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出版信息著者：熊瑛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9787302545712出版时间：2020-09-01页数：240页字数：25.1万作者简介熊瑛，女，满族，河南开封人。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工艺美术史，在《美术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装饰》《美术观察》等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 名家评语尚刚（清华大学 ...

出版信息

著者：熊瑛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2545712

出版时间：2020-09-01

页数：240页

字数：25.1万

作者简介

熊瑛，女，满族，河南开封人。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工艺美术史，在《美术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装饰》《美术观察》等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

名家评语

尚刚（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关于明代丝绸，学界虽早有研究，但由于对历史文献阅读不足、对考古资料关注不够，既有研究的资料都有严重缺欠，这导致其结论往往有较大偏差。熊瑛的博士论文不同，占有的资料远远超过时贤，特别是对《明实录》《明会典》的系统阅读、对江南（主要丝绸产区）地方志的较全面梳理，令其研究有了充分的历史文献基础。论文以历史文献对证实物资料，逻辑清晰，文风平实，注释详备，写作规范，学风严正。

与既有研究比较，熊瑛此文论证更加充分，结论更近历史真实。尤其是对若干丝绸品种的讨论，矫正了学界的不少误解，为后继研究搭建了相当理想的学术平台，而附录中编入的丰富历史文献则会极大地惠及学人。

齐东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这是一部最全面研究明代丝绸的专著，本身就具有开创性，并有添补空白的学术价值。与以往的通论、个案研究相比，1，全面系统收集、研读了文献史料。2，所收实物资料最丰富。3，参照同时代其他材质的器物。4，将丝绸置于社会背景之下进行探讨。此外，文中对一些丝绸概念、名实的辨析精到，对丝绸产地、产量、官私作坊、著名品种的讨论详实，对明代丝绸兴盛演变的原因说得清楚，把工艺美术作品与社会功能紧密结合，是以往论著中不多见的。

目录

第1章引言

1.1丝绸与时代

1.2研究综述

1.2.1考古发现

1.2.2传世收藏

1.2.3与丝绸有关的图像

1.2.4既往研究

1.3文献综述

1.3.1基本史料

1.3.2地方志

1.3.3笔记

1.3.4文学作品

1.4研究意义

1.5研究方法与特点

第2章丝织生产

2.1主要产区

2.1.1江南

2.1.2北方

2.1.3福建及其他地区

2.2生产机构

2.2.1官府织造机构

2.2.2民间丝织作坊

2.3小结

第3章著名品种

3.1纻丝与缎

3.2潞?

3.3改机

3.4羊绒、倭缎与天鹅绒

3.5刻丝

3.6其他

3.7小结

第4章装饰手法

4.1染色

4.1.1官府染造的衰落

4.1.2民间染色之变迁

4.1.3宫廷袍服新色

4.2提花

4.2.1通梭提花

4.2.2妆花

4.3饰金

4.3.1饰金种类

4.3.2使用变迁

4.3.3流行原因

4.3.4对外交流

4.4刺绣

4.4.1观赏绣

4.4.2实用绣

4.5其他

4.6小结

第5章丝绸图案

5.1题材

5.1.1等级秩序

5.1.2花鸟情态

5.1.3文人意趣

5.1.4民俗吉庆

5.2构图

5.2.1图案式构图

5.2.2绘画式构图

5.2.3织成的设计

5.3小结

第6章 结语

6.1演进与格局

6.2风貌与成因

6.3交流与影响

参考文献

附录A《大明会典》中的赏赐

附录B插图目录

后记

内容摘要

一、演进与格局

明代丝绸的发展可概括为时间和地域两条线索。在时间上，洪武至宣德为早期，其间，丝绸生产从战乱中恢复并确立早期面貌；正统至正德为中期，丝绸面貌及使用都处于急剧变化之中，并没有形成典型风格；嘉靖开始，进入晚期，丝绸艺术风格逐渐稳定，并在万历间表现得最为典型。就装饰艺术而言，有前后两种典型风貌，前为永宣，后为嘉万。永宣时，丝绸质地精良，颜色鲜明，图案典雅端庄，一些样式成为后代的典范。嘉万时，丝绸质量下降，但装饰繁丽，图案欢快热烈。相比之下，嘉万丝绸更具时代特点，最能代表明代丝绸。

