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商丘考古钩沉杨育彬一、引言　　商丘为豫东的门户，位于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亦在黄河中游中原文化区、黄河下游海岱文化区、长江下游宁镇文化区之间。自遥远的古代起，就有人类在这里居住。20世纪30年代，考古的前辈们就调查发掘了商丘地区永城县的造律台、黑孤堆、曹桥三处古文化遗址，出土了一批龙山文化遗物。主持发掘的李景聃先生指出：“在豫东商永一 ...

商丘考古钩沉

杨育彬

一、引言

　　商丘为豫东的门户，位于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亦在黄河中游中原文化区、黄河下游海岱文化区、长江下游宁镇文化区之间。自遥远的古代起，就有人类在这里居住。20世纪30年代，考古的前辈们就调查发掘了商丘地区永城县的造律台、黑孤堆、曹桥三处古文化遗址，出土了一批龙山文化遗物。主持发掘的李景聃先生指出：“在豫东商永一带河患淤没、沙田弥漫的地段里，找到了这样的遗址，至少在龙山文化分布的链锁上给寻出了一个重要的脱落了的一环……在龙山文化的传播上，淮河流域尤其是河南的东南，安徽的西北，是一个很重要的联系，这一带必有更大的遗址可寻，说不定殷商文化前身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这就有待于考古界的努力了。”[1]这是商丘地区第一次的考古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商丘一带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陆续开展，发现了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遗址，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文化和先商文化遗址，以及商周和汉唐的遗址。据1984年全国第二次文物大普查资料，商丘所辖的县（市）、区中，共发现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古石刻以及近现代重要史迹等不可移动的文物点1000多处[2]。而近年开展的全国第三次文物大普查工作，商丘发现的不可移动点则更多。其中包括商丘古宋城，永城芒砀山西汉梁国陵墓，横贯商丘全境的隋唐大运河遗址，商丘明清归德府城等。有一些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有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而隋唐大运河遗址更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成就了商丘这座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城。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古老的商文化和光彩夺目的汉文化了。

　　

二、商丘——商文化的源头

　　商文化，包括商灭夏前的先商文化和灭夏后的商王朝文化，商代是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时期，代表了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及早期发展进程中，从初级的方国文明进入了高一级的王国文明。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艺术各个领域，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商族是个古老的部族，并有图腾的神话传说，《诗·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图腾玄鸟，有人说是燕子，有人说是凤凰，也有可能是古代朱雀之所本，流传了几千年。永城柿园西汉墓内大幅壁画中的朱雀，也许就是玄鸟之传承[3]。

　　商的始祖名契。《史记·殷本纪》中说：“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封于商，赐姓子氏。”《左传》襄公九年，宋灾，答晋侯问，曰：“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相是商始祖契之孙，《史记》集解、索隐均谓“是始封商也”。《史记·殷本纪》：“汤始居亳，从先王居。”集解引皇甫谧曰：“梁国谷熟为南亳，即汤都也。”正义称：“商丘，宋州也。汤即位，都南亳，后徙西亳也。”“河南偃师为西亳。”文献又记载，商族是个经常迁徙的部族。“自契至汤八迁。”这八迁中不少是在商丘附近。由上述可知，从商的先公始封到商汤灭夏之前，商一直在商丘附近，也包括在鲁西南和豫北、冀南的范围内活动。

　　商丘是商文化的古都：汤灭夏前所居的亳应该在这里，扩大一些说应该在东方。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罗琨先生和张永山先生通过文献和甲骨文进行过一番考证，认为汤始居亳应该在东方[4]。北京大学孙淼先生又提出：“商汤灭夏以前的那个亳，未有定论，位置大致在商王朝的东部偏北。”[5]北京大学的李零先生曾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做题为《三代考古的历史断想》学术报告，讲到北方黄河流域而言，在北纬34～35度一线，即今曲阜、商丘、郑州、洛阳、西安、宝鸡、天水一线，可称为三代王都线（历代王都也多集中在这条线上）。可分为三大板块：周秦之域在西，称之为周板块；夏、晋、东周之域在中，称之为夏板块；商及宋、卫、齐、鲁之域在东，称之为商板块。这或可说明商在东方，源于商丘。

