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磬军

2019年春，河北省易县燕下都10号作坊遗址附近，出土了一面“独兽纹"半瓦当，当面纹饰为一“独兽”，呈头右尾左侧身奔走状，扬颈回首，口张耳竖，尾上扬内卷，与首相应。形似“虎”，整体身躯雄壮劲健，充满了力量感。瓦当泥质灰陶，范具压制而成，阳文，纹饰呈半浮雕艺术效果。当面有半周突出的窄边轮。径17厘米（图1-1、1-2）。考古资料表明，此“独兽纹”瓦当在燕下都瓦当出土的百余年历程中属于新见，无疑增加了燕下都瓦当的一个新的纹饰种类和标本。经过对其当面内容题材、构图特征和风格气息的分析，并放在燕下都瓦当纹饰发展演变过程中比较研究，应为战国晚期制品。此面“独兽纹”瓦当在燕下都瓦当中，有着怎样的地位和价值；在燕国疆域其他重要城邑遗址出土瓦当中有着怎样的文化关联；乃至与战国时期中山、齐、魏等国同类纹饰瓦当的比较研究中，有着怎样的相互影响、文化交流关系，又折射出怎样的文化崇尚呢？这里试做分析探讨。

图1-1 瓦当

图1-2 拓片

燕下都乃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之一，其遗址在今河北省易县县城东南的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间。考古发现，遗址范围约40余平方公里，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城中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百余年来，在都城的宫殿、作坊、居住以及城外军事防护遗址出土了大量半圆瓦当。其丰富的纹饰种类、精美的制作工艺、浓郁的青铜气息、深厚的文化内涵和鲜明的地域特色，为学术界所关注，与齐临淄、秦雍城瓦当并称为我国先秦时期三大地域瓦当。目前，就考古调查采集、发掘所获，燕下都瓦当按当面纹饰划分，就达20余个大类60余个种别，尤以各式不同且富细微变化的饕餮纹最为突显，涵盖了各类不同性质的建筑遗址，贯穿了从春秋早期到战国末年瓦当使用的全过程。

考古资料表明，“兽纹”瓦当是燕下都纹饰瓦当中的一个重要类别，从纹饰命名上看，主要有“四兽纹”，泥质灰陶，径15.3厘米（图2）；“双兽纹”，泥质灰陶，径分别为17厘米和17.3厘米（图3-1,3-2）两式。从纹饰造型特征看，有些似神兽中的龙螭，但与龙头部生角的特征又有所区别；有的兽的形象神态怪异，为现实生活中没有的兽类；有的则为现实生活中所能见到的兽类形象。总之，从兽的形象、神态，以及当面气息，都流露出一种神秘、奇谲的色彩。

燕下都纹饰瓦当中，中轴对称性构图是一大特色，如上述“四兽纹”和“双兽纹”瓦当。此新出土的“独兽纹”瓦当因为是独兽构图，在当面中表现一侧面身躯兽的形象，故不为中轴对称状态。在燕下都纹饰瓦当中，有一种“独龙纹”构图表现相同，只是身躯头尾方向相反，泥质灰陶，径17厘米（图4）。在目前所见燕下都瓦当中，除燕下都“独龙纹”瓦当以单体动物构成当面主体纹饰图案外，就是这面新出土的“独兽纹”瓦当了。此面“独兽纹”瓦当的出土，其价值和意义不仅在于增添了燕下都瓦当的一个新的纹饰种类和标本，还在于扩展了我们的视野和研究空间。

图4

据考古资料，在燕国疆域其他重要遗址发现了一些“独兽纹”瓦当。燕下都“独兽纹”瓦当与其有着怎样的文化关系和研究价值呢？这里，比较分析如下：

其一、天津市西青区大任庄战国遗址出土的“独兽纹”瓦当

天津市西青区大任庄战国遗址出土的瓦当中有一面“独兽纹”瓦当，发掘资料命名为“虎纹”半瓦当，泥质灰陶，径16.8厘米（图5）。此种纹饰是以单线在当面的半圆空间勾画出一只头左尾右的“虎”的形象，其身躯浑圆饱满，强壮劲健，身躯勾画出类似虎的斑纹。颈上扬回首，口大张，吐舌，似在吼叫。其前肢向前平伸，后肢撑地，尾上扬内卷，尾尖再上翘，与首呼应，整体形象静中寓动，充满了活力。当面空间清朗，虎的侧身主体形象十分突显。

