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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丨钱毅：梁思成与林徽因抗战期间在昆明的建筑活动
1938年至1941年的抗日战争期间，梁思成、林徽因以昆明为基地，率领中国营造学社继续中国古建筑调查与研究工作，同时完成了云南大学映秋院、昆明市郊龙泉镇自宅等几处建筑设计实践。北方工业大学钱毅副教授为《建筑史学刊》2021年第2期撰写《梁思成与林徽因抗战期间在昆明的建筑活动》一文，通过丰富的文献资料与现场调研，梳理了梁思成、林徽因与营造学社同仁在此期间进行的中国传统建筑研究和建筑设计探索。并特别指出其对传统民居、地方特色以及如何在中国当代与未来建筑设计中借鉴地方建筑特征的关注。这一研究对系统认识梁思成、林徽因的建筑史学术思想和建筑设计思想具有新的价值和意义。
Liang and lin
梁思成与林徽因抗战期间
在昆明的建筑活动
钱 毅
Liang Sicheng’s and Lin Huiyin’s Architectural Activities in
Kunming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图1 梁思成、林徽因在昆明工作、生活相关地点示意图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此时的梁思成、林徽因正和莫宗江、纪玉堂等人在山西调查古建筑，正是在这次考察中，他们意外发现了佛光寺唐代遗构。7月12日，获知“卢沟桥事变”在北平爆发，梁思成与林徽因返回北平，之后赴天津，安顿了营造学社的资料后，全家开始踏上流亡的旅途。
梁思成、林徽因一家一路上历经艰险，于1938年1月中旬辗转抵达昆明。初到昆明住在城南巡津街 9 号被称为“止园”的一户黄姓军官的房子里，梁、林一家共使用这处住宅的三个房间。当年的巡津街，在昆明南城的新商埠，街边混杂着受法国风格影响的近代小住宅和具有本地传统风格的民居。巡津街 9 号，据说位置在巡津街与铁皮巷口的交叉口处（图 2～图 4）。
图2 1966 年的巡津街地段基本保持着抗战时期面貌，巡津街9号位于巡津街与铁皮巷的交汇处，推测在图中标示位置
图3 1982年的巡津街至金碧路方向街景，街边中华民国时期的历史建筑与院落尚存
图4 巡津街、铁皮巷路口西南侧现状，早已是多层的楼房建筑
经过几个月的颠沛流离，到昆明后，两人都深受疾病的困扰。梁思成因扁桃体发炎，年轻时车祸导致的背伤后遗症加重，加上吃药治疗副作用的影响，卧病在床长达近一年时间。林徽因的肺病也严重起来，来到位于高原的昆明后，缺氧的环境也给她的健康带来损害。林徽因1938 年春在给沈从文的信中写道，“……现在多半的人都最挂念我的身体。一个机构多方面受过损伤的身体实在用不着惦挂。”
1938年3月西南联合大学的师生陆续抵达昆明，许多梁、林在北京的故友也在其中。因此，巡津街9号宅园就像梁思成、林徽因在北平北总布胡同3号的家一样，也时常是高朋满座。张奚若、金岳霖等老友时常访问这里，但气氛与在北平的“太太的客厅”显然不同。金岳霖在给梁、林远在美国的好友费慰梅的信中回忆道，“她（指林徽因，笔者注）不再有很多机会滔滔不绝地讲话和说笑，因为在国家目前的状况下，实在没有多少可以讲的，也没有什么值得笑的。……实际上，我们多少有点心灰意冷。我们的心中藏着一些没有表现出来的思念、希望和焦虑，这些东西用不着表现出来，因为人人都知道他的存在，有一种暗潮汹涌，……。”除了在北平的那些学者朋友，梁家在来昆明的艰险路途中，在湖南晃县邂逅了一批年轻飞行学员，他们也是巡津街9号的常客。这时他们已经开始在空军服役，参加与日军的战斗。萧乾回忆：“那时，她家里的常客多是些年轻的飞行员。徽因就像往时谈论文学作品那样，充满激情地谈论着空军英雄们的事迹。”（图5～图8）