在地域上，明代丝绸生产呈现出“北弱南强、西弱东强”的格局。自唐中期以后，中国经济便开始了重心南移的过程，明代，手工业重心已在经济最发达的东南地区。明代气候转冷，灾害天气影响了北方桑蚕生产，加速了丝织业分布的南倾，时代愈晚，这种格局愈清晰。官府生产主要聚集于苏、松、杭、嘉、湖五府，宫廷使用的高档丝绸主要产自苏州、杭州、南京。三地造作各有特色，苏州工匠机巧，擅制刻丝、刺绣，杭州以纱、绢等轻薄织物见长，南京的妆花技术最佳，产品质量上乘，这种格局一直延续至清代。就品种而言，南北差异较大，北方主要织䌷和绒，往往质料厚实，保暖性更佳，南方的织物品种丰富，有纻丝、绫、罗、纱、䌷、绢、改机、绒等。

明代丝织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官弱民强”局面，这是手工业发展的必然结果。明初的匠籍制度限制了手工业者的自由，这种落后的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嘉靖末，轮班匠全部实行纳银代役，对民间手工业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与陶瓷业“官搭民烧”的现象类似，民间机户以“领织”的方式，完成官府交付的任务。从生产关系来说，这是种进步，但丝绸生产却失去了监督辨验的环境，质量参差不齐。“领织”带动了民间丝织业的发展，并由府城向周围扩散，形成专业的丝织城镇，如苏州府盛泽镇、湖州府双林镇、嘉兴府濮院镇等。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山西、陕西等省均有地方性的丝绸品种，这些产品通过民间贸易而转运四方、相互影响。

二、风貌与成因

明代丝绸的特点可归纳如下：

1.高档丝绸增多。

丝绸的高下主要体现在品种和装饰。品种上，明代额设岁造段匹中，纻丝占据近九成，加派、改织也以高档品种为主，这大体是赏用丝绸的情况，而御用和宫廷供用丝绸的规格更高。从装饰上看，织金织物增多，《万历会典》所定“二分织金、八分光素”的岁造比例被打破。妆花工艺成熟并广泛应用于各类丝绸，䌷、绢等普通品种也因华丽装饰而成为高档织物，主要原因是棉织物的竞争。明代棉花种植遍及南北，棉花属于草本植物，对北方寒冷气候适应性较强，灾害后易于恢复。因此棉织业在明代迅速发展，棉布成为民间最普及的服用面料。丝绸的价廉耐用无法和棉布相比，转而向高档化、精致化发展，主要为上层服务。

2.延续华夏传统。

就艺术风格而言，无论是宫廷造作还是民间制品，都保持了华夏传统，较少受到外来影响。明代的绒织物与外来文化联系较多，但主要体现在工艺，而纹彩仍保持着典型的华夏之风，这与唐代、元代的情形很不同。一般来说，外来工艺总会携带着异域文化，进而影响织物的装饰风格。然而在明代，西北出产丝毛混纺的羊绒，织造技术源自西域，却要调遣南京挑花匠人，将其制为“织金妆花之丽，五彩闪色之华”，使之符合宫廷审美趣味，适应上层服用要求。这种对外来织物的改造颇有意味，南匠北调、科买湖丝，诸多周折，若非帝王授意，如此靡费绝无可能实现。

对外来文明的改造，是朱元璋“肃清胡风、归复华夏”意志的延续，在明代各工艺美术门类都有体现，但丝绸的表现更为典型。永宣、正德时代青花瓷器上的伊斯兰纹样，并未发现于同期的丝织物，这是由于丝绸作为服用面料，体现着礼制，标识着身份，其纹彩意义非同一般。明代官造丝绸等级性强，不易受到异域文化影响。海禁政策阻断了海外贸易的发展，民间织造业处于封闭的环境中，即使偶有“倭锦”等外来织物的影响，但终究未能形成风气，丝绸纹彩始终保持着传统中国风格。

3.世俗纹彩流行。

明代，吉祥图案广泛使用于衣服、器用、建筑，晚期有滥用之势，是装饰世俗化的表现。丝绸图案常糅合多种物象，组合出吉祥意味，却未必美观，这种现象在宫廷、民间都很普遍，甚至文人趣味的织绣中也屡屡出现吉祥图案。宫廷袍服上，“佛”字和“万寿”搭配出现，佛教八吉祥、卍字等纹样的宗教含义淡化，成为吉祥纹样的一类。世人求福纳吉的强烈意愿已经超越了对审美的关注，这是世俗文化泛滥的结果。丝绸色彩也有“去朴从艳”的世俗化倾向，且在平民、士人阶层体现得尤为明显。以光鲜耀目为美的服用风气被大臣、文人斥为“服妖”，虽招来“服之不衷，身之灾也”的谴责，却仍在民间蔓延。世俗化的丝绸纹彩不仅流行于民间，还进而影响上层，这种现象较为特殊，不同于风气多自上而下传布的规律，显示了明代世俗文化的蓬勃发展。

