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菁 洪猛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

面具文化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相对而言，目前发现的中国史前时期较系统的面具资料不多，在这种背景下，北福地面具的出土颇显重要，对于探索史前面具文化具有突出的价值。北福地遗址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易县，是太行山东麓北部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聚落。该地点出土了完整或可复原的陶制假面以及大量假面残片，具有批量制作、形制典型的特点，北福地也因此被称为“制作面具的史前文化”。诚如《报告》所言，北福地一期批量刻陶假面面具的发现，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史前面具作品，是研究史前宗教或巫术的重要新资料。所以，北福地刻陶假面除独特的艺术性备受瞩目外，各界对其功用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内涵关注度颇高。

发掘者认为刻陶假面“可能是用于祭祀崇拜或巫术驱疫时的辅助神器，用来装扮神祇或祖先。并且，很有可能，当时的人们带着假面面具，到祭祀场进行祭祀活动”。有报道将面具视为祭祀时的佩戴物，可称为我国最早的原始宗教法器。近有研究在详细分类基础上推测，面具说明北福地遗址存在巫术活动，属于原始巫术活动的一种或者反映了该地区存在多神系统的崇拜。我们近来对这批形制独特的面具的功用颇感兴趣，从北福地遗址材料推测面具的使用可能与房址的废弃密切相关，对其解读或有助于推进对史前傩仪的认识。需要指出的是，早在北福地面具发现之初，就有报道将其定为我国最早的陶制傩戏面具。但一直未见任何论证。本文在以往认识基础上，结合对出土情境的分析、原始宗教的理解等，就北福地刻陶假面的使用及其所反映的史前傩仪问题略作讨论。不当之处，敬赐指正。

如图一所示，北福地一期房址出土石器逸出箱外的离群值又称异常值，表明该数值与其他数据相比差异比较大。通过判断各组物品的数据可以看出，离群点和最大值均出自F1、F2、F12、H76等几个集中出土大型假面的单位，即这些单位的物品数量远远多于其他单位。这种高度离群的情况表明有关单位遗物数量已远超北福地一期遗迹的一般数值。《报告》认为F1、F2大量出土石制品，性质相似，可能是专门的石制品制造场所。但由图一可知，出土石器异常数据的情况不仅见于这两座房址，F12、H76同样存在，并且“房址灰坑中的石器大多为使用程度很高的残缺品、废品，使用痕迹粗糙”，也有悖于很多石器加工场“生产工具大多没有使用痕迹”的情况。

再看与刻陶假面共存的陶器情况。由表一可知，出土陶器残片数量最多的几个房址均为有大型面具者，其中，即便是出土陶片相对较少的F2，陶片数量仍接近没有假面出土的F7所出陶片的近两倍。然而，北福地房址虽出土了大量陶片，可拼对复原的却极少，仅六个单位的陶片可复原，复原陶器最多者仅3件，复原率很低。有研究对新石器时代赵宝沟遗址房址的陶器复原情况进行过分析，复原率低者为7%，高者达100%，平均复原率约在30～40%之间，远远高于北福地一期遗存。这一比较情况启示我们：北福地房址尤其是出土大型面具房址内的大量陶片或并不是完整器被废弃后在自然状态下损坏的，而更像是人为地将残损的陶片抛入这些房址中留下的。

表一 北福地一期房址出土陶器统计表

居室内的出土情况可进一步将认识推向深入。根据《报告》的文字描述和图像资料能够了解到北福地一期房址居住面遗物的情况。由表一可知，像F7居住面遗物较多，东南角集中堆积直腹盆、支脚等，这很可能代表了房屋废弃时的原始状态，而多数房址居住面上分布的遗物非常少，大部分只零星散布若干砾石块，表明在房屋废弃之前很可能已经将室内的器物基本搬离了。值得注意的是，F2、F12两座房址，在几乎将室内的陶器、石器等搬空的情况下，却分别在居住面上留下了一件大型刻陶面具。出土大型假面的另外3个单位是F1、H76、H78。《报告》指出H78填土底部堆积大量陶面具等，假面也很有可能出在地面上，并且H78平面图上明确画有面具残片。H76未标明所出假面出土位置，但《报告》在列举填土包含物时却并未提及假面，不知假面是否也出在了地面上。F1假面出自填土，但该房址假面有一定特殊，如大型假面边缘并未完成穿孔、小型假面形体也较大等，较完整假面呈组合现象，假面使用方式或有一定差异。此外，H52假面残片较多，不排除当时有大型假面存在，所出假面残片有的宽近15厘米可佐证这一点，如前所述其假面出在灰褐色填土表层，亦可视为特定的地面上。由此可见，北福地一期大型面具很有可能一般情况下是摆放在房子类居所地面上的，并非随意弃置。《报告》据H52、H78的情况，亦指出“人们有意的集中埋藏，或许反映了即使对假面面具废弃的残片也珍重处理的理念”。

