：“不过就目前的情形来看，我国的高粱还是以外方传入的可能性大，但不见得是元代以后才传入。元代蒙古人的迁移可能引起第二次高粱的输入(可能品种比较优良)。至于高粱最早何时传入中国，是否可早到新石器时代，这些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20)(23)(24)系笔者加译的。

(21)(22)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主编：《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第五册，科学出版社，1980年。?

（28）李扬汉：《禾本科作物的形态与解剖》，1979年版。

（30）以荆村文化遗址的下限年代来定。

（31）(美)戈登W?休斯：《农业史》(方原译)，《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

（32）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七篇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34）《中国农学遗产选集·粮食作物》(甲类第三种)上编，农业出版社，1959年。

（35）《秸山县志·艺文下》。

On Sorghum Culture of China

On the basis of researches into so many related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this article thinks from prehistory to now there is a successive developmental history of sorghum culture in China. The conclusion of Takahashi Yoshio who indentified millet carbide unearthed in the Jingcun Site is reliable on the whole, whereas such viewpoints about sorghum as imported from India or widely cultivated in China after the Yuan Dynasty are unreliable. Judging from the archaeological data quoted in this article,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some abroad scholars and the experimental reports of some related scientific departments in China, it is completely possible for Chinese sorghum to originate independently, meanwhile the existence of sorghum in the Jingcun Site is the historic fact in the main. The history of sorghum culture in the North of China is at least more than four thousand years. As a result of documental research, the author thinks Ji as sorghum. The unearthed sorghum in the Jingcun Site challenges the current theories of sorghum origin.

说明：此文原载《中国农史》1984年2期无插图，文中分段也无小标题。此次推出对2009年台湾《历史月刊》2月号所刊图文进行了补充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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