其二、天津市宝坻区石桥乡辛务屯村秦城战国遗址出的“独兽纹”瓦当

在秦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共出土瓦当22件，完整者7件，其中有一件“独兽纹”瓦当，发掘资料亦称为“虎纹”瓦当，泥质灰陶，径约17厘米（图6）。此种“独兽纹”瓦当，从整体兽的形象上看，亦似一只头左尾右侧身的“虎”的造型。与天津市西青区大任庄战国遗址出土的“虎纹”瓦当不同之处在于，虽然整体身躯也是曲颈回首、张口瞪目，但长尾下垂，前后足呈半立半伏状，身躯舒展，呈现出一种平静温和的状态。当面空白处饰有圆圈纹，似与主体纹饰即“虎”的形象之间存着一种内在关系。

其三、雄安新区南阳战国遗址出土的“独兽纹”瓦当

为配合雄安新区建设，2018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南阳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与发掘，在出土的少量纹饰瓦当中，有一面完整的“独兽纹”瓦当，发掘资料称为“虎纹兽形”半瓦当，并将其与中山国和齐国兽纹瓦当进行比较观察，认为受到了中山和齐国瓦当文化影响，为战国晚期制品。②该瓦当泥质灰陶，径约16厘米（图7）。从当面整体构图看，当面上部大面积空间内饰一“虎形兽纹”，当面右端还饰有一树状纹。在当面下部底边上部，饰有二条平行凸线，中间再饰上下相对左右排列的凸三角纹，规整匀称，亦可看作为一条横向三角几何纹，其含义尚不能解释。“兽形虎纹”为首右尾左，侧面身躯“虎”的造型，阳文单线勾画身躯形象，斑状纹明显突出。“虎”颈上扬回首，张口瞪目，尾向外下垂，“虎”的前肢伏地，后肢斜立撑地，形象生动。尤为夸张的是“虎”的身躯粗壮舒展，饱满雄劲，身躯头尾方向与上述两遗址出土的“独兽”形象相反，风格和气息相近似。燕下都新出土“独兽纹”瓦当与之比较，虽然都属“独兽”，方向亦同，但细微处有三点不同：其一，燕下都新出土“独兽纹”瓦当中的“虎”的形象表现为整体身躯突出，呈“浮雕”效果。其二，虽皆为侧身形象，燕下都新出土“独兽纹”瓦当中“虎”的肢体表现四肢，即前后肢左右皆见且姿态不同。其三，燕下都新出土“独兽纹”瓦当中“虎”的尾部呈上扬内卷状。总之，尽管上述包括燕下都四处燕国遗址出土的“独兽纹”瓦当，纹饰细微变化和表现虽有所不同，然其总体特征以及风格气息还是相近的。

燕下都“独兽纹”瓦当和雄安新区南阳遗址新近出土的“虎形兽纹”瓦当，增添了我们对燕国疆域同类纹饰瓦当文化关系研究新的实物资料。通过燕国这类“独兽纹"瓦当的风貌特征，而发掘所共同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印证京津冀（北）在战国时期地域一体、文化一脉。

图7

据考古资料，战国时期的中山、齐、魏诸国也见有“独兽纹"瓦当出土，其特征如何？燕下都新出土“独兽纹"瓦当与其有着怎样的文化关系和研究价值？这里，亦做一下简要分析。

其一、在战国时期中山国灵寿故城考古发掘所获的半圆瓦当中，有一种被命名为“乳钉鹿纹”的半圆形瓦当，泥质灰陶，径11.6厘米（图8）；和一种被命名为“乳钉兽纹”的半圆形瓦当，泥质灰陶，径分别为14.5厘米，13.5厘米，13.5厘米（图9-1,9-2,9-3），它们都是以“独兽纹”为当面主体纹饰，再辅饰以乳钉纹，其“兽纹”造型特征与风格及其相似。之所以命名上有“鹿”与“兽”之别，可能是由“兽”的身躯上所饰“斑点纹”和“斜斑纹”不同所致，“斑点纹”者称为“鹿”纹，而“斜斑纹”者称为“兽”纹了。其构图特征是，“独兽”首右尾左，颈上扬朝斜内上方回首，瞪目张口，似在吠叫。尾向后斜向又扬起呈伸展状，前后肢斜立，“兽”身粗壮颈健。燕下都新出土“独兽纹”瓦当中“兽”的形象，与中山国“乳钉兽纹”中的“鹿”或“兽”的形象比较，前者具象而写实，使人看上去很容易想到“虎”的形象，当面没有附饰其他纹饰。而后者“兽”的造型显得抽象写意，勾画简洁奇练，使人看上去不能直接判断是“虎”，但二者之间在意蕴上的确存在着相同之处。