　　此外，《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当国。管、蔡疑之，乃与武庚作乱……周公既承成王命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开代殷后，奉其先祀……国于宋。”也就是说，武王克商之后，武庚等作乱被诛，封微子到商丘建立宋国，以续商祀。商丘原本就是商之老家，这实际上有叶落归根之意。就像在河南淅川丹江库区的下寺、和尚岭及徐家岭一带，发掘出大量春秋楚国高级贵族的墓葬，这也是魂归故里。虽然那时楚国都城在湖北江陵的郢地，但楚源于淅川，其早期都城丹阳就在淅川境内，因此有些楚国高级贵族死后就回葬故地。这又从一个侧面说明商源于商丘。

图一商丘出土先商文化青铜爵

图二永城梁孝王墓平、剖面图

　　商代属于青铜器时代，是以生产和使用青铜工具、兵器及容器为其标志的。20世纪60年代，商丘地区出土一件青铜爵，现藏天津历史博物馆。通高19.7厘米，流尾长17厘米。窄长流，尖尾，流口间无柱，束腰，平底，器身上腹较长，下腹外鼓呈覆盂形。器侧有八字形大鋬，鋬有长条形镂孔，下腹有等距对称的4个镂孔。器底有3个锥状尖足，略向外移。该爵与二里头文化夏代晚期青铜爵相似，又有自己的特点，可视为先商文化之物，有重大学术价值[6](图一)。

　　近年，在豫东柘城李庄龙山文化晚期遗址，发掘出东西相连的5间房基，在房基南30米处有略呈圆形的大型祭祀坑，坑内置9条整牛和1个鹿头，有的牛已被肢解。商代先祖与牛的关系之密切是其他朝代的祖先所没有的，用牛(大牢)祭祀是其最大的特点。这一坑9牛表明祭祀者和被祭祀者都很重要，这在其他龙山文化遗址中未曾见过，这表明豫东龙山文化的一支与其他地方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或岳石文化发展的同时，在这里发展为先商文化，成为殷商文明的前身。这就是李庄龙山文化遗址重要性之所在[7]。

　　商灭夏，其势力由“七十里为政于天下”到“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从“始伐于葛”到“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发轫于商丘的商文化，随着商王朝的建立而传向全国。从考古发现看，有距今3600年商汤所建之亳都偃师商城，有距今3500年商王仲丁所迀之隞都郑州商城，有距今3300年商王盘庚所迁之殷都安阳殷墟。此外还有焦作府城村商城、山西垣曲商城和东夏冯商城、湖北武汉盘龙城商城，以及山东济南大辛庄和益都苏埠屯、江西吴城、四川广汉三星堆等方国都邑或军事重镇。与此同时，更有遍布各地的商代遗址和墓葬群，仅在河南就发现700余处，在山东有400多处。当我们看到光辉灿烂的商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时，不能忘记河南商丘是商文化的源头。

　　

三、芒砀山梁国王陵——汉文化的高峰

　　商丘永城芒砀山梁国王陵的发掘是商丘考古的一大亮点，代表了商丘历史的又一辉煌。在芒砀山周边2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除了主峰芒砀山及其北面的磨山之外，其余各个山头均发现有大型陵墓，共有8处14座。大致可分为保安山陵区、僖山陵区和夫子山陵区等。陵墓形制为大型双墓道多室崖洞墓、大型单墓道多室崖洞墓或大型单墓道竖穴石室墓。墓顶均有巨大封土，墓室结构复杂，规模宏大。1978年以来，陆续在这里进行调查和发掘，先后清理了保安山1号墓、僖山墓、柿园墓和保安山2号墓等多座梁国王室陵墓。其中保安山1号墓即著名的梁孝王墓，许多历史文献均有记载，“斩山作郭，穿石为藏”。该墓全长90米，最宽处30余米，高4米。由墓道、车马室、甬道、主室、回廊、排水设施等组成。墓内面积700平方米，虽早年被盗掘一空，但墓室气势恢宏，形制和结构复杂多变，令人惊叹[8]（图二）。

