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刘绪先生的音容笑貌就像铭刻在我的脑海中一样，久久不能离去，想起1980年9月，北京大学，他读硕士，我读大学本科，我们相识后，得到他指教、关心、关怀的一幕又一幕。

1982年8月中旬，我们班在翼城、曲沃交界处的天马——曲村遗址考古实习，我打前站就在刘绪先生家吃饭，那时他家还在太原；实习由邹衡先生负责，硕士研究生二年级就可以作为实习老师了，刘绪先生到曲村后的四个多月里，不但指导我们班的田野实习，而且还有兼顾管理学生们的生活。当时炊事员蒸不好馒头，同学们都有意见，开会时他是“和事佬”，说：“我看蒸的馒头啊，确实有点bia！”他是山西广灵人，当地将“扁”发音为“bia”，同学们纷纷学着说，刘绪先生的善意，化解一场矛盾。

1990年到1992年，我在曲村驻地留守，并参加邹衡先生领导的1980～1989年天马——曲村遗址考古报告的整理，刘绪先生也是当时的参加者，而且付出的心血有目共睹，期间的1991年4月我独自在曲村周围调查，经常请刘绪先生帮助看陶片、定时代。在我调查到曲村北边八顷村东的小遗址内，采集到的陶片分属仰韶文化晚期、庙底沟二期文化、东下冯文化，有一个陶片是陶器的口沿，方唇，唇面有凹槽，折沿，沿内有一周凹弦纹，沿下有竖绳纹并被浅凹弦纹割断，刘绪先生认为是陶簋，建议我找邹衡先生看看。我采纳了他的意见，发表于《文物季刊》1993年3期的《襄汾、曲沃、闻喜、侯马三县一市考古调查报告》图七，14，指出：“无论口沿及沿内凹弦纹、器表绳纹风格等均相似于殷墟晚期 (第4期) 的绳纹陶簋 , 尽管八顷遗址地表未采集到同时期遗物 , 但仍为我们在晋南地区寻找殷墟时期遗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线索。”几乎是他的原话。

这次调查，我搞清楚了天马——曲村遗址周围的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分布状况和文化面貌，为北赵晋侯墓地发现后，我不同意有的先生把天马——曲村遗址视为晋国的始封地“唐”，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因为晋南地区十多次大规模考古调查及天马——曲村遗址、侯马晋国遗址等长时间、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没有发现殷墟时期遗址、遗存。既然这样，就说明唐地的范围不在翼城、曲沃一带，甚至连线索也没有，有的就是八顷的陶簋口沿但“相似于殷墟晚期”，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发现晚商遗址，甚至遗物也很少，这是一条绕不过的沟坎。1994年春我写了《晋国早期都邑探索》，后来收入1994年7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晋考古》（一）中。

1997年8月中旬的一个黄昏，我车祸出院要到太原复查，一下火车，竟然是刘绪先生随同事到站台来接我，倍感亲切，也使我增添尽快恢复的勇气和信心，他到山西是看北大学生在晋北发掘工地材料来的。

2004年3月7日，陪刘绪先生考察我主持的2003年浮山桥北墓地发掘出土遗物时，谈及我最近以桥北商周墓葬为主写的一篇文章《初识唐文化》，他深情地说：“唐文化已呼之欲出啦，还忸怩啥？”是我这篇短文的助产剂。文章不久就发表于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二十一期。

2004年12月28 日，刘绪先生来到正在发掘的绛县横水倗国墓地现场，因为1号墓出土红色鸟纹丝织物，当时他不顾寒冬腊月二话不说急急忙忙就下到墓底了，仔细端详墓葬中的一切遗迹现象，不断地同主持人吉琨璋先生商量，在随后举行的座谈会上，刘绪先生对墓地的疑问进行了一一解答，其中有：“红色鸟纹丝织物，可能是荒帷，《礼记》中有记载。”并对我所主持的2号墓出土的山字形薄铜片，提出了可能是铜“翣”的意见。

刘绪先生在绛县横水倗国墓地现场

刘绪先生与吉琨璋在绛县横水倗国墓地现场

2014年7月5日，当我们班毕业30年重返校园时，刘绪先生送给每位同学一枚“北京大学”纪念章，让我们再次感受到母校的温暖。

2016年11月17日下午两点多，到蒲县薛关后烟头调查，在姓宋的老乡家，见到了他前些年在发现出有“石棺墓”的地里捡回来的灰陶罐，手工制作的矮胖体罐子，罐底特别厚因而很重，有四、五斤（后来过秤，重量：2.02公斤），跟我以前见过的罐子不一样，当时我就觉得要有什么“发现”了，但判断错误，把它与战国以前的戎狄，甚至殷商时期西北方国遗存联系起来了。为此，还请教过夏商周考古“活字典”刘绪先生。