在以往燕下都与中山灵寿故城瓦当比较研究中，着眼点多放在各自规制、形制、质地和内容题材及风格特征的比较，以及各自社会背景、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比较研究，多从其面貌特征的不同上看其文化差异。而燕下都“独兽纹"瓦当的出土，可以与中山灵寿故城“乳钉鹿纹"“乳钉兽纹"瓦当比照分析，而发现二者以及燕国其他遗址出土的“独兽纹”瓦当之间相同之处，以探讨两国之间的瓦当文化交流与影响关系。

其二、在《新中国出土瓦当集录·齐临淄卷》中，载有一面山东章丘平陵城遗址出土的“独兽纹”半瓦当。考古资料命名为“虎纹”，泥质灰陶，径14.7厘米（图10）。其兽形似“虎”，首左尾右，“虎”颈上扬回首，耳竖口张，与内卷上扬的“虎”尾相呼应。“虎”的身躯整体造型以单线阳文勾画而成，简练明快，“虎”的前肢伸展，后肢撑之，似呈向前奔走状。该瓦当“兽”的形象，很容易使人将其与“虎”的形象相联系，虽然与燕下都新出土“独兽纹”瓦当中“兽”形似“虎”的构图即身躯头尾方向左右相反，但其造型与意蕴却有相近之处。就目前所见，“独兽纹”瓦当于燕、于齐都较为稀见。根据文献记载的燕、齐关系和结合考古发现的其他纹饰类别瓦当，探讨二者时间早晚和相互影响关系，对研究燕、齐两国的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瓦当发展历程中的繁荣时期，也是燕、齐两国瓦当使用的鼎盛时期，纹饰种类繁多，使用范围广泛，地域特征突显，彼此间的影响关系也便逐渐显现出来。如齐国的“龙纹"“山形纹"以及抽象写意的“饕餮纹”瓦当，显然受到了燕下都同类纹饰瓦当的影响；而燕下都乃至燕国其他遗址出土的“树木双犬纹"“树木双狼纹"“树木勾云纹"瓦当，显然是受到了作为齐国瓦当主题纹饰“树木纹"的影响。战国中晚期，燕、齐战事频繁，尤其是齐宣王五年（公元前316年）趁燕国“子之之乱”伐燕，和燕昭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84年）乐毅率五国之兵伐齐，随着战争的侵略和掠夺，使得两国文化也不断相互渗透和影响。从燕下都新出土的“独兽纹"瓦当和山东章丘平陵城出土的“独兽纹"瓦当极其相近的风格特征看，很可能是后者受到了前者的影响。是“乐毅留徇齐五年，下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以属燕，惟独莒、即墨未服"，燕文化在齐地影响的一个见证。

中山“乳钉鹿纹”、“乳钉兽纹”瓦当中或鹿或兽的形象与齐平陵城遗址出土的“独兽纹”瓦当中“兽”的形象，唯身躯头尾方向相反外，在具体造型特征、风格和意蕴上，确有相近似之处，或有着某种一致性。中山国与燕国南部疆域相邻，齐国与燕国疆域东南部相邻，战国时期，文化交流频繁、密切，反映在建筑装饰的瓦当上，内容题材与艺术风格则显得相同或相近似。

总之，燕下都新出土的“独兽纹"瓦当，无论是在燕下都瓦当体系和燕国疆域内同类纹饰瓦当文化关系上，还是在与中山、齐、魏诸国的瓦当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的关系上，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由于瓦当为调查采集，尚缺少具体明确的文化地层关系的支撑，在时代认定上借助了考古类型学方法。由于作者水平所限，不妥和错误之处，有待专家、学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