　　梁孝王墓北200米处有保安山2号墓，从出土的“梁后园”铜印等文物推断墓主人应是梁孝王配偶李后。这是一座开凿在山岩之中的特大型崖洞墓，由2个墓道、3个甬道、前庭、前室、后室、34个侧室及回廊、隧道、排水设施、灯龛等组成。东西全长210.5米，南北最宽处72.6米，墓内最高处4.4米，总面积约1600多平方米，容积达6500余立方米。这是我国迄今所见西汉诸侯国中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的陵墓，其规模超过了梁孝王墓，也超过了河北满城的中山王墓、山东曲阜的鲁王墓、江苏徐州的楚王墓等。其墓道、甬道、前庭及各侧室门道均用巨型塞石封堵，每块塞石重1吨左右，已清理出近3000块，若按未盗掘前计算，约有6000块左右，仅此一项就十分惊人[9]。

　　与此同时，在保安山还发现陵园遗址，南北长900米，东西宽750米，周边有夯土墙环绕。陵园内有梁孝王墓、李后墓和许多陪葬墓。此外，陵园内还发现有梁孝王的寝园遗址，位于梁孝王墓东侧，为长方形，南北长110米，东西宽60米。包括围墙、寝殿、堂、室、回廊、院落、石台阶、排水道等，完全体现了前朝后寝制度。而后寝部分又可分为前堂后室。梁孝王寝园内还出土有一些模印有篆体“孝园”2字的简瓦(图三)和一些花纹圆瓦当[10]。

　　西汉自景帝开始，在帝陵、后陵均筑有陵园，这应是宫城的缩影。西汉早期的寝园就在陵园内，位于陵墓的附近，应属于陵墓的主要礼制建筑，又称“陵寝”。寝园主要用于祭祀，亦即所谓侍奉墓主人灵魂日常起居之处所。西安汉宣帝刘询的杜陵，就发掘出保存较好的陵园遗址。而永城芒砀山梁孝王寝园虽然比不上西安诸帝陵，但在诸侯国王陵寝园中，却是规模最大、保存较好的一处。

　　在保安山2号墓即李后墓的塞石上，发现多达1万多个刻字，加上其他陵墓内发现的刻字，不可胜数。其中有塞石的序号刻字，如“第五十八”为自下而上“第八”层，自西而东“第五十八”号。有塞石尺度刻字，表示长度的有“长”“广”“厚”，表示面积的有“方”，表示尺度单位的有“尺”“寸”。有干支记时刻字，如“甲辰”“癸卯”“癸亥”“丙寅”“戊子”等记日文字，有“四月丙辰”“十二月丙寅”等干支记月和记日文字。有崖工名字刻字，如“佐崖工禄”“佐崖工偃”“何徒王”等。有宫室方位刻字如“东宫东南旁第三一”“西宫西南旁第三五”“西宫西南旁第三二”“西宫西南旁第一二”等(图四)。墓内一些地方还有朱书文字，有干支记时，有墓葬部分尺度，还有一些在塞石上的序号等[11](图五)。

图三梁孝王寝园出土“孝园”筒瓦文字（拓片）

图四保安山2号墓塞石上宫室方位刻字（拓片）

图五保安山2号墓朱书文字（摹本）

　　上述塞石的刻字，有的端正大方，有的凝重浑朴，有的字大盈尺，显得粗犷豪放。而朱书文字由于是书写的，要比塞石刻字更规整流畅。汉代文字流传至今的有汉简等书写文字，有汉碑、汉石经等石刻文字，有汉代刑徒墓砖上的砖铭等。而芒砀山西汉梁国陵墓的塞石刻文，均出自普通工匠之手，数量很多，也是西汉石刻文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塞石刻文和朱书文字除对建筑考古学、历法、尺度等历史考古研究不可或缺之外，对古代书法艺术和古文字学研究的重要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的。

　　柿园汉墓是大型单墓道多室崖洞墓，其结构由墓道、甬道、主室和8个侧室组成，全长95.7米，最宽处13.5米，高3.1米，总面积384平方米，总容积1738立方米。发掘者推测墓主人可能是梁孝王之子梁共王刘买。墓内有2500多块塞石，有陶俑、车马饰等大量文物出土，还有铜钱200多万枚，重达5.5吨。更引人注目的是，主室墓顶和两侧石壁上，有大面积的龙、虎、朱雀、怪兽及云气的壁画，这可能是“四神”壁画最早的雏形，色彩鲜艳，线条流畅，整个画面栩栩如生，实为罕见的瑰宝[12]。