2017年7月11日，在北京八宝山永别张忠培先生时，我、张星德、陈文同届三人，行三叩首大礼，在场送别人群无不感动，中午我还没能从才失去导师的悲痛中缓过神来，只见手机屏幕上亮出了刘绪先生的一段话：“张先生有你们这样的学生，会欣慰的！”稍许平复了我失去恩师的无助心境。

2018年5月11日，宿白先生追思会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A座101举行，我作为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代表参加了，会后刘绪先生执意要在学校饭厅请我吃午餐，他知道我爱吃肉、饭量大，而他牙口不好、饭量小，自然是区别对待了。

2018年7月16、17日，我到忻州考察刘沟遗址最新发掘成果时，与刘绪、张天恩、王占奎等几位善于“摸陶片”的先生又见面了，我们又过足了“摸陶片”的瘾。该遗址是一处包含仰韶、龙山、商、东周等几个时期的遗存，不用说是刘绪先生向主持发掘者中国国家博物馆王力之先生推荐我的。

2019年3月6日，刘绪先生应邀参加闻喜邱家庄M5001考古工作论证会，上午在考古发掘现场，他依旧是看得最细的一位专家；下午论证会上，他说：1985年北大学生在曲村实习，在张辛先生的带领下唐际根等同学调查过邱家庄大墓，快要结束时他来到上郭和邱家庄遗址，那时候邱家庄墓上还有高大的封土堆；也说到板瓦和筒瓦，并特地提醒我们注意，有没有瓦当？如果有，就有了墓上建筑等等。说起上郭和邱家庄遗址，他早就持续关注、研究了，在他的名著《晋文化》中专辟章节予以介绍，并在其他相关研究中多次引用；他还要求他的已毕业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工作的硕士研究生田伟，利用在山西晋南考古的有利时机在该遗址多次进行调查，成果有《涑水上游周代遗址调查简报》，发表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11期。

刘绪先生在闻喜邱家庄M5001发掘现场

刘绪先生在闻喜邱家庄M5001考古工作论证会上

2019年9月中旬，传来不幸的消息，刘绪先生病了，而且是重病，整个考古学界为之惊愕，要知道刘老师可是个生活极自律的人。由此，我将刘绪先生与我的网上聊天记录，从2019年8月23日到2月10日整理成《丢丢与雨父微信聊天记录》，尤其是2020年疫情期间，我在写《赵秦祖庭霍太山》，多亏了刘绪先生对我的提示和帮助，才使我短时间内完成此文。文章写好后不久，众所周知的原因同刘绪先生微信聊天逐渐减少，但刘绪先生只要网上有报道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山西文物界和晋南乃至我的老家襄汾县的事情，他都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在他身患顽疾期间，仍然指导、关注邱家庄墓葬发掘工作，2020年当我们调查、勘探最后确认上郭古城时，微信交流间我能感觉到刘绪先生的激动。

今年，山西省文物局田野考古技术培训班的学员们在上郭古城遗址西北角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培训，这次培训从2021年5月6日到8月5日，发现了大量的瓦类和少量的陶范。6月12日我给他发微信：“刘老师：端午节快乐！发掘上郭古城内西北角，已出土四块陶范和大量瓦类，陶器比一般遗址都要大而且质量都很高，小的都很小更是精致，晋国第二都邑的气派，已经显露出来了，还会有更多的惊喜。”并发去几块陶范照片；他回复：“好运来啦！这个信息太重要啦。祝贺！还有花纹，器物不小。”

29日我得到刘绪先生托陈小三博士送给我的新著《夏商周考古》，晚上即读获益良多，醒来再读要言不烦，打铁全凭本身硬，没错没错！7月2日我带领学员们学习了第五讲商周制陶业的“建筑类陶器”和“铸铜陶范与陶模”两篇重要文章。7月5日给他汇报“上郭古城这次发掘遗址，已经出土30多块陶范。”回复说：“如果也出刻刀，砺石，鼓风嘴，铜渣，炼渣等，那就是作坊了。”借他吉言，没过几天，铜渣，炼渣、刻刀等，纷纷出土了。

2021年7月13日下午5:54，他给我发了《校友代表雷雨在北京大学2021年本科生毕业典礼上的发言》之后，就再也没有微信往来了。因为我听到朋友说刘绪先生病重，精神虚弱，也就不再打搅他了。

2021年9月26日5点刚过，传来刘绪先生凌晨辞世的消息，心里顿感阵阵悲凉，刘绪先生专业是夏商周考古，却对新石器、秦汉熟稔在心，更不用说他是个考古学界都在传颂的“第一好人”，“好人”得有过硬的真功夫才能够诲人不倦，才能够平易近人，才能够著作等身，也才能够出类拔萃。

“好人”帮人不含糊，“好人”考古也不含糊。

谨以此文，沉痛悼念刘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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