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中国的海域曾经十分辽阔，不仅控制着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和台湾以东的太平洋部分海区，而且长期拥有库页岛（今称萨哈林岛）周围的海域（包括鞑靼海域和鄂霍次克海）以及俄国锡霍特山脉东部沿岸的近海水域（今日本海西北部）。中国海域环绕亚洲大陆东南部，介于太平洋和欧亚大陆海岸之间，横跨北温带、亚热带和热带，自然条件相当复杂。依据地理位置和水文特征，地理学家自北向南、自小到大将中国海域分五个区域，依次是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和台湾以东的太平洋海区。2021年9月27日，“四海通达——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段）文物联展”在南越王博物院王墓展区开幕，参展的城市众多，展览在概述部分依照地理区位将其分为南海、东海、黄渤海等三个主要交流活跃区。

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主要节点城市及交流活跃区分布示意图

古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海洋文明最重要的载体，由古代航海国家伟大的航海实践、繁荣的货物贸易和广泛的人文交流在中国南海、东海、黄渤海海域构建起独特的时空网络，见证了无数居住在海岸线上的先民依托海洋走向世界的文明历程。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拥有着辽阔的海岸线和众多优良的港口，它始终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流活跃区，它们在物资、技术、人口、购买力等方面为跨板块的航行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支撑和保障，其所连接的区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所承载的商贸、文化、技术交流的核心地区。

“四海通达”展览现场

中国海域地理知识的开端是《山海经》一书。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山海经》成书非一时，作者非一人，经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校书时，才将有关山和海的记载合编在一起而成。《山海经》中依据方位将海神分为东海神、西海神、南海神和北海神，这虽与今天谈及中国各海域的范围不一一对应，但也有很大部分的重合。

秦汉时期，丰富的航海实践使中国海域地理学知识日渐丰富起来，人们不仅掌握了向东航行到扶桑（日本）、东鳀（琉球）、夷州（台湾）的航线，而且积累了从广东出发，前往越南、缅甸、印度和锡兰的航海知识，还间接与罗马帝国建立了商业和外交联系。中国人的视野已经扩大到太平洋西部、印度洋和地中海。汉代没有留下全国的地图，但已经有区域图。1973年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了一幅绘制在帛上的地图，区域相当于现在的湖南、湖北和广东三省。该图长宽各为0.96米，上南下北。主要绘出了该地域的江河形势，以及珠江的千川万壑来源和汇入大海的地理形势，河海的关系在地图上隐约可见。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对传说中海上神山和神仙非常迷信，不仅多次派遣徐福等方士携带童男童女和大量财宝前往海中探寻长生不老之术，而且多次亲自带领官兵前往东海、黄海和渤海沿岸巡视和狩猎，到处勒石纪念，为自己的统一事业歌功颂德。汉朝建立后，在政治上奉行黄老之治，与民休息，经过长时期的和平发展后，西汉经济有了长足发展。元丰二年（前109年），汉武帝派遣水军七千人乘坐楼船，会同陆路大军，占领朝鲜。这样，黄海两岸归在一个政权统治之下，经济与文化的来往日益密切。汉武帝对神山和神仙也同样痴迷，先后十次巡视东部沿海。

胡人俑陶灯座，东汉，广西合浦寮尾13b号墓出土，合浦县博物馆藏，“四海通达”展出文物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权频繁更代的时期。233年，吴国遣使前往朝鲜半岛联络高句丽王国。高句丽王因此派遣师团，向东吴“贡貂皮千枚，鹖鸡皮十具”。吴黄武五年（226年），孙权派出以从事朱应、中郎将康泰为首的外交使团出访东南亚各国。据记载，该使团在东南亚活动时间长达十余年之久。“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该使团回国后，朱应和康泰分别撰写了《扶南异物志》和《吴时外国传》，记载其使团活动经过及当地风物见闻。这两本书虽然现在失传，但是，其部分内容保存在《水经注》《艺文类聚》《通典》《太平御览》等书中。此外，阿拉伯国家历史记载：“中国的商船，从公元3世纪中叶开始向西，从广州到达槟榔屿，4世纪到达锡兰，5世纪到亚丁，终于在波斯及美索不达米亚独占商权。”另一位阿拉伯史学家马斯欧迪也说，“中国船只于5世纪航行至幼发拉底河的希拉城，与阿拉伯人进行贸易。”

玻璃碗，东晋，江苏南京仙鹤观6号墓出土，南京市博物总馆藏，“四海通达”展出文物

如果说上古时期由于航海技术条件的限制，人们对于海洋地理现象认识比较肤浅，需要借助神话和想象来阐释，那么到了中古时期，随着航海经验的积累和海洋认识的加深，海洋知识日渐丰富。

大致从唐代开始，人们对于海洋的认识体现在三个转变上：第一个转变是逐渐放弃了神话传说，人们开始客观地记录海洋地理和海洋信息；第二个转变是海洋探险的重点从渤海、黄海和东海，逐渐转向南海，尤其是对于经由南海到达的南洋国家，经过的岛屿和海况记载越来越翔实；第三个转变是由于指南针的使用，人们开始开辟深水海道，航线逐渐离开海岸，所经海域的里程记载日渐精确。总的来说，中国人在这一时期对于海洋地理的认识和探索尽管是缓慢的，却是独立地进行着，既没有受到欧洲、非洲国家的影响，也没有受到亚洲其他国家地理学的影响。

隋唐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由于全国海道、东亚的国际通道和南海通道均已开通，海上交通运输十分繁忙。除官方的贸易活动之外，民间的贸易更加频繁。唐朝时有很多新罗人定居在中国沿海港口和城镇。为了便于管理，当时官府专设新罗所，或称新罗坊、新罗馆，安置新罗的侨民。

