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乌杨阙（中国三峡博物馆）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一楼大厅里，静静地耸立着一对汉代石阙，显眼又安详，它沉默无言，仿佛又有千言万语要诉说。作为这对汉阙现场考古发掘、保护、吊装运输的亲历者，每每经过，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默默地注视着它，思绪万千，感慨良多。光阴似箭，白驹过隙，20年前的经历就像昨天发生的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一、乌杨阙的 ...

乌杨阙（中国三峡博物馆）

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一楼大厅里，静静地耸立着一对汉代石阙，显眼又安详，它沉默无言，仿佛又有千言万语要诉说。作为这对汉阙现场考古发掘、保护、吊装运输的亲历者，每每经过，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默默地注视着它，思绪万千，感慨良多。光阴似箭，白驹过隙，20年前的经历就像昨天发生的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

一、乌杨阙的发现

乌杨，长江边上一个不起眼的小镇，坐落在离忠县县城约10公里的长江南岸。此地擅酿酒，以“乌杨白”沿江闻名。镇上有一个叫王洪祥的人，当年47岁，是原乌杨搬运站职工，业余时间采集草药补充生计，当地人都叫他“王草药”。王草药平时爱好民间文艺，喜欢谈古论今，评说历史掌故，在别人眼中似乎有些“神叨叨”。

2001年6月4日，洪水过后，王草药到离镇子不远的“老峡嘴”采集草药。忽然发现在泥土中有一大段刻有怪兽图案的石头，他呆住了——这是不是大禹治水从天上掉下来的镇妖石？来不及多想，他急匆匆赶回镇上，给忠县文管所打电话说发现了“大禹治水”的遗物。

正是这一通电话唤醒了沉睡千年的乌杨阙。

时任忠县文管所副所长曾先龙接到电话后，一开始觉得这是天方夜谭，大禹治水只是一种传说。然而，一种职业的责任心、使命感，让他还是决定去现场看看。来到王草药所说的地方，找到那块被洪水冲出来的石头。看到上面雕刻的图案，曾先龙顿时就激动起来。只见这块斜埋在泥土中，长约2米，宽1米多、厚近1米的长方形石头上，刻有一白虎图案。“汉阙！这是汉阙！”曾先龙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立马给时任重庆市文物考古所（以下简称市考古所，现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所长邹后曦打电话：“在忠县乌杨花灯坟墓群坡下的河边，发现了汉代石阙构件。” 邹后曦一听，也非常激动，因为曾先龙从事文物考古工作近30年，对汉阙颇有研究，他的判断应该可信。

阙构件散落情况

第二天一早，邹后曦就乘船赶到忠县，与曾先龙汇合后，两人又转乘小快艇赶到乌杨。看着被洪水冲刷后露出的一件件阙构件，邹后曦强压喜悦，一边用手刨开泥土，一边仔细地查看起来。

阙，古代建于门外两侧，可以登临远望。因“中央阙然为道”，故为阙。汉代建阙之风盛行，有城阙、宫室阙、祠庙阙、陵墓阙之分，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一般与当时社会的建筑风貌和特征一致。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汉代建筑已经荡然无存，汉代石阙就是我国现存的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地面建筑，显得尤为珍贵，到目前为止，全国也仅发现31处，堪称珍稀。

经邹后曦、曾先龙二人实地调查核实，确认在乌杨镇发现的石刻为汉代石阙构件后，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忠县文化局（以下简称县文化局）迅速向重庆市文化局提交关于抢救珍贵文物的紧急报告。重庆市文化局三峡文物保护公室（以下简称重庆市三峡办）立即决定：鉴于石阙构件出露地点受周边往来行人频繁，采石场、深水港建设、夏季洪水泛滥的影响，必须尽快对阙构件所在区域进行抢救性发掘，并责成市考古所开展抢救性考古工作，忠县文管所积极配合。

二、抢救发掘

市考古所接受任务后，立即组建忠县乌杨阙考古工作队（以下简称乌杨考古队）。当时，市考古所主要业务骨干均在北京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研究生课程进修班脱产学习，队伍组建一时遇到了小麻烦。时间不等人、洪水不等人，市考古所决定由所长邹后曦亲自挂帅，担任项目发掘领队，曾先龙任执行领队，从巫山县大溪遗址考古工地抽调文物保护专家张光敏，技术人员王胜利、杨晓红，与忠县文管所周忠、陶磊、冉从梅、曾燕等业务人员组成考古队，赴乌杨开展前期调查、发掘工作。