世俗纹彩在宫廷的流行与内臣有密切关系，内库若缺乏御用段匹，往往由司礼监、尚衣监或内织染局内臣题造，花样由内织染局上呈，钦定之后，内臣携花样至地方，组织匠人挑花织造，并负责监督管理。这种做法在明代中期便已常见，嘉靖之后几成惯例。宫廷节令所用应景丝绸、帝王特赐的袍料花样，皆由内官拟定。内官往往出身社会底层，多喜夸耀，权宦甚至自创新样、擅改服饰。明代晚期宫廷吉服色彩绚丽、民俗意味浓重，与内臣的喜好有较大关系。织造内臣为饱私囊，时常克扣料银，工匠便偷工减料，致使段匹纰薄、颜色浅淡。因此明代晚期丝绸虽样貌繁华，但品质远不及永宣时代，尽管技术走上高峰，艺术却已衰落。

4.服用风气奢僭。

以补子花样区别等级是明代冠服制度的重要内容，袍服补子图案成为代表身份的符号，服色似乎更为制度化。明代官造丝绸中，织成袍料的比例较高，袍料的色彩和图案均有等级意味。帝王特赐的蟒龙等袍服，虽不在品级花样之列，却是亲贵身份的象征，最初仅作为高级赐服，赏给番夷首领。中期之后，帝王用度铺张，时时打破常规，对亲贵、重臣赐以逾级的高档袍料，促成上层的奢侈服用之风。官宦之家的仆婢习染奢风，传之亲邻，于是民间也追慕风尚，僭用高档丝绸。官民服色花样在禁令屡下和不断僭越的矛盾中渐趋混乱，最终导致明末丝绸服用制度名存实亡。帝王不断禁限，却又特赐连连，看似自相矛盾，其实皆有政治意图。严格的章服之法是为了划分等级、巩固帝王统治；逾级的特殊赏赐是为了笼络臣下、安抚外夷、维稳王朝，二者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禁限与赏赐在实施中确实收到了一定成效，但随着官僚机构渐趋庞大、藩王宗族人口增多，导致赏赐的数量逐年递增，高档丝绸的使用也就愈加普遍。

民间丝绸的僭越也很普遍。奢侈风气自天顺始，兴于成化，到了弘治、正德间，倡优下贱人等身穿绫缎，市井光棍之流袜缘锦绣，工匠任意织作，殊不畏惮。嘉万之时，江南民众穿用华彩衣服者甚众，尽管官府禁令屡下，奢僭之风已积弊日久，难以革除，引发了一些地区的丝绸畸形消费，为害民生，还会导致投机性生产，造成大量浪费。但也应看到其中的积极因素：首先，民众对高档丝绸的喜好促进了民间丝织水平的提高，也推动了丝绸贸易的发展。其次，禁限失去效力，则意味着等级制度的松懈，正是在这种较为宽松的风气之下，丝绸蕴含的文化艺术才得以打破等级和地域的界限，广为传播。

三、交流与影响

丝绸的展示性、流动性极佳，丝绸纹彩可以随着人的活动而四处传播，影响其他的工艺美术门类。明代陶瓷纹样大半取自于丝绸，掐丝珐琅上的花卉效果类于织金妆花，“锦纹”作为一种地纹，时常出现在漆器、家具中，而从织成袍料的构图设计中，也能看到对器物装饰的借鉴。

清代丝织业继承明代格局，形成了苏州、杭州、江宁三织造。明代的补服制度也被清代沿用，仍为文禽武兽。清代的丝绸大体延续明代风格，又有极端的发展。金彩交织的妆花织物在清代演变成更为繁丽的“金宝地”，清代苏绣吸收了顾绣的针法及配色特点，丝绸吉祥图案的使用在清代也近乎泛滥。

明代前期的海外交流频繁，郑和下西洋途径亚非的三十多个国家，逐渐建立起明王朝和藩属国的稳定关系。藩属国的朝贡和明王朝的赏赐是官方贸易的一种形式，交流的物品中包括丰富的纺织品。藩属国舶来的基本是棉、麻、毛织物，而中国输出的几乎全部是丝绸。藩属国获得的丝绸，一部分用于满足内需，另一部分则作为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的物品，从而将中国的服饰式样和衣料传播到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丝绸不仅反映出时人的审美观念，还折射出社会制度、纺织科技、风俗习尚等，是物化了的时代精神。输出的丝织品总是受到当地的欢迎，在进入人们生活的时候，丝绸纹彩也必然传播着华夏文明。

