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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考古专题（三） | 寻觅古寺清幽——吉林珲春古城村1号、2号寺庙址考古发掘收获
原作者: 解峰,包艳玲 |
来自: 文博中国 |
发布时间：2021-9-24 23:00 |
查看: 658 | 发布者: Ansanjin |
摘要: 吉林考古专题之三寻觅古寺清幽——吉林珲春古城村1号、2号寺庙址考古发掘收获图们江流域渤海国佛寺遗址分布示意图古城村1号寺庙址、2号寺庙址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三家子乡古城村东侧，地处图们江支流珲春河冲积平原。遗址西约100米为唐代渤海国时期（公元698年～926年）城址温特赫部城，西北约4公里为唐代渤海国都城——东京八连城。古城 ...
寻觅古寺清幽
古城村1号寺庙址、2号寺庙址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三家子乡古城村东侧，地处图们江支流珲春河冲积平原。遗址西约100米为唐代渤海国时期（公元698年～926年）城址温特赫部城，西北约4公里为唐代渤海国都城——东京八连城。
古城村1号寺庙址在20世纪90年代农田改造过程中被发现，珲春市文物管理所对其进行了考古调查，并发现了位于其西南约200米的古城村2号寺庙址，在两处遗址均采集到佛造像残片、瓦件残片等遗物，故推测其均为佛寺遗址。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2011年“吉林省境内渤海国时期寺庙址专项调查”期间，均对两处寺庙址进行了复查，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历次采集到的遗物进行了整理。
考古调查材料表明，古城村寺庙址可能包含高句丽、渤海国两个时期的考古遗存。为获取相关考古学材料，深入探讨图们江流域佛教物质文化传入与发展，并以佛教遗存为主要研究对象考察高句丽与渤海佛教遗存关系等问题，自2016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珲春市文物管理所对珲春市古城村1号寺庙址、2号寺庙址进行了连续6年主动性考古发掘，已发掘总面积5000余平方米，获取了大量考古学材料。
古城村1号寺庙址遗迹航拍图
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地农民使用机械将古城村1号寺庙址所在的旱田地下挖形成水稻田，遗址遭到毁灭性破坏。
2016年发掘区覆盖了地表建筑构件最密集的区域，清理到的建筑遗迹均为建筑地面以下残留部分，未清理到建筑原生倒塌堆积，遗物均发现于水稻耕种过程中形成的现代地层以及现代坑、现代沟中。墙体基槽遗迹发现4段，疑似磉墩共发现3个，另发现火炕遗迹1处，可辨灶址、烟道、烟囱。由于上述遗迹均破坏严重，无法根据现有迹象推测其相互关系。已发掘部分未发现完整的建筑，亦无法确认其布局。
古城村1号寺庙址出土遗物
遗物主要包括石质佛像残件、建筑构件等，共采集2000余件。因水稻田耕种过程中使用旋耕机，各类遗物破碎严重。佛像残片主要为小型背屏式石造像残片。残片上可辨的题材包括二佛并坐像、单身佛坐像、胁侍菩萨立像、千佛像、莲花化生等。另发现少数陶造像残片。古城村1号寺庙址已被严重破坏，建筑布局与建筑结构不明，根据遗址中出土大量建筑构件、佛像确认遗址性质为佛寺。以下通过对出土建筑构件的年代学分析，推定佛寺始建、使用、废弃年代。古城村1号寺庙址出土建筑构件主要包括板瓦、筒瓦等，依据遗物形式特征及制作工艺，可将其分为三组：第一组为泥质灰陶素面板瓦、筒瓦，板瓦瓦背宽端均施极浅的指压纹，部分筒瓦侧面施指压纹，檐头筒瓦当面纹饰均为网格纹复合枣核纹并带有“壬子年六月作”铭，上述遗物在形制及制作工艺上与辽西地区北票金岭寺遗址发现的三燕时期（公元337～436年）遗物即接近，推测该组建筑构件的制作年代不晚于公元472年；
