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庙军，1970年出生，邯郸学院文史（荀子）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荀子思想研究所所长。主要学术兼职：中国先秦史学会常务理事，周公思想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河北儒学会常务理事等。主要研究方向：出土文献与先秦儒学研究，近年尤用力于清华简与周公、荀子思想文化研究。截止目前，公开发表学术论文近60篇，出版学术专著4部，其中获得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重要学术著作资助2次。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省部级项目5项。

出土文献与先秦史的结合研究是目前学界研究的热点，此类书关注者也较多。清华简是近年来出土文献领域中的一项重大发现，其中发现了大量历史类文献，关涉周初历史的篇章尤其多，对于推进西周史，尤其是周初历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书以清华简中对于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等的记载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还原真实的历史人物，同时将清华简与传世的文献进行对比，也可进一步阐释将“层累的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一观念。

去年教师节之际，庙军教授以《清华简与文武周公史事研究》书稿见示，并嘱托作序为盼。是书系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成果。我欣然慨允。由于年来事多，迟迟未能动笔，延误至今。

记得2008年溽暑，我去李老师家里，正赶上李老师到清华大学图书馆楼办公，师母告诉我下学期李老师会有大事要做，后来得知大事原来就是刚刚入藏清华大学的战国竹简。那些日子李老师特别忙，整个暑期都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后来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宣告成立，随即投入紧张有序的研究与保护工作，包括专家论证会的顺利召开。由此，清华大学入藏战国竹简得以对外正式公布，引起海内外广泛的关注和高度的重视。

同年12月，在《光明日报》国学版上，李老师最初发表了《初识清华简》一文，扼要地介绍战国竹简入藏清华情况，并引用王国维先生受聘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暑期以《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为题，发表了非常著名的公开讲演，文稿登载于《清华周刊》上，强调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自汉代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见，“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由于两书早已散佚，今人无缘见到原貌，清华简的重大发现，不仅使我们又看到了真正原本的古文《尚书》和近似《纪年》的史籍，而且给我们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化带来了新的希望，在学术界造成了深远长久的影响，今后的整理考释工作，可谓任重而道远。

自是以后，2010年12月伊始，李老师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一辑由中西书局正式出版，按照每年一辑高质量、高水平的速度，至今已经出版十几辑，十年探索、十年艰辛，十年拼搏、十年辉煌，已由“清华简”学铸造“清华学”派，开创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新局面，开启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新征程。

在这样一个大发现的时代，也必然带来一个大丰收的季节。庙军教授的大作《清华简与文武周公史事研究》一书，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庙军教授从新发现的清华简第一、二、三、五辑入手，结合传世相关的文献，包括出土的甲骨、金文材料，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进一步考索探究文、武、周公史事，深化对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理解和认识，突出表现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可谓一个“紧跟”，即作者紧跟学科、学术前沿，把握学科发展大势，以清华简的重大发现为契机，聚焦学术界的讨论热点问题，关照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置身于其中内在关联，反复钻研，厚积薄发，后来居上；

其二，可谓两个“要点”，即作者抓住西周史的重点，也是抓住西周史的难点，三代社会的历史变迁，莫过于商周之际激荡起伏，相关史事辨证讨论，聚讼纷纭，经久不衰，不仅是西周史研究的重点、难点，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重点、难点，更是清华简聚焦问题的根本所在；

其三，可谓三个“人物”，即作者以文王、武王、周公三个关键人物为统领，在周初纷乱复杂的历史表象背后，紧紧抓住历史发展的主脉，透析解剖历史发展的主线。文王、武王、周公无疑是中华文化道统的传承的核心标识，也是铸造中国古代文明辉煌的见证；

其四，可谓四个“深化”，即作者全面系统地深化文王史事研究、深化武王史事研究、深化周公史事研究，以及深化《金縢》文本比较研究。从文王受命称王到武王受命称王，从武王受命称王再到周公受命摄政，围绕这样的历史发展进程，以清华简检验补正相关史事，重新审视论证周初史事，包括《金縢》文本的比较研究，可谓有所发现、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有所收获。

庙军教授之所以能够对以上古史问题研究取得骄人成绩，想必不是偶然的。探知个中原因，有赖于作者在其两部专著《周公研究》《先秦历史思想文化新探》前期深厚积累成果基础上，孜孜以求，探赜索隐，故能面对清华简新材料，得心应手，水到渠成，屡有创获。

庙军教授在本书能取得较大成绩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在研究过程中非常重视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运用，即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对读互证。正确的适宜的研究方法保证了其论证观点的可信性和说服力。当年，王国维先生提倡“二重证据法”，强调“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王国维：《古史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庙军教授在书中对二重证据法的广泛的娴熟运用以及对文献材料与考古材料的互证，相信读者览后会留下深刻的印象。

如今，我们已经走过近百年的风雨历程，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清华简、郭店简、上博简等出土文献，特别是清华简属于“经史”类书，是百年不遇，更是千年难求，我们应当抓住这样机遇，不负时代重托，担负历史重任。

十余年来，庙军教授潜心清华简研究，紧密结合其专业研究领域和方向积极开拓、探索，乐此不疲，每有成果问世。这足以说明他的学术眼光的敏锐性，见解的独到性，而无愧于清华简发现的大时代。

百年前王国维先生走进清华园，百年后李学勤先生回归清华园，这是历史的机缘，还是时代的巧合，也许冥冥之中，自有天德。

在写这篇小序的思考过程中，我们也渐渐地悟到本文开篇所言，已由“清华简”学铸造“清华学”派，这个学派的学风，当是李学勤先生一再强调平实、尊重古书、注意前人研究成果。

最后，我期待庙军教授今后在清华简研究领域取得更多的、更好的研究成果。同时，我也非常乐意在此向学界推荐该书。是为序。

附记于此，我们共同嘉勉，是谓新得，更为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