2001年6月11日，邹后曦、曾先龙率考古队一行到达乌杨。在安顿好后勤工作后，立刻着手制定汉阙抢救性保护方案。一是对汉阙构件实施抢救性发掘，确保阙构件无遗漏；二是对发掘出土的汉阙构件及时清理、包装，力争在洪水来临前运输到安全的地方；三是对汉阙所在的花灯坟墓群进行全面调查，为后续阙基址和花灯坟墓群的发掘做准备。

任务明确后，乌杨考古队立即对发现汉阙地点和周边环境进行全面调查，首先从乌杨镇汉阙所在的花灯坟墓群开始。

花灯坟紧邻乌杨场镇，与婉蜒起伏的十几个小山梁连成一个整体，沿长江一字排开。1978年花灯坟墓群首次被发现，在此处建家具厂时发现十余座汉代砖室墓，忠县文管所进行了抢救性清理；1991年该墓群作为三峡水库淹没区地下文物二类遗址上报；1994年3—4月北京大学考古系对该墓群做了初步调查勘探工作，并在此发掘西汉土坑墓1座，东汉砖室墓2座，出土各类文物50余件。在墓区内新发现4座大型土冢，从地形、地貌观察土冢应为人工堆筑的大型汉墓的封土，北大从而认为“花灯坟墓群所在的将军村，传说为三国时蜀国名将严颜故里。这几座大土冢有可能是严氏家族的墓群，有重要的发掘研究价值。”三峡工程文物保护规划将花灯坟墓群定为最重要的A级发掘点。

自花灯坟眺望，长江从远处流来，在此转弯，向着忠县县城流去。江中心塘土坝，则是史载建有蜀汉严颜墓祠的“唐土州”。东面隔挑水沟与瓦厂包墓地相邻，与将军村墓地遥遥相望。脚下的花灯坟地里田间种满小麦、胡豆， 4个小土包（土冢）特别显眼。调查中随处都可以发现汉墓迹象，农民猪圈、铺设的田间小路也用了许多汉代墓砖。

花灯坟北坡向江边陡斜，与裸露的黄砂岩质河床相连，有明显的滑坡迹象。汉阙构件散落区域就位于其北坡坡脚，小地“老峡嘴”的河滩地上。“老峡嘴”东西长约80米、南北宽约50米，地表杂草丛中出露大大小小汉阙构件5块。

通过一周的考古调查，考古队得出初步结论：山体滑坡移动了汉代石阙的位置，原阙址可能位于河床与花灯坟相连的山坡断崖之上；汉阙与花灯坟墓地可能存在直接联系，为墓阙的可能性较大。

6月25日，对汉阙构件的发掘工作正式开始。汉阙构件散落地带属于长江历年洪水淤积、山体滑坡次生堆积区域，土石混杂，无法用洛阳铲进行勘探，加之散落的范围较大，只能采用探沟发掘，待发现构件后再扩方的方式。探沟究竟怎样布设才合理？按田野考古规程，应尽可能正方向（南北向），但考虑到汉阙与花灯坟汉墓群的关系，阙基址可能出现的位置以及阙构件散落的区域，最终选择与构件出露区域上方的山坡断崖垂直方向，布设2X30米探沟16条。

发掘工地全景

发掘工作正值盛夏，乌杨的太阳真“毒”。考古现场光秃秃、白花花，没有一丝遮挡。白天考古队员顶着烈日，汗水一个劲的往外涌，一不注意钻进眼睛火辣辣的，一阵刺痛，脸晒肿了，皮肤开始掉皮。下班回到驻地也不好受。中午，房间热得像个大蒸笼，根本无法进入，大家只好在房子过道的通风处，或头靠着墙或手撑着头，歪来倒去的休息一会。晚上犯困了，要想好好睡一觉，就得等太阳下山后，到屋顶上早早泼上几盆凉水，待地气退去后，再摊上竹席，躺着身子、数着满天星斗，渐渐入睡。镇上时不时的停电停水，简直让人崩溃。全身汗腻、灰尘，不冲洗冲洗，根本无法忍受。男同志还好办，可以到河边随便洗洗，但女同志就麻烦了，只得走到两里外的山泉处简单洗洗，尽管回来后又会是一身汗。休息不好，胃口就不好，队员们就像晒焉的茄子，一个个没精打采。尽管如此，大家仍然在坚守，早出晚归，夜以继日，哪怕是40多度的高温，发掘工作也未停止。大家明白，一旦连续下暴雨，江水上涨就会淹没石阙，他们是真正在与时间赛跑。

令人欣慰的是考古发掘也算是“开门大吉”，很快便出土了一些重要的阙体构件。进入7月中旬，江水突然暴涨，洪水几度漫进了发掘区，抽水—发掘—再抽水—再发掘，考古工作变得断断续续。8月中旬，工地彻底被江水淹没，考古发掘被迫中断。