第二组为瓦背有拍印绳纹、方格纹、回纹的板瓦，瓦背拍印绳纹未全部修平的筒瓦，陶色包括红褐色、黄褐色、灰褐色等多种，形式与制作工艺接近敦化六顶山渤海墓葬出土的同类瓦件，局部特征接近集安国内城、朝鲜平壤地区出土的高句丽瓦件，制作年代不晚于渤海国中晚期；
第三组亦为素面灰陶板瓦、筒瓦，通过陶质陶色可与第一组相区别，檐头筒瓦当面纹饰均为“倒心形”莲纹，该组建筑构件的形制及制作工艺与渤海东京八连城等遗址出土的瓦件相同，制作年代应为渤海国中晚期。
据以上分析推测，古城村1号寺庙址可能始建于公元5世纪初前后，至少在渤海国早期、渤海国中晚期进行了两次修缮，其废弃可能与公元926年契丹攻灭渤海有关。
2017～2021年，发掘了古城村2号寺庙址。根据层位关系结合出土遗物确认，该寺庙址存在早、晚两期遗存。晚期佛寺营建过程中，早期佛寺遗迹破坏殆尽。
古城村2号寺庙址
早期佛寺遗迹 早期佛寺遗迹在晚期佛寺修建时遭到严重破坏，目前发掘所知的遗迹包括两类，一是墙体基槽遗迹，位于晚期佛寺南北中轴线西侧50米，与之基本平行，开口于晚期佛寺院落垫土下，打破生土。基槽宽约0.8米、残深约0.15米，槽内以黄褐色黏土、黄沙夯筑成夯层。已发掘部分长49.6米，向南北两侧延伸，推测系早期佛寺西墙残迹；二是在晚期佛寺台基下面叠压着早期建筑基址，由于尚未对晚期佛寺台基进行解剖，因此早期佛寺建筑台基平面范围与柱网结构不明。晚期佛寺遗迹 截至2021年8月，已发掘晚期佛寺建筑台基5个（分别编号为TJ1～TJ5），其中3个位于南北中轴线上，两个位于南北中轴线以西。台基建筑外侧为东西约120米、南北约80米、厚约0.3～0.8米的垫土层。以下依发现时序依次介绍：TJ1 2017年发掘，位于佛寺南北中轴线中央，平面呈长方形，方向221度，东西长约17米，南北宽约14米，台基顶部建筑外槽的白灰地面高于院落地面约0.6米，土石混筑。台基表面保存有础石及挪取础石形成的“取础坑”，依据现有迹象可知础石原有南北五排，东西六列，据此确认建筑为面阔五间、进深四间，“金厢斗底槽”格局。台基为土石混筑，台上地面用白灰铺砌。台基四周边壁处下浅槽以片状石材包边，外侧铺有散水石。内槽室内地面高于外槽地面约0.2米。内槽东、西、北三侧的破坏面均高于室内中部白灰地面，故推测上述区域原建有倒“凹”字形佛坛。原生倒塌堆积中出土大量建筑构件，以及陶造像残片、壁画残片等遗物，根据建筑形式及出土遗物推测TJ1性质为佛殿。古城村2号寺庙址TJ1航拍图（东北-西南）
TJ1中部偏东约1米处发现舍利地宫。地宫系下挖成坑后埋设，坑口平面呈不规则形。坑内用石板搭设底板、四壁及盖板。地宫底部放置一件石函，石函由函盖、函身组成，二者之间以白灰层密封。函身中部凿出一平面呈长方形的浅坑，其内放置铁函一件。铁函呈球形，盒状，直径8.9厘米，外部以“双丝绢”包裹，丝织品已朽坏殆尽。铁函内共发现金、银、铜、锡、玻璃、木、珊瑚等多种材质的遗物3555件，其中包括银函1件、金瓶1件，金瓶内发现7颗银珠，应系影骨舍利。TJ2 2018年发掘，位于佛寺南北中轴线南侧，台基平面近正八边形，方向与TJ1相同，边长约7米，对角直径约20.3米，土石混筑。建筑地面用白灰铺砌，白灰地面高于院落地面约0.5米，台基表面保存有础石及挪取础石形成的“取础坑”，依据现有迹象可知础石有三重，外侧两重为8块，中心一重为四块。台基四周边壁处下浅槽以片状石材包边，外侧铺有散水石，东、南、西、北四面中央铺设石踏道。原生倒塌堆积中出土大量建筑构件，并发现陶造像残片、壁画残片等遗物，根据建筑形式及出土遗物推测TJ2性质为佛堂。古城村2号寺庙址TJ2航拍图（东北-西南）
TJ3 2019年发掘，位于佛殿遗址西侧，平面呈长方形，方向132度，与寺庙中轴线垂直。台基边缘破坏较甚，垫土现存垫土范围为南北33、东西6米，台基顶部破坏严重，现高于院落地面约0.2米，土石混筑。台基表面发现7块础石及挪取础石形成的“取础坑”，根据现有迹象推测建筑为面阔11间、进深2间。台基外缘发现包边石。原生倒塌堆积中出土大量建筑构件。根据建筑形式及出土遗物推测TJ3性质为禅房。古城村2号寺庙址TJ3航拍图（东北-西南）