此外，唐代的海上对外贸易活动事实上已经转移到了南方。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泉州和广州，每年迎来大批南亚和阿拉伯商人。据《苏莱曼游记》记载，当时在广州的阿拉伯人数达到10余万人。“广府河在距广府下游六日或七日行程的地方入中国海。从巴士拉、斯拉夫、阿曼、印度各城、阇婆格诸岛、占婆以及其他王国来的商船，满载着各国的货物逆流而上”，到达广州。正是由于西亚和南亚各国商人众多，贸易额巨大。唐高宗显庆六年（661年），朝廷在广州设立了第一个专门管理对外贸易的机构——市舶使。市舶使一般由宦官担任，有时也由节度使兼领。其主要职责是管理对外贸易，征收关税，并为宫廷采购奇珍异宝。为了管理的便利，在广州城设置“蕃坊”，专供外国人侨居，并设蕃坊司和蕃长，负责管理。其用意在于防止中国人和外国人杂居通婚，在于防止外国人在中国置办田地和宅基等不动产。

青瓷“和上”盆，唐，2018年广东广州越秀区解放中路安置房项目地块出土，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四海通达”展出文物

唐时，因来华海商“住唐”人数日渐增多，朝廷在广州城西划出特定区域让外国商人居住，史称“蕃坊”，大致范围为北至今中山六路、东至解放路、南至大德路、西至海珠路。北宋，广州拓建城池，形成“东、子、西”三城格局，蕃坊位于西城。2018-2019年，广州解放中路安置房项目工地出土了大量来自全国著名窑口的唐宋瓷器，部分文物带有鲜明的异域风格，是唐宋中西方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960年，北宋王朝建立，一直到北宋、南宋灭亡，宋朝廷并没有真正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前往西域的通道也始终未能纳入其管辖。这一时期，中国与外国的联系主要依赖海上交通。尤其是指南针的使用，使航海成为比较安全的活动，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唐代以前，丝绸是对外贸易的大宗商品。从宋代开始，陶瓷取而代之。中国的瓷器，从泉州港出发，经由南海、行销到南亚、西亚、北非，再转销到欧洲。由于对外贸易发展到了一定水平，两宋统治者吸收了前代市舶司设立的经验，加强了对外贸易的管理，陆续在沿海各重要港口设立了市舶司等机构。

两宋时期招徕外商，不仅仅是靠派遣使者，更主要的手段是实行优惠政策，热情接待外国商人，“广州自祖宗以来，兴置市舶，收课入倍于他路，每年发舶月份，支破官钱管设津遣。其蕃汉纲首、作头、梢工等人，各令以坐，无不得其欢心，非特营办课利，盖欲招徕外夷，以致柔远之意”。其他的政策还包括有对漂泊和损坏的蕃舶给予拯救和抚恤、保护外国商人合法权益以及奖励蕃商与纲首。纲首是指中外商船的船长，朝廷鼓励纲首招引各国商人来华贸易，有功者给予奖励，甚至给予官爵。绍兴六年（1136年），规定：“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货物累价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南宋末年，阿拉伯商人蒲寿庚因常年在华招商，曾被委任为泉州提举市舶司。

明州市舶司签发的公凭（复制件），原件北宋，宁波博物院藏，“四海通达”展出文物

总的来说，两宋时期的海上贸易政策是比较开放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海外贸易政策密不可分，带来了巨大的外贸收入。宋代市舶司制度，不仅增加了宋王朝的财政收入，而且拓展了中外贸易，增进了中外经济和文化交流。两宋的海外贸易政策比唐代更为有效，因此，中国与东亚日本、高丽、东南亚三佛齐，西亚的阿拉伯国家外贸联系明显加强。

及至元代，沿袭自宋代的市舶条例已不适应新的海贸管理现状。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开始着手制定新的市舶条例，至元三十年（1293年）终于修订成《整治市舶司勾当》22件，延祐元年（1314年），又进一步修订成市舶法则20条。宋元时期，开放的海洋政策，推动了中国海上贸易的发展。是时，形成了以中国商品、中国帆船和中国市场为依托的东亚和东南亚海上贸易网络，从而加速了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和文化联系，海上贸易的多元化也成为元代的一个特点。而元代制订的第一部完整和系统的海上贸易管理条例，则将对外贸易的管理提高到新的水平。

昆山州重建海宁禅寺碑拓片，元，太仓博物馆藏，“四海通达”展出文物

明朝统治时期，中国的农业、手工业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进一步活跃，开展海外贸易的物质基础更加雄厚。然而，明朝廷过高地估计了海道的威胁，长期实施海禁政策，试图切断中外之间的民间贸易。15-16世纪，欧洲人掌握了指南针等航海技术，发现了通往美洲的航路，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迅速发生变革。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纷纷沦为欧洲人的殖民地。中国与欧洲国家的贸易逐渐发生，民间走私贸易迅速扩大。面对海盗的冲击，面对西方殖民势力的挑战，朝廷被迫取消民间贸易禁令。但仍采用诸多行政措施加以限制，导致中国朝贡贸易体制处于不利地位，中国商船贸易范围不断萎缩。欧洲人在西太平洋和北印度洋的贸易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在这些海域的贸易优势逐渐丧失。清朝政府的海贸政策更趋保守，以至闭关锁国，中国的海贸发展陷入相对被动的境地，这期间虽然有数量不多的海关与十三行等机构仍在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中国传统的海贸模式已然走入夕阳末路。

十三行风景玻璃画，清晚期，广州十三行博物馆藏，“四海通达”展出文物