图5 林徽因在巡津街9号
图6 林徽因（半蹲者）与亲友在昆明巡津街9号（左起站立者为金岳霖、王彪夫人、空军军官黄栋权、汪同、何梅生）
图7 梁思成、林徽因与友人在昆明西山华亭寺（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孙、林徽因、梁再冰、金岳霖、吴有训、梁从诫）
图8 1938 年梁思成一家及友人在昆明西山杨家村民居中合影（前排左起林徽因、梁再冰、梁从诫、梁思成、周如枚、王蒂澂、周如雁；后排左起周培源、陈意、陈岱孙、金岳霖）
战争中物价不断飞涨，林徽因一段时间每周四次步行去城北的云南大学教授英文，补贴家用。同时梁、林二人还受人之托，“为那些‘卑鄙的富人和奸商’设计房子”。林徽因在给沈从文的信中写道：“虽然思成与我整天宣言我们愿意义务的替政府或其他公共机关效力，到了如今人家还是不找我们做正经事，现在所忙的仅是一些零碎的私人所委托的杂务，这种私人相委的事如果他们肯给我们一点实际的报酬，我们生活可以稍稍安定，挪点时候做些其他有价值的事也好。”
在昆明，林徽因写下《彼此》，鼓舞在战争年代迷惘的人们，也包括自己。“……现在一切都是这么彼此，这么共同，个别的情绪这么不相干。当前的艰苦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充满整一个民族，整一个时代！我们今天所叫做生活的，过后它便是历史。客观的无疑我们彼此所熟识的艰苦正在展开一个大时代。所以别忽略了我们现在彼此地点点头。且最好让我们共同酸甜的笑纹，有力地，坚韧地，横过历史。”
1938年梁思成关于赵州桥的两篇论文在《笔尖》（Pencil Point）杂志1月号和3月号发表。由美国寄来的杂志与外汇形式的稿酬给梁思成、林徽因带来了惊喜。
1938年5月起，受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邀请，梁思成、林徽因承担了云南大学“映秋院”及“泽清堂”的设计任务。这两座建筑分别以云南大学董事长、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夫人顾映秋，以及龙云的女儿、卢汉将军夫人龙泽清两位捐建者名字命名。几乎在同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也代表西南联合大学聘请梁思成作为工程师，帮助设计学校简朴的新校舍。
随着营造学社的刘致平、陈明达、莫宗江、刘敦桢先后抵达昆明，以及获得中华基金会继续资助，中国营造学社得以恢复工作。1938年10月至1939年1月，梁思成养病期间，刘敦桢、莫宗江、陈明达调查了昆明市郊以及大理、丽江的古建筑、石刻及其他文物，刘致平参加了昆明市区及其近郊的调查。
这一系列工作，让梁思成、林徽因心中又燃起希望。他们的专业知识又有了用武之地，生活也逐渐有了物质保障。
由于昆明逐渐成为抗战中海外援华物资进入中国的重要枢纽，日军开始频频轰炸这座城市。出于安全原因，梁思成一家以及营造学社紧随由傅斯年任所长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由昆明市区搬去昆明北郊的龙泉镇。最初梁思成一家住在位于麦地村兴国庵内营造学社的驻地。1939年年中他们开始在棕皮营村建造自己的房舍，至1940年春建成。
1939年9月至1940年2月，身体状况略为康复的梁思成，与刘敦桢、莫宗江、陈明达一同调查了四川与西康的古建筑、石刻及其他文物。林徽因则留在龙泉镇，一边研究文献资料，整理调查成果，一边照顾家人，同时也处理着云南大学校舍等设计服务工作，以及在棕皮营建设自家住宅等事务。
居住在战争中的龙泉镇，昆明市郊的田园风景有时候会令学者们感受到久已忘却的美好（图9），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