TJ4 2020年发掘，位于佛寺南北中轴线北部西侧，平面呈长方形，方向218度，建筑西侧、南侧破坏严重，垫土现存范围为南北23.2米、东西14.6米，台基顶部破坏严重，现高于院落地面约0.3米，土石混筑。台基表面保存有础石及挪取础石形成的“取础坑”，依据现有迹象可知建筑有两重础石。内重础石之间可能建有墙体，中部建有隔墙将其分为东、西两部分，其内发现4个瓮坑。台基外侧铺砌散水石。台基周边原生倒塌堆积中出土大量建筑构件。由于建筑址内设置翁坑，故推测其性质与僧人生活相关。古城村2号寺庙址TJ4航拍图（东北-西南）
TJ5 2021年4月开始发掘，位于中轴线北侧，平面呈长方形，方向与TJ1相同，东西长约20米，南北宽约17.5 米。该建筑台基目前正在进行发掘，建筑结构、建筑性质尚不明确。古城村2号寺庙址出土遗物近万件，主要包括佛像、建筑构件、壁画残片等。古城村2号寺庙址地宫内铁函出土遗物
其中石质佛像皆为背屏式佛像残件，可辨识题材包括佛像、胁菩萨像、千佛像等，风格与古城村1号寺庙址出土石佛像相同；陶质佛像主要为模制小型佛像；另发现大型泥塑佛像，残破较甚。建筑构件主要包括板瓦、筒瓦、垒脊瓦、当沟、兽头残件等。铁器主要为瓦钉等建筑材料。古城村2号寺庙址出土遗物
古城村2号寺庙址早期遗存包括墙体基槽、磉墩等遗迹。晚期佛寺台基夯土、院落垫土中包含的绳纹瓦及石佛像残片与上述遗迹应属同一时期遗存，其中建筑构件形式与制作工艺与古城村1号寺庙址建筑构件中的第二组相同，推测早期佛寺废弃后，其废弃堆积在晚期佛寺营建中被充作建筑材料。根据绳纹瓦等遗物的年代特征，推测其始建年代不晚于渤海国早期。晚期遗存为建筑布局清晰、完整的佛寺遗址，已揭露建筑主要为5处夯土台基。台基周边原生倒塌堆积中出土的“倒心形”莲纹瓦当等建筑构件与渤海东京八连城等典型渤海国中晚期遗址出土的瓦件相同。由此推测晚期佛寺营建于唐代渤海国中晚期，其废弃亦可能与公元926年契丹攻灭渤海有关。古城村2号寺庙址早期佛寺发现墙体基槽等遗迹，推测原有大型院落。根据在晚期佛寺建筑台基夯土下发现的磉墩，推测早期佛寺院落内构筑有台基式建筑。古城村2号寺庙址晚期佛寺布局完整，台基建筑外侧为院落垫土，垫土之上的原始地面保存良好，据此可确认佛寺整体范围为东西约120米、南北约80米。南北中轴线上由南向北依次分布佛堂等佛寺主要建筑，南北中轴线西侧自北向南建有禅房及生活类建筑。通过考古勘探，在TJ5东侧、TJ3西侧发现多处建筑台基，根据层位关系确认其均系晚期佛寺同期建筑。目前尚未发现晚期佛寺修建围墙、回廊及山门等建筑的线索。古城村1号寺庙址始建年代约为公元5世纪前后，是我国东北地区已发现最早的地面式佛寺遗址，对于探讨佛教在本地区的传入时间与途径等问题具有重要价值。该寺庙址中出土的石造像与北朝晚期至隋代中原地区佛教造像的形式、题材趋同，并且与高句丽、百济佛造像存在一定共性，为研究6、7世纪中原地区佛教造像样式向东北亚地区的传播与影响提供了重要材料。古城村2号寺庙址晚期佛寺布局完整，建筑规格接近渤海发现的佛寺，屋顶使用绿釉脊饰表明其等级较高，结合佛寺位置紧邻渤海州城与都城，推测其可能与渤海国王室有关，可视为我国唐时期东北地区佛寺的代表性遗存，对研究唐代佛寺建筑布局、建筑结构、舍利瘗埋制度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作者：解峰 包艳玲 张哲/文 赵昕 段德强/图
作者单位：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本文刊登于《中国文物报》
9月18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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