　　发掘的僖山1号墓和2号墓，为规模较小的石室墓，那里应该是西汉晚期梁国的一位诸侯王墓及王后墓。梁国越分越小，国势已经大衰，但僖山1号墓和2号墓内，仍出土了一大批精美的玉器和可以复原的金镂玉衣，堪称弥足珍贵，再现了昔日的辉煌。

　　梁国是西汉众多刘姓诸侯国中疆域大、实力强者之一，梁孝王刘武是汉文帝和窦太后之子，汉景帝之弟。《史记·梁孝王世家》载：“（梁）为大国，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皆多大县。”“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数十万，而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梁国在镇压吴楚七国之乱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梁孝王城守睢阳，而使韩安国、张羽等为大将军，以距吴楚。吴楚以梁为限，不敢过而西，与太尉亚夫等相距三月。吴楚破，而梁所破杀虏略与汉中分。”从上述文献记载，再结合考古发现，包括巨大王陵的建造和大量随葬品的出土，可以看出梁国的冶铁技术先进，青铜器铸造精良，经济发展繁荣，军事实力强大，文化积淀深厚。梁国是西汉时期最富庶的地区之一。梁国是汉文化向东、向东南传播的桥头堡。芒砀山梁国王陵代表了博大精深的汉文化的高峰。

　　

四、余论

　　商丘地区正处在东西南北多种文化交会、碰撞、渗透、融合、影响及分界的十字路口，多年来商丘考古工作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二里头文化、殷商文化、两周文化、两汉文化……均有可喜的考古发现，已经建立了6000年以来的考古学编年框架。

　　由于历史上黄河频繁改道、决溢和泛滥，完全改变了商丘一带的自然地貌和景观，把古代的文化遗存深深掩埋在现今的地面之下。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因商丘挖河工程，笔者曾和一些同志到工地进行考古调查，在距地表8～9米深处，还堆积着汉唐遗物，但要想找到商周和新石器时代的遗存是很困难的。近几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美国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组成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在商丘找到了东周宋国都城遗址，距地表一般在11.5～12米[13]。在这样的条件下，商丘取得的考古成就真是来之不易。

　　未来的商丘考古，将是困难与机遇并存，其前景是十分光明的。如果能采用传统的考古方法和新的科技手段，揭开层层的堆积，找出历史的本来面目，将会取得突破性进展。就像张光直先生和张长寿先生预期的那样：“下一步的工作一方面是从龙山文化向下走，走到殷商文明的巅峰，另一方面从宋城往上推，一直推到岳石和龙山文化。在推的过程中也就将早商和先商给挤出来了。”[14]与此同时，也期望商丘能在其他考古学文化中有更多的发现与研究成果，推动河南从文物大省向文物强省迈进。

　　

　　注释：

　　[1]李景聃：《豫东商丘永城调查及造律台、黑孤堆、曹桥三处小发掘》，《中国考古学报·第二册》，1947年03期。

　　[2]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

　　[3][8][12]河南省商丘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芒砀山西汉梁国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4]A.罗琨：《殷墟卜辞中的亳——兼说汤始居亳》，《九州·第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B.罗琨：《“汤始居亳”再探讨》，《夏商周文明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C.张永山：《卜辞诸亳考辨出土文献研究·第三辑》，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5]《郑州商都3600年学术座谈会专家发言摘要》，《光明日报》2003，12-11。

　　[6]A.天津市文化局文物组：《天津市新收集的商周青铜器文物》，1964年。B.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夏商（1）》，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

　　[7][14]张长寿、张光直：《河南商丘殷商文明调查发掘初步报告》，《考古》，1997年04期。

　　[9][10][1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城西汉梁国王陵与寝园》，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美国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中美联合考古队：《河南商丘县东周城址勘查简报》，《考古》1998年02期。

　　（作者单位：河南省文物研究院）

　　原载《黄河·黄土·黄种人(华夏文明)》 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