主要创新性内容

第二章

1.据稀见古籍《南京工部执掌条例》，考证出南京供应机房的生产规模。

2.发现明代中央官府织造机构中一直未被学界关注的“诰敕堂”。

第三章

3.对学界存在争议的丝绸品种“改机”和起绒丝织物做了深入考证，辨明讹误，完善研究。指出“改机”为线䌷，并非双层锦或彩缎等，出现时间也并非学界所认定的“弘治间”。结合《宋氏家规部》、《先潭文献》、《豳风广义》的史料，可确定改机的织物品种、质料厚度、常见用途等。据《明实录》记载，改机最晚在景泰年间已经在官府织造机构大量生产。

4.对绒织物做了分类梳理，辨明羊绒、倭缎、剪绒、天鹅绒等品种，分别总结出所用原料、织物特点及用途。

5.以定陵出土的袍服图案比较台北故宫收藏的传世刻丝，引用《酌中志》所记明末宫廷四时袍服内容，确定原本断代为宋的刻丝《万寿图》实为明代的宫廷吉服补子。

第四章

6.归纳了明代丝绸饰金的种类及特点，分析织金丝绸风格演变及原因。

7.对顾绣发展进行分期，考证各时期绣本来源与顾绣题材变化的关系，并由此分析顾绣兴衰的原因。

8.举例说明了明代夹缬丝绸与佛教的密切关系，发现数量众多的唐卡佛帘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第五章

9.梳理了丝绸服用禁限与僭越的现象，以蟒龙袍服为例，分析帝王特赐袍服的目的是笼络臣下、安抚外夷、维稳王朝，是“服蟒”风气盛行的根本原因。

10.分析了明代博古题材织绣的图案特点，结合明代雅集玩古题材绘画，指出文人阶层的“玩古”风尚是其流行原因。

11.以“绵羊太子”为例，梳理明末宫廷袍服上的吉祥纹样，指出宫眷内臣的世俗审美对宫廷袍服的影响。

12.以实例分析“专样专用”的织成袍料的构图特点，证明袍料的广泛使用是改变明代丝绸图案设计的关键因素。

后记

这本书的原稿完成于是2016年4月，是我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书稿行将付梓之际，深感于多年来师长学友们对我的关怀，在此略作感言，以表谢意。

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求学的五年里，我的导师尚刚教授始终是我最景仰、最亲近的师长。2007年仲夏，初次聆听先生讲学，便被深深折服，激起我对学术的向往。寻来先生的著作细读，但见文字简洁精辟，寥寥数语，便把诸多信息梳理清楚。读完更是震惊——看似冷僻的古代工艺美术史研究，竟渊深海阔。

那些年，我唯一的梦想，就是跟随先生读书。

尚师治学严谨，尤恶史料乏弱，却妄断是非，对学生要求也颇为严格。先生每学期例行召集数场报告会，在读的硕博生都要做一次研究报告。旁听者针对报告中的问题，逐一发问，先生最后做点评。在密集的“板砖”之下，汇报者无不战战惶惶，甚至寝食难安。经过此般严格规范，学生们都恪守“有几分史料说几分话，有多少史料出多少活儿”的师训，老实读书、静心写作。

每逢例会收场，先生一定会请大家聚餐，席间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挨批的学生原是神色戚戚，此时，情绪又由阴转晴。在有张有弛的亲密气氛中读书，在追求真知中收获愉悦和满足，是我对读博生活最真切的记忆。

先生为学生批阅论文从不惜力，从字词增删、语气调整，到表述规范，一一改过。学生对比原文，反复品读，会大有收获，但先生必然极为苦累。这份对学生、对学术的责任感，令我由衷地敬佩。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各位老师的教诲与勉励，给了我很多勇气。陈池瑜、张夫也、张敢等诸位老师在本文开题、中期汇报、预答辩时提出不少建议；杨泓、齐东方、方晓风、任万平老师拨冗审阅本文并给予指点，在此一并致谢。感谢史论系陈彦姝老师、故宫博物院韩倩老师对我的诸多帮助。张健、张燕芬、张北霞、李骐芳、高宗帅等诸位同门与我分享资料、互通有无，让原本艰苦的研究工作变得温馨快乐。

本文获得了2016年清华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一等奖，有幸被清华大学出版社收入“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丛书”。感谢高翔飞、梁斐老师对书稿耐心细致的编审工作，帮助我解决了不少问题。由于不便排版，只得忍痛将原文后所附的明代出土丝绸的总表和古籍引文删去，待有合适的机会再做发表。

本文对前辈同仁们的研究成果多有借鉴，虽已在参考文献中注出，这里仍要向他们表示诚挚谢意。

深深感谢我的父母，他们一直以来的无私付出、全力支持，是我完成这段学业的动力。

熊瑛

2020年7月20日

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樱桃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