通常情况下将大型面具摆放房屋居住面上，显然是北福地人一种刻意的行为，或许是佩戴假面在室内外举行某种礼仪活动后有意识留下的。而房址内大量的陶片、石制品多出土于填土中，很有可能是房屋废弃后被倾倒而入的。一般情况下，房址居住面上遗存的分布状态反映的是房屋废弃当时的情形，房址填土堆积的形成时间则或短或长，可能是房屋倾倒时墙壁、屋顶坍塌形成，也可能是房屋废弃后在人力或自然力的作用下堆积而成。房屋坍塌的时间有可能是即刻推倒，这种情境下填土内的遗物与居住面上的遗物在废弃时间上的差异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同时也存在房屋废弃较长一段时间以后才坍塌，这时坍塌堆积中遗物的年代往往会晚于居住面上遗留的器物。从北福地一期出土面具的房址居住面与填土内发现的堆积、遗物来看，二者似没有明显的时间差距，现有迹象显示房屋地穴被填埋的时间与居住面上留下面具的时间应该不会相隔太远，或许是一连贯的行为过程。据此推测，该遗址有关房址的废弃过程可能是：佩戴假面在室内外举行仪式后将面具刻意留在了居住面上，接下来推倒四壁及房屋有关设施，将废弃石制品、陶片以及一些小型假面或假面残片倾倒入倒塌堆积之中，并逐渐将房址地穴填满。这种情形下，刻陶假面自然与房址的弃置具有密切联系，从某种程度上说，假面的使用似乎是北福地聚落房屋废弃仪式的一部分。未有大型假面放置居住面的房址，其仪式过程可能要简洁一些。

从发掘区域看，第二类单位几乎遍布整个发掘区域。除出土面具的单位外，东南向房屋还有F6、F9、F13等。这些房址都遭到晚期堆积严重破坏，其原所包含的遗物已不知其详，它们是否当初也包含刻陶假面甚或大型假面就不得而知了。此外，F5、F11出土假面残片较少，亦未见大型假面，也不排除与遭受了较大破坏或未发掘完整、仅清理局部有关。这类单位之间存在叠压打破关系，比如F11打破了F9，或许表明其延续了较长时间。由此可见，在这一类型房屋中，在房屋废弃时使用面具很可能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行为。与之相反，面具残片在偏东北区域的南北向房屋中几乎没有发现。因出土陶器整体器形变化不大，暂无法对房址进行更细致的分期，《报告》认为最西侧一排F1、F2、F3、F5、F12、F6等6座可能略早于其他8座，F7、F15等正向房屋年代相对较晚。据此推测，在北福地聚落房屋废弃时使用假面的仪式或并不是自始至终都存在的，而是以F2为代表的偏向房屋普遍在废弃时举行了假面仪式。另外，偏向房址中，如前所论，较早的F9（可能还包括F6、F13）是否有假面也不清楚。总体来看，流行假面仪式的偏向房屋的废弃可能是陆续的，也可能是由于瘟疫或灾害等引起的集体搬迁，至正向房屋盛行的阶段，这种废弃仪式就几乎不见了。

至此，或可尝试解读假面使用的过程。英国人类学者弗雷泽在探究原始信仰观念时曾提出著名的“相似律”，即“同类相生”或果必同因，“巫师”通过模仿就能实现任何他想做的事。在“同类相生”思维模式的引导下，让自己扮演的“对象”做出某种行为，按照“相似律”的原则就能向对象施加影响。那些大型假面可能象征骚扰人们的恶灵或者鬼怪，人戴上面具扮演作祟的鬼，那些小型假面或许象征被恶鬼骚扰的人类或其他，在作法时作为辅助道具。当扮演仪式结束后，假面被留置在室内，然后将房屋推到填埋将其囚禁，意在摆脱厄运。小型假面和制作假面产生的残片、陶石器等被一并埋入。

上文在以往认识基础上，通过对出土情境的剖析，认为北福地遗址出土的刻陶假面与房屋废弃仪式具有较强的关联，结合对比祭祀场现象和对原始宗教的理解、面具特征的分析，从而推测这种独特的废弃仪式很可能属于史前傩仪的一种，这种仪式将北福地刻陶假面与具体原始宗教内容联系在一起。文中内容涉及到的刻陶假面类象征物、史前房屋废弃、原始傩仪等都是颇为独特的文化现象。

在史前假面发现史上，像北福地一期遗存所见数量之多、保存之完整者较为少见，尤其是其年代之早，显示了重要价值。面具是古今中外较为普遍的文化现象，代表着十分繁复的精神信仰体系。由于缺乏知识背景，对史前时期面具功能的解读存在较大困境。以北福地面具为例，以往的探索都有很多可取之处。就可凭依的材料而言，出土情境是最有力的证据。通过对出土单位、共存物等多方面缀联思索，或许更能够接近认识北福地面具之功能。

史前房址废弃现象在田野考古中常见，以往发掘和研究工作对此还注意不够。王仁湘先生对史前捐弃房屋风俗做过系统思考，探讨了烧毁、捣毁、废弃等几种捐弃房屋方式，有意废弃的居址遗迹主要有陈设有序的用具、居住面放置生活用品等现象。本文藉由刻陶面具功用探讨的房屋废弃，主要是仪式性的。所涉废弃房屋基本上都是搬光了物品。史前房址废弃无论是呈现状态还是背后理念都非常复杂，这要求我们在田野考古和研究中要充分注意一些细微之处。

原始宗教具有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本文从考古现象出发，结合学界以往提出的一些支撑性认识，将北福地刻陶假面与史前傩仪相对应，进而引发了关于傩术与巫术的新思考。由于北福地一期遗存年代远达七、八千年前，本文认识若有可取之处的话，对于早期傩术等问题的理解或有一定的启示作用。由上文提及的汪毅夫先生等的研究来看，傩术涵义有着明显的时间变化，这也提示我们要以变迁的视角来看待一些宗教或者礼仪内容。

[原文发表于《形象史学》2020年下半年（总第十六辑），注释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