9月下旬，洪水完全退去，发掘工作得以重启。此时的发掘工地，被无情的洪水冲刷得目不忍睹：探沟发生垮塌、积满了水；之前出土的汉阙构件被淤泥重新掩埋；包装构件的材料被冲得七零八落，根本无法再用。一切又得从头开始，队员们难免有些沮丧。

发掘工作中，曾先龙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忠县有个别同志在不了解具体情况下，误认为曾先龙带头发掘，想把汉阙构件拉到重庆，是典型的“吃里扒外”，是忠县的“叛徒”，甚至出现忠县有关单位在未通知考古队的情况下，趁着雨天悄悄从工地现场偷运阙构件至忠县的事情。

12月中旬，北京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终于结束，为了充实乌杨阙保护的力量，同时减轻曾先龙承受的压力，市考古所决定增派我到乌杨，主持考古工地的文物保护工作。

12月22日，我和袁东山（时任市考古所考古队队长）赶赴忠县。23日上午，我们与忠县文管所进行工作对接，明确当前乌杨阙考古的主要任务：继续加大考古发掘面积，确保汉阙构件无遗漏。同步开展出土阙构件的包装和运输准备工作，避免构件再次被淹。同时转达了市文化局对考古发掘结束后，汉阙构件运往重庆保存的意见。

当天，我和曾先龙赴乌杨，正式启动乌杨阙第二阶段的考古工作。为确保汉阙构件无遗漏，在原发掘区的下方，新增加探沟6条、探方5个。

直至2002年1月24日，历时8个月，阙构件散落区域的田野发掘工作才全面结束。此次工作，共发掘出土包含主阙阙基、阙身、枋子层、扁石、阙顶、脊饰，子阙身、顶等石阙构件16件。

出土左阙主阙顶

除阙基外，其余阙构件皆有一些题材不同，表现技法有别的雕刻。雕刻内容主要分为仿木结构建筑雕刻、生产生活画面、神灵异兽图案三大类。仿木构建筑雕刻集中于阙的楼部、顶盖，阙顶上雕饰有“屋脊”“屋檐”“椽子”“金瓜”“连檐瓦当”，枋子层上刻有“枋柱”“枋头”等，这类雕刻对无一幸存的汉代木构建筑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生产生活画面有“狩猎图”“习武图”“送行图”“雄鹰叼羊”“蛇衔鼠”等图案，集中在枋子层上，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生活场景；神灵异兽主要雕饰于阙身，主阙身上线条流畅，长达两米多的青龙、白虎，造型生动、面目狰狞的铺首图案，子阙身线条简洁的朱雀，展现了汉代雕刻艺术的神韵。

石阙构件上未发现有铭文，该阙文献上又从未有记载。按照惯例，根据出土地点将这次发现的汉阙命名为“乌杨阙”，乌杨阙就如此得名。

乌杨阙如此重要，它的原址在哪儿呢？

经过反复的调查钻探，考古工作人员确信，花灯坟墓群枞树包墓地与阙体散落区之间约120米大型滑坡形成的凹槽，即是墓地和石阙的中轴线，阙址应该就在这条中轴线上。

2002年3至4月，市考古所在阙址可能分布的区域开始进行发掘。首先，采用拉探沟的方式分段进行试掘，结果令人失望——探沟深度达到3—5米时遇到了基岩，基岩上覆盖的土层全部是明清以后滑坡形成的。这说明早期地层堆积和遗迹已经被滑坡彻底破坏了。

工作人员仍然抱有一线希望，泥土滑坡可以破坏文化层，但对岩体的破坏是有限的，如果阙址直接建在基岩之上，还是可以发现的。正是这个假设，支持了后面的发掘。我们对枞树包墓地与阙体散落区中轴线北端（面向长江），靠近断崖地势相对平缓开阔的区域进行整体发掘，最终揭露出一段较平整基岩，在基岩面清理出二处与汉阙有密切联系的遗迹：东西两侧各有一个人工錾凿而成的长方形平台（平台中心距约13米），其大小与阙基规格基本相同。平台内岩面非常平整，清晰地保存着重物滑动时对岩面形成的擦痕。根据这一迹象以及阙构件散落位置判断，东、西两个平台应分别为右阙、左阙的基址。基址前缘出现的局部断裂、沉降迹象，正好说明了乌杨阙垮塌的原因。两阙址之间可见一条宽4～6米的长条形神道遗迹，向东直指枞树包墓地。

阙址

三、现场保护

在对汉阙构件、阙基址进行抢救性发掘的同时，阙